我是四川邻水县人，家里在县城开了个照相馆。我从小喜欢画画，初中毕业那年，1954年，我已经画了几百幅，我的美术老师认为我有天赋，专门带我到重庆报考美术学院附中。
附中看了我的作品，非常满意，老师高兴得很。
报考前，市教育局突然定了个“区域限制”——只有户口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拉萨五个城市的学生才能报考，我被排除了。
我人生路上遭遇的打击难以计数，这是第一个。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个“新社会”不自由。
老师垂头丧气，带我在市中区游荡。他安慰我说，他有个朋友在国泰电影院，找他商量把我的户口从邻水转过来，变成重庆人，明年再考。
在国泰电影院附近，我们看见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训练班招生，老师说，去考一下试试。
我在初中很活跃，经常上台表演，还会拉手风琴，但我一心想搞美术。老师再三劝我：去试一下嘛。
260个人报考，只收5个，我无心当演员，所以不紧张，初试、复试，一考就中！
我不去，招生的人不干，扣住我的学生证（报名时交给他的）。这个时候，老师和我身上都没钱了，没钱住店，老师要回去了。演训班非常热情地留我，保证供我吃住。
为了生存，我留了下来。
我这辈子，总是命运推着我走，我个人把握不住。
演员训练班偏偏设在美术学院内，勾得我心猿意马，我一边学表演，一边暗恋美术，有空就去看美院学生画画，现在的著名画家江碧波、马一平都是同我一块报考的，他们比我幸运，户口在“区域”内。
演训班学习两年，每周一个作品表演，连续四次不合格就要被淘汰，我完全可以主动被淘汰，改学美术，但那个时候的人很老实，我没想到可以钻这个空子，也没有人给我指路。
我1956年6月毕业，毕业演出一炮打响。《重庆日报》登载了我们的演出，剧评家王大虎（注：1957年被划为极右，1963年病逝）专门评论了我。那个时候，一上报受赞扬就算有了点名气。但是我不在乎，我心大得很，认为前面的世界宽广得很。
我分到话剧团不到一年，鸣放开始了，人们给当官的提了不少意见，什么任人唯亲、独断专行、耍干女儿——搞年轻女人，等等。我一看，哇，怎么这么污？！
这些事放到现在来看是小菜一碟，比如眼下当官的包二奶已经是普遍现象，但那个时候我对共产党很热爱，认为共产党先进、优秀，共产党内不应该有这种人。
我画了幅漫画《我所欲也》，指名点姓讽刺院长。我把他画成个罗汉，舒舒服服躺着，旁边有人给他打扇，有人给他挠痒，有人给他掏耳朵。院长则把一顶顶“党员”、“先进”、“优秀”的帽子赐给这些人。
这幅漫画我画得惟妙惟肖，充分展示了我的绘画才能，是我分到话剧团后的第一幅公开作品。
反右一开始，就把我划入反党小集团，成员有右派李正、范国瑞等。
但是没划我右派，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写检查，认错。我不干。他们前后找了我三次，问：“写不写？”“不写！”“写不写？”“不写！”“不写就划你右派！”“划就划，当右派有啥不得了！”
我那时还不到18岁，一个毛头小伙子。
1957年11月，划我右派，下放南桐农村劳动。
他们在我档案上把我出生年改为1937年，提前了两年，这样，我当右派年龄不会显得太小。
我并不害怕劳动，人年轻，力气好，又活泼，农民们都喜欢我，我1959年就摘了帽。
在当右派前，我有20来个朋友，每个月通一次信。当了右派，我主动给他们写信说我是右派了，今后不再往来。那几年，只有一个人不怕，坚持同我通信。
这个人叫王XX，是我邻水中学的同学。我在歌剧团时，她来报考，我给她手风琴伴奏，她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我到附中去看过她，她的同学说，哟，王XX耍了个帅小伙。她高兴得很。我当右派之后，她一直同我通信。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她寄来的，里面还装了两颗上海大白兔奶糖。
1960年，她附中毕业，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学校党委告诉她，必须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否则不准升音乐学院。她给我来了封信，问我怎么办。我没给她回信，直接给她学校的党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同王XX断绝了往来。从此我真的不再给她写信，后来我出去流浪了，她找不到我，给我哥哥写信，哥哥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们就此断了音讯，直到1976年。
我的麻烦主要出在长寿湖。
大跃进时，重庆市委的领导冒出个念头——把长寿湖搞得像西湖，渔场为此组织了一个美术组，要求从美术的角度把长寿湖设计得比西湖还美。右派中有的是美术人才，如四川美协的国画家杨鸿坤、岑学恭，西南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吕琳，四川美协漫画家高龙生等等。我是摘帽右派，被派去当副组长。
在美术组里，我同顶头上司苏X——渔场狮子滩区的书记——发生了矛盾。
这些画家都是半老头子，身体又不好，苏X认为，搞设计也得参加劳动，劳动改造思想雷打不动。我是副组长，为他们说话，同苏X发生争执。苏X骂我“你不要以为你摘了帽，告诉你，摘了帽也还是右派”！
紧接着，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到处死人，还搞啥“超西湖”？美术组撤销了。
1961年冬，有个小整风，传达了个文件，上面有毛泽东的一封信，专门针对农村一些干部的大吃大喝和克扣群众口粮，说这是国民党作风。我看见场部小食堂经常大吃大喝，管食堂的一个姓李的小个子，同我关系好，他告诉我一些内幕。我忍不住了，又像1957年鸣放一样站出来说话，写大字报，还把苏X调戏一个姓王的女娃娃的事抖出来。她是热带鱼研究所的，比我小一岁，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那个小整风转眼又变成整人！大吃大喝的人一点事没有，我又糟了。毛泽东这个人，真的，捉鬼放鬼都是他。
苏X不出面，找了一个叫顾XX的摘帽右派当打手。
5月份搞“双抢”——抢收、抢播，通宵达旦地干。一天晚上12点，我还有一块麦子没割完，准备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割，结果一坐下去就睡着了。苏X、顾XX借机惩罚我，把我一个人放到猪儿岛，三顿饭划船送来。那两个月我每天和泥巴、荒草、星星、月亮作伴，我的孤独性格就是在猪儿岛形成的，从那一年起到现在，我都特别能忍受孤独。
他们还强迫我干重活，不干完不准吃饭，1961年，每一口饭都是救命的粮。我发现他们是要置我于死命，便悄悄跑回剧院，要求领导调我到别的地方去劳教，长寿湖太黑暗了。
在剧院发现，1957年我讽刺过的一个秘书已经当了副院长，此人最善于吹牛拍马，媚上压下，我的请求自然不会有结果。
回到长寿湖，苏X说我逃跑。这次动手打，他不动手，顾XX也不动手，顾找了一些孤儿来打我。我又跑回剧院，强烈要求换地方。剧院答复：忍一忍，明年调我回剧院。
长寿湖认为我第二次逃跑，惩罚更重，这一次不打，而是把劳动量加大，大得我根本完不成，完不成就不准吃饭。每天晚上，田里只剩我一个人在干活。苏X、顾XX要把我逼死的意图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决定真地逃亡，等不到明年了，我很恐惧，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惧。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范国瑞、宋军涛，他们也明白，我不逃只有死路一条。但他们担心我跑不脱，范国瑞给了我几斤粮票，说：“你要是被抓回来，肯定吊起来打，你活得出来？”
在猪儿岛对面一个叫黄桷村的地方，住有几家农民，我同他们关系很好，我决定先到农民家躲几天，等追捕的人收兵了再逃。
农民很好，收容了我，不怕受牵连，我在一个姓刘的农民家躲了三天三夜。
1961年9月，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我偷偷摸摸溜出门，开始了长达半年，纵横十余个省的逃亡之路。
姓刘的农民怕我迷路，也怕我被抓，他半夜起身陪我上路，还给我烙了几个饼子，我泪水流出来。那个时候，回龙乡靠近垫江一带，一个村一个村的人饿死光，几个饼子比现在的几两金子还贵重！
我们不敢走大路，摸黑走小路。一路上月黑星稀，没有狗叫，更没有鸡鸣，四下一片死寂。横扫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借用毛泽东的诗，叫作“万户萧疏鬼唱歌”。从狮子滩到邻封镇短短七八里，就在我走的这条小路上，就看见三具尸体。尸体都倒卧在黄桷树下。川东地区，路口、垭口总有一棵黄桷树供行人歇凉休息，这几个人走到这里，坐下来休息，倒下去就断了气。我在黑夜中看见那几张枯干凹陷的脸，尤其是那白森森的牙齿，背脊阵阵发麻。我才22岁，已经感受到四周的世界像一个阴森森的大地狱。
平反后我把那天晚上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小说，本来要发表，批判白桦又撤下来，我拿给范国瑞等人看，他们看哭了。
在邻封，我同小刘分手，他叮嘱了我一番，一直目送我消失在黑夜中。
我走到长寿县城天才亮，我不敢直往重庆走，往反方向，坐船下涪陵。到了涪陵，一看也是满目萧条，我在江边一个烂棚棚里蹲了整整一天，然后从涪陵坐船到重庆。
在重庆我没有钱，又没有家，只得回邻水。我渡过嘉陵江，到江陵厂找到我一个朋友。他也没钱，给我几个馒头，我靠这几个馒头，走了两天才回到邻水。
老家只有一个哥哥，他因病没得到医治，瘫痪了，家中娃儿多，生活十分困难。我吃了一个月，实在不忍心再吃下去。我听人说，北大荒日子好过，不缺粮吃，于是我决定跑北大荒。
哥哥把祖传的一个照相机交给我，作为送别，那个年头一分别，还见不见得到，鬼都不晓得。
我到重庆后，把留在剧团的最后几件衣服拿到大阳沟卖了，买了张到北京的火车票。
在北京永定门下车后，身上钱光了。北京查得严，不好混车，北大荒还远，怎么办？
我在永定门转来转去，走投无路，没法，只得去找民政局。我老老实实说，重庆来的，要去北大荒。民政局把我当盲流收留，强制送我回重庆，我同一群盲流一起被送上火车。
到丰台时，我溜下车，钻出车站。在车站外我蹲在地上一筹莫展，逼迫痛下决心：卖相机！
我转来转去找买主，几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面前，不由分说把我抓进派出所。
“相机从哪儿偷的？说！”照相机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
“是祖传的，我父亲开照相馆”。
“祖传的？你是什么人？”
我老老实实交待，我是右派，活不下去了，想到北大荒。
他们一听说我是右派，不多问了，立马把我抓进看守所。
这一关就关了20多天。
放我出来时，派出所的人说，他们同剧团联系了，证实了我的身份，是右派，要押送我回重庆。
“相机呢？”我问。
“相机？你还想要相机？”
我不敢多说，怕又被关，相机就这样被他们吞了。
快到石家庄时，押送我的那个人下了车，他一走，我赶紧溜下车。打死我，我也不回重庆，不回长寿湖。
在石家庄车站，我遇到两个河北熟卢县的农民，他们是父子俩，倒腾点小生意。听说我的身世后，他们劝我不要到北大荒，跟他们去内蒙古，那边有粮食吃，人手缺，管得又不严，肯定能呆下来。我身上还有最后几块钱，他们叫我拿来买点杂货，比如大蒜，沿途倒卖，挣口饭吃。车票就不用买了，跟着他们，混。
我一无所有，不怕被骗，而且那个时候骗子少，人心不像现在这么坏。
我决定跟他们走。
从石家庄出发，经阳泉、榆次、太原、忻州、朔州、大同，一截一截的混车。这父子俩是混车老手，各个车站地形熟，我跟着他们翻围墙，钻栅栏，爬车厢，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如入无人之境，居然没被逮住一次。
到了内蒙，每过一个村子，他们都前前后后找人问：有个小伙子，愿意留下来干活，要不要？
每次答复都是：要是早来两个月，没问题，但现在中央刚刚下了文件，传达了，不准收留任何陌生人，尤其是没有证明的陌生人。
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县，没有一个地方敢收留我。这个政府威力大得很，内蒙这个偏远的地方都管得严严实实。
父子俩陪我走了一村又一村，没法了，他们要回家，问我怎么办？跟不跟他们回去？
人到了这个地步，心有些横了，血液里生出了些野性。我说，不回去，我再往草原深处走。
同父子俩分手，我有些感伤，素昧平生，他们尽了力帮我。
天，冷了，越来越冷，我穿得单薄，衣服早卖得精光。茫茫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很有些冲动。可惜，又冷又饿，骨子里那种绘画的艺术浪漫升华不起来。
我又混上火车——我已经很有“技术”——又到了北京。北京也冷，我坚持去看天安门，天安门在我心中很神圣。
那个天冷得很，寒风呼呼吹，我站在宽广气派的广场，哆哆嗦嗦。毛泽东的巨像挂在正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卑微得很，在这个地方没有立锥之地。
我也突然想到，我这种状况，不该往北大荒走，要流浪，也要往温暖的南方。
我主动找到收容所，这次我没说实话，更没说自己是右派，我告诉他们，我是湖南来的盲流。
在收容所住了几天，我同一大群盲流一起被送上南下的火车。整整一节罐罐车厢装满盲流，里面各色各样的人，还有大学生。我同他们交谈，个个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到了武汉，从车站转收容所，我又溜了——我想去看武汉长江大桥。大桥是“新中国”的骄傲，富强发达的象征，报纸、广播都这么说。来都来了，不看可惜。
我在武汉游荡了一天，饿着肚皮看大桥，那一天我只吃了一点糠饼，在大桥上，饿得口水直流。
当天晚上我在江边一个码头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扒火车混到了长沙。
我已经变“油”了，脸面、自尊顾不上了，在长沙我游荡了两天，实在讨不到东西吃，就又往收容所跑。车上的盲流曾经对我说过，云南比湖南好，不冷，容易找到吃的，所以，在长沙收容所我就说我是云南那边的人。长沙收容所没让我白吃饭，扎扎实实让我劳动了三天。然后，从长沙到衡阳，衡阳转桂林，桂林转柳州、柳州转贵阳，从收容所到收容所，免费“旅游”。记得在桂林时我特别动情，收容所在漓江边上，江水清得很，唤起我的美感，我很想去游漓江，那里是画画的好地方，可惜我腰无半文。
在收容所，我“表演”得很好，我受过专业训练，又演过话剧，一路上跟盲流学几句当地土话毫不困难，收容所根本没看出破绽。我的表演才能在一个个收容所里派上了用场。
在贵阳我遇到了一个人——河北寄县的农民郭道纯，这个名字刻骨铭心，至死不忘！
郭道纯家里饿死了人，他活不下去，打算跑到云南宣威修公路。他对我说，宣威修公路不要证明，吃饭没问题，还有工钱。
我一听来了精神，这个大中国只要哪里能收留我，给口饭吃，我就去！干活，再苦再累没问题。
我又从盲流队伍中偷跑出来，跟他混上去云南的火车。当时，铁路只修到安顺，再往前只有走路。
我们俩从安顺出发，跋山涉水，一路上全是大山，那些地方偏僻落后，人烟稀少，时值隆冬，山高坡陡，更是显得凄冷荒凉。不过，山上的农民还是有吃的，他们受“大跃进”的折腾小一些，没有遭到像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那样的整，日子比四川农民好过些。我们一路上向他们讨吃的，他们至少丢几个干包谷，我们在火上噼噼啪啪烤起吃。
这个时候，我身体垮了，发烧、流冷汗，不再感到饿，不想吃饭，连水都不想喝。我叫郭道纯走，别管我，他不干，扶着我歪歪倒倒走到水城。
我身上早就没钱了，他还有几块钱，去给我找来个中医。中医说，我是身体弱，气血亏，气候不适。
我不走了，郭道纯坚持要我走，他说：“宣威不远了，我扶你走。”
一出水城，哎哟，那个山大呀，又是爬坡！我的身体在长寿湖就磨损了，流浪四个月，没吃几顿饱饭，加上病，实在拖不起。郭道纯20来岁，劳动汉子，身体好，他又扶又拖，一天只能走20多里。
几天后，我们来到一个山溪边。这儿海拔2000多米，空气稀薄，我躺在地上，死鱼一样张着嘴。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大小便，汗也不出了，一滴都没有。郭道纯跑到山民家，为我熬包谷粥。我对他说，不费心了，我活不过去，我写封信，告诉家里我死在这儿了，你今后寄给我哥哥，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郭道纯说，“我晓得你这个病，有救。这条路我熟，前面有人家，坚持几天，我找人给你医。”
他几乎是背着我走，云贵高原，一望无际，冬风吹得呜呜响，那个声音像是哭丧。
我坚决不走了！我把信掏出来递给他。他不接，说：“除非你死了，我才会一个人走。”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表情，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张忠厚的脸！
又走了一天多，我除了神智还清楚，全身像个死人。
四周的山，大呀，大得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但我不怕，不悔，不逃出来也要死，长寿湖死得更快；出来还见了天安门、大草原，游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哩。
天，近黄昏了，我断定我活不过当夜。正在这时，我们看见前面靠山顶的地方，有个苗寨。
郭道纯高兴得叫起来：“好了，好了，你有救了！”
寨子里有个70多岁的孤老头，是个瞎子，同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孙生活。郭对他说有个病人，你看一下。他摸了摸我的头和脉，问郭道纯：“你还有好多钱？”
郭说：“只有两块。”
老人说：“够了，你到对面宣威去买一块腊肉回来，要快！”
老人这个苗寨，正处在云南和贵州交界的边界上，中间有一条小河，对面是云南宣威。“对面”说起近，但山大，一上一下得两三个小时。
然后，老人又把孙儿叫来，给他说了三个地方，让他去采三种药。
我已经站不起来，倒在火塘边，老人把火塘烧得暖暖的。“你是中了大山上的瘴气，寒气出不来，要死人的。”老人说。
孙儿采药回来，老人逐根摸，他点头认可后，孙儿才把它们切了丢进一个大沙罐。郭道纯回来时，天早已黑尽了。黑腻腻的一块腊肉，也不洗，胡乱宰成几砣，丢进罐子里一起熬。
半夜时分，老人说：“行了，喝。”
一碗黑糊糊的汤端到面前。
我不喝，那些天我吃啥子都像是吃泥巴，吞不下。
老人说，就是刀子你也得吞。
我不相信他那个“药”，我认为自己必死。
他们强迫我喝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出汗。那种汗，像浆糊，浸出来黏乎乎的，接着往外吐痰，整个呼吸道都在往外吐，痰浓得很，像稀泥巴。
我在老人的火塘边睡了两天三夜，身子轻松了。
第三天，几个背枪的民兵闯进来，气势汹汹盘问“干啥子的”？
我们都没有证明，那个年代也没得身份证，民兵断定我们不是好人，抓起来就往水城押送。
这次用枪押在背后！
我们沿着郭道纯扶我千辛万苦走过的路往回走。郭道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往宣威那边眺望。
那边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吃饭。我心里很内疚，是我拖累了他，他已经走到宣威边上了，实际上买腊肉时他已经踏上了宣威。
到了水城，他对我说，不要紧，我们找机会跑出来再走。
哪晓得这次看管得严，盘问得也严，我们只好如实招认，于是他被送回河北，我被送回四川。水城，成了我们分手的地方，这一分手，至今音讯渺茫，彼此连地址都不知道。
几十年了，我忘不了这个人，一个河北的普通农民，生死之交呀！你要写，就照实写，但愿你能发表，他能够看到，一旦有他的消息，再大的年岁我都要去找他。
1962年1月，我被押送到毕节看守所，在看守所关了20多天。
从苗寨出发，我就一直吐痰，天天吐那种又浓又稠，像泥土一样的痰，一直吐了一个月。在看守所，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得劳动，不能白吃饭，幸亏劳动不重，比长寿湖轻得多，饭也比长寿湖吃得饱。
在毕节过了春节，我被送到四川沪州。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自由，看管得紧，而且每到一地，必须劳动，沪州、重庆都如此。不过，我也不想再逃了。广阔天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往哪里逃？听天由命算了。
毕节看守所曾经同剧团联系过，核实了我的身份，但是剧团不要我，让我回长寿湖。所以到重庆之后，我只有呆在收容所。重庆收容所把我转到长寿县收容所，长寿县又把我送到长寿湖。
我转一大圈，历时半年，九死一生，又回到起点。
我踏上狮子滩熟悉的土地，又望见湖水时，眼睛里的光阴冷得很：要打要杀随便，生死已经无所谓。
（作者1939年生，1957年为重庆市歌剧院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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