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毛泽东 捉鬼放鬼的都是他(图)

《往事微痕》长寿湖逃亡者的自述

作者:李文书 发表:2014-10-06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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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川邻水县人,家里在县城开了个照相馆。我从小喜欢画画,初中毕业那年,1954年,我已经画了几百幅,我的美术老师认为我有天赋,专门带我到重庆报考美术学院附中。

附中看了我的作品,非常满意,老师高兴得很。

报考前,市教育局突然定了个“区域限制”——只有户口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拉萨五个城市的学生才能报考,我被排除了。

我人生路上遭遇的打击难以计数,这是第一个。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个“新社会”不自由。

老师垂头丧气,带我在市中区游荡。他安慰我说,他有个朋友在国泰电影院,找他商量把我的户口从邻水转过来,变成重庆人,明年再考。

在国泰电影院附近,我们看见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训练班招生,老师说,去考一下试试。

我在初中很活跃,经常上台表演,还会拉手风琴,但我一心想搞美术。老师再三劝我:去试一下嘛。

260个人报考,只收5个,我无心当演员,所以不紧张,初试、复试,一考就中!

我不去,招生的人不干,扣住我的学生证(报名时交给他的)。这个时候,老师和我身上都没钱了,没钱住店,老师要回去了。演训班非常热情地留我,保证供我吃住。

为了生存,我留了下来。

我这辈子,总是命运推着我走,我个人把握不住。

演员训练班偏偏设在美术学院内,勾得我心猿意马,我一边学表演,一边暗恋美术,有空就去看美院学生画画,现在的著名画家江碧波、马一平都是同我一块报考的,他们比我幸运,户口在“区域”内。

演训班学习两年,每周一个作品表演,连续四次不合格就要被淘汰,我完全可以主动被淘汰,改学美术,但那个时候的人很老实,我没想到可以钻这个空子,也没有人给我指路。

我1956年6月毕业,毕业演出一炮打响。《重庆日报》登载了我们的演出,剧评家王大虎(注:1957年被划为极右,1963年病逝)专门评论了我。那个时候,一上报受赞扬就算有了点名气。但是我不在乎,我心大得很,认为前面的世界宽广得很。

我分到话剧团不到一年,鸣放开始了,人们给当官的提了不少意见,什么任人唯亲、独断专行、耍干女儿——搞年轻女人,等等。我一看,哇,怎么这么污?!

这些事放到现在来看是小菜一碟,比如眼下当官的包二奶已经是普遍现象,但那个时候我对共产党很热爱,认为共产党先进、优秀,共产党内不应该有这种人。

我画了幅漫画《我所欲也》,指名点姓讽刺院长。我把他画成个罗汉,舒舒服服躺着,旁边有人给他打扇,有人给他挠痒,有人给他掏耳朵。院长则把一顶顶“党员”、“先进”、“优秀”的帽子赐给这些人。

这幅漫画我画得惟妙惟肖,充分展示了我的绘画才能,是我分到话剧团后的第一幅公开作品。

反右一开始,就把我划入反党小集团,成员有右派李正、范国瑞等。

但是没划我右派,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写检查,认错。我不干。他们前后找了我三次,问:“写不写?”“不写!”“写不写?”“不写!”“不写就划你右派!”“划就划,当右派有啥不得了!”

我那时还不到18岁,一个毛头小伙子。

1957年11月,划我右派,下放南桐农村劳动。

他们在我档案上把我出生年改为1937年,提前了两年,这样,我当右派年龄不会显得太小。

我并不害怕劳动,人年轻,力气好,又活泼,农民们都喜欢我,我1959年就摘了帽。

在当右派前,我有20来个朋友,每个月通一次信。当了右派,我主动给他们写信说我是右派了,今后不再往来。那几年,只有一个人不怕,坚持同我通信。

这个人叫王XX,是我邻水中学的同学。我在歌剧团时,她来报考,我给她手风琴伴奏,她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我到附中去看过她,她的同学说,哟,王XX耍了个帅小伙。她高兴得很。我当右派之后,她一直同我通信。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她寄来的,里面还装了两颗上海大白兔奶糖。

1960年,她附中毕业,成绩非常优秀,但是,学校党委告诉她,必须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否则不准升音乐学院。她给我来了封信,问我怎么办。我没给她回信,直接给她学校的党委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同王XX断绝了往来。从此我真的不再给她写信,后来我出去流浪了,她找不到我,给我哥哥写信,哥哥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们就此断了音讯,直到1976年。


长寿湖

我的麻烦主要出在长寿湖。

大跃进时,重庆市委的领导冒出个念头——把长寿湖搞得像西湖,渔场为此组织了一个美术组,要求从美术的角度把长寿湖设计得比西湖还美。右派中有的是美术人才,如四川美协的国画家杨鸿坤、岑学恭,西南美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吕琳,四川美协漫画家高龙生等等。我是摘帽右派,被派去当副组长。

在美术组里,我同顶头上司苏X——渔场狮子滩区的书记——发生了矛盾。

这些画家都是半老头子,身体又不好,苏X认为,搞设计也得参加劳动,劳动改造思想雷打不动。我是副组长,为他们说话,同苏X发生争执。苏X骂我“你不要以为你摘了帽,告诉你,摘了帽也还是右派”!

紧接着,大跃进变成了大饥荒,到处死人,还搞啥“超西湖”?美术组撤销了。

1961年冬,有个小整风,传达了个文件,上面有毛泽东的一封信,专门针对农村一些干部的大吃大喝和克扣群众口粮,说这是国民党作风。我看见场部小食堂经常大吃大喝,管食堂的一个姓李的小个子,同我关系好,他告诉我一些内幕。我忍不住了,又像1957年鸣放一样站出来说话,写大字报,还把苏X调戏一个姓王的女娃娃的事抖出来。她是热带鱼研究所的,比我小一岁,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那个小整风转眼又变成整人!大吃大喝的人一点事没有,我又糟了。毛泽东这个人,真的,捉鬼放鬼都是他。

苏X不出面,找了一个叫顾XX的摘帽右派当打手。

5月份搞“双抢”——抢收、抢播,通宵达旦地干。一天晚上12点,我还有一块麦子没割完,准备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割,结果一坐下去就睡着了。苏X、顾XX借机惩罚我,把我一个人放到猪儿岛,三顿饭划船送来。那两个月我每天和泥巴、荒草、星星、月亮作伴,我的孤独性格就是在猪儿岛形成的,从那一年起到现在,我都特别能忍受孤独。

他们还强迫我干重活,不干完不准吃饭,1961年,每一口饭都是救命的粮。我发现他们是要置我于死命,便悄悄跑回剧院,要求领导调我到别的地方去劳教,长寿湖太黑暗了。

在剧院发现,1957年我讽刺过的一个秘书已经当了副院长,此人最善于吹牛拍马,媚上压下,我的请求自然不会有结果。

回到长寿湖,苏X说我逃跑。这次动手打,他不动手,顾XX也不动手,顾找了一些孤儿来打我。我又跑回剧院,强烈要求换地方。剧院答复:忍一忍,明年调我回剧院。

长寿湖认为我第二次逃跑,惩罚更重,这一次不打,而是把劳动量加大,大得我根本完不成,完不成就不准吃饭。每天晚上,田里只剩我一个人在干活。苏X、顾XX要把我逼死的意图旁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决定真地逃亡,等不到明年了,我很恐惧,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惧。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范国瑞、宋军涛,他们也明白,我不逃只有死路一条。但他们担心我跑不脱,范国瑞给了我几斤粮票,说:“你要是被抓回来,肯定吊起来打,你活得出来?”

在猪儿岛对面一个叫黄桷村的地方,住有几家农民,我同他们关系很好,我决定先到农民家躲几天,等追捕的人收兵了再逃。

农民很好,收容了我,不怕受牵连,我在一个姓刘的农民家躲了三天三夜。

1961年9月,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我偷偷摸摸溜出门,开始了长达半年,纵横十余个省的逃亡之路。

姓刘的农民怕我迷路,也怕我被抓,他半夜起身陪我上路,还给我烙了几个饼子,我泪水流出来。那个时候,回龙乡靠近垫江一带,一个村一个村的人饿死光,几个饼子比现在的几两金子还贵重!

我们不敢走大路,摸黑走小路。一路上月黑星稀,没有狗叫,更没有鸡鸣,四下一片死寂。横扫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借用毛泽东的诗,叫作“万户萧疏鬼唱歌”。从狮子滩到邻封镇短短七八里,就在我走的这条小路上,就看见三具尸体。尸体都倒卧在黄桷树下。川东地区,路口、垭口总有一棵黄桷树供行人歇凉休息,这几个人走到这里,坐下来休息,倒下去就断了气。我在黑夜中看见那几张枯干凹陷的脸,尤其是那白森森的牙齿,背脊阵阵发麻。我才22岁,已经感受到四周的世界像一个阴森森的大地狱。

平反后我把那天晚上的经历和感受写成一篇小说,本来要发表,批判白桦又撤下来,我拿给范国瑞等人看,他们看哭了。

在邻封,我同小刘分手,他叮嘱了我一番,一直目送我消失在黑夜中。

我走到长寿县城天才亮,我不敢直往重庆走,往反方向,坐船下涪陵。到了涪陵,一看也是满目萧条,我在江边一个烂棚棚里蹲了整整一天,然后从涪陵坐船到重庆。

在重庆我没有钱,又没有家,只得回邻水。我渡过嘉陵江,到江陵厂找到我一个朋友。他也没钱,给我几个馒头,我靠这几个馒头,走了两天才回到邻水。

老家只有一个哥哥,他因病没得到医治,瘫痪了,家中娃儿多,生活十分困难。我吃了一个月,实在不忍心再吃下去。我听人说,北大荒日子好过,不缺粮吃,于是我决定跑北大荒。

哥哥把祖传的一个照相机交给我,作为送别,那个年头一分别,还见不见得到,鬼都不晓得。

我到重庆后,把留在剧团的最后几件衣服拿到大阳沟卖了,买了张到北京的火车票。

在北京永定门下车后,身上钱光了。北京查得严,不好混车,北大荒还远,怎么办?

我在永定门转来转去,走投无路,没法,只得去找民政局。我老老实实说,重庆来的,要去北大荒。民政局把我当盲流收留,强制送我回重庆,我同一群盲流一起被送上火车。

到丰台时,我溜下车,钻出车站。在车站外我蹲在地上一筹莫展,逼迫痛下决心:卖相机!

我转来转去找买主,几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面前,不由分说把我抓进派出所。

“相机从哪儿偷的?说!”照相机在当时属于贵重物品。

“是祖传的,我父亲开照相馆”。 

“祖传的?你是什么人?”

我老老实实交待,我是右派,活不下去了,想到北大荒。

他们一听说我是右派,不多问了,立马把我抓进看守所。

这一关就关了20多天。

放我出来时,派出所的人说,他们同剧团联系了,证实了我的身份,是右派,要押送我回重庆。

“相机呢?”我问。

“相机?你还想要相机?”

我不敢多说,怕又被关,相机就这样被他们吞了。

快到石家庄时,押送我的那个人下了车,他一走,我赶紧溜下车。打死我,我也不回重庆,不回长寿湖。

在石家庄车站,我遇到两个河北熟卢县的农民,他们是父子俩,倒腾点小生意。听说我的身世后,他们劝我不要到北大荒,跟他们去内蒙古,那边有粮食吃,人手缺,管得又不严,肯定能呆下来。我身上还有最后几块钱,他们叫我拿来买点杂货,比如大蒜,沿途倒卖,挣口饭吃。车票就不用买了,跟着他们,混。

我一无所有,不怕被骗,而且那个时候骗子少,人心不像现在这么坏。

我决定跟他们走。

从石家庄出发,经阳泉、榆次、太原、忻州、朔州、大同,一截一截的混车。这父子俩是混车老手,各个车站地形熟,我跟着他们翻围墙,钻栅栏,爬车厢,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如入无人之境,居然没被逮住一次。

到了内蒙,每过一个村子,他们都前前后后找人问:有个小伙子,愿意留下来干活,要不要?

每次答复都是:要是早来两个月,没问题,但现在中央刚刚下了文件,传达了,不准收留任何陌生人,尤其是没有证明的陌生人。

我们整整走了三个县,没有一个地方敢收留我。这个政府威力大得很,内蒙这个偏远的地方都管得严严实实。

父子俩陪我走了一村又一村,没法了,他们要回家,问我怎么办?跟不跟他们回去?

人到了这个地步,心有些横了,血液里生出了些野性。我说,不回去,我再往草原深处走。

同父子俩分手,我有些感伤,素昧平生,他们尽了力帮我。

天,冷了,越来越冷,我穿得单薄,衣服早卖得精光。茫茫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我很有些冲动。可惜,又冷又饿,骨子里那种绘画的艺术浪漫升华不起来。

我又混上火车——我已经很有“技术”——又到了北京。北京也冷,我坚持去看天安门,天安门在我心中很神圣。

那个天冷得很,寒风呼呼吹,我站在宽广气派的广场,哆哆嗦嗦。毛泽东的巨像挂在正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卑微得很,在这个地方没有立锥之地。

我也突然想到,我这种状况,不该往北大荒走,要流浪,也要往温暖的南方。

我主动找到收容所,这次我没说实话,更没说自己是右派,我告诉他们,我是湖南来的盲流。

在收容所住了几天,我同一大群盲流一起被送上南下的火车。整整一节罐罐车厢装满盲流,里面各色各样的人,还有大学生。我同他们交谈,个个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

到了武汉,从车站转收容所,我又溜了——我想去看武汉长江大桥。大桥是“新中国”的骄傲,富强发达的象征,报纸、广播都这么说。来都来了,不看可惜。

我在武汉游荡了一天,饿着肚皮看大桥,那一天我只吃了一点糠饼,在大桥上,饿得口水直流。

当天晚上我在江边一个码头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扒火车混到了长沙。

我已经变“油”了,脸面、自尊顾不上了,在长沙我游荡了两天,实在讨不到东西吃,就又往收容所跑。车上的盲流曾经对我说过,云南比湖南好,不冷,容易找到吃的,所以,在长沙收容所我就说我是云南那边的人。长沙收容所没让我白吃饭,扎扎实实让我劳动了三天。然后,从长沙到衡阳,衡阳转桂林,桂林转柳州、柳州转贵阳,从收容所到收容所,免费“旅游”。记得在桂林时我特别动情,收容所在漓江边上,江水清得很,唤起我的美感,我很想去游漓江,那里是画画的好地方,可惜我腰无半文。

在收容所,我“表演”得很好,我受过专业训练,又演过话剧,一路上跟盲流学几句当地土话毫不困难,收容所根本没看出破绽。我的表演才能在一个个收容所里派上了用场。

在贵阳我遇到了一个人——河北寄县的农民郭道纯,这个名字刻骨铭心,至死不忘!

郭道纯家里饿死了人,他活不下去,打算跑到云南宣威修公路。他对我说,宣威修公路不要证明,吃饭没问题,还有工钱。

我一听来了精神,这个大中国只要哪里能收留我,给口饭吃,我就去!干活,再苦再累没问题。

我又从盲流队伍中偷跑出来,跟他混上去云南的火车。当时,铁路只修到安顺,再往前只有走路。

我们俩从安顺出发,跋山涉水,一路上全是大山,那些地方偏僻落后,人烟稀少,时值隆冬,山高坡陡,更是显得凄冷荒凉。不过,山上的农民还是有吃的,他们受“大跃进”的折腾小一些,没有遭到像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那样的整,日子比四川农民好过些。我们一路上向他们讨吃的,他们至少丢几个干包谷,我们在火上噼噼啪啪烤起吃。

这个时候,我身体垮了,发烧、流冷汗,不再感到饿,不想吃饭,连水都不想喝。我叫郭道纯走,别管我,他不干,扶着我歪歪倒倒走到水城。

我身上早就没钱了,他还有几块钱,去给我找来个中医。中医说,我是身体弱,气血亏,气候不适。

我不走了,郭道纯坚持要我走,他说:“宣威不远了,我扶你走。”

一出水城,哎哟,那个山大呀,又是爬坡!我的身体在长寿湖就磨损了,流浪四个月,没吃几顿饱饭,加上病,实在拖不起。郭道纯20来岁,劳动汉子,身体好,他又扶又拖,一天只能走20多里。

几天后,我们来到一个山溪边。这儿海拔2000多米,空气稀薄,我躺在地上,死鱼一样张着嘴。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大小便,汗也不出了,一滴都没有。郭道纯跑到山民家,为我熬包谷粥。我对他说,不费心了,我活不过去,我写封信,告诉家里我死在这儿了,你今后寄给我哥哥,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郭道纯说,“我晓得你这个病,有救。这条路我熟,前面有人家,坚持几天,我找人给你医。”

他几乎是背着我走,云贵高原,一望无际,冬风吹得呜呜响,那个声音像是哭丧。

我坚决不走了!我把信掏出来递给他。他不接,说:“除非你死了,我才会一个人走。”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的表情,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张忠厚的脸!

又走了一天多,我除了神智还清楚,全身像个死人。

四周的山,大呀,大得很,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断气。但我不怕,不悔,不逃出来也要死,长寿湖死得更快;出来还见了天安门、大草原,游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哩。

天,近黄昏了,我断定我活不过当夜。正在这时,我们看见前面靠山顶的地方,有个苗寨。

郭道纯高兴得叫起来:“好了,好了,你有救了!”

寨子里有个70多岁的孤老头,是个瞎子,同一个七八岁的小孙孙生活。郭对他说有个病人,你看一下。他摸了摸我的头和脉,问郭道纯:“你还有好多钱?”

郭说:“只有两块。”

老人说:“够了,你到对面宣威去买一块腊肉回来,要快!”

老人这个苗寨,正处在云南和贵州交界的边界上,中间有一条小河,对面是云南宣威。“对面”说起近,但山大,一上一下得两三个小时。

然后,老人又把孙儿叫来,给他说了三个地方,让他去采三种药。

我已经站不起来,倒在火塘边,老人把火塘烧得暖暖的。“你是中了大山上的瘴气,寒气出不来,要死人的。”老人说。

孙儿采药回来,老人逐根摸,他点头认可后,孙儿才把它们切了丢进一个大沙罐。郭道纯回来时,天早已黑尽了。黑腻腻的一块腊肉,也不洗,胡乱宰成几砣,丢进罐子里一起熬。

半夜时分,老人说:“行了,喝。”

一碗黑糊糊的汤端到面前。

我不喝,那些天我吃啥子都像是吃泥巴,吞不下。

老人说,就是刀子你也得吞。

我不相信他那个“药”,我认为自己必死。

他们强迫我喝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出汗。那种汗,像浆糊,浸出来黏乎乎的,接着往外吐痰,整个呼吸道都在往外吐,痰浓得很,像稀泥巴。

我在老人的火塘边睡了两天三夜,身子轻松了。

第三天,几个背枪的民兵闯进来,气势汹汹盘问“干啥子的”?

我们都没有证明,那个年代也没得身份证,民兵断定我们不是好人,抓起来就往水城押送。

这次用枪押在背后!

我们沿着郭道纯扶我千辛万苦走过的路往回走。郭道纯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往宣威那边眺望。

那边意味着工作、意味着吃饭。我心里很内疚,是我拖累了他,他已经走到宣威边上了,实际上买腊肉时他已经踏上了宣威。

到了水城,他对我说,不要紧,我们找机会跑出来再走。

哪晓得这次看管得严,盘问得也严,我们只好如实招认,于是他被送回河北,我被送回四川。水城,成了我们分手的地方,这一分手,至今音讯渺茫,彼此连地址都不知道。

几十年了,我忘不了这个人,一个河北的普通农民,生死之交呀!你要写,就照实写,但愿你能发表,他能够看到,一旦有他的消息,再大的年岁我都要去找他。

1962年1月,我被押送到毕节看守所,在看守所关了20多天。

从苗寨出发,我就一直吐痰,天天吐那种又浓又稠,像泥土一样的痰,一直吐了一个月。在看守所,我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但得劳动,不能白吃饭,幸亏劳动不重,比长寿湖轻得多,饭也比长寿湖吃得饱。

在毕节过了春节,我被送到四川沪州。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自由,看管得紧,而且每到一地,必须劳动,沪州、重庆都如此。不过,我也不想再逃了。广阔天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往哪里逃?听天由命算了。

毕节看守所曾经同剧团联系过,核实了我的身份,但是剧团不要我,让我回长寿湖。所以到重庆之后,我只有呆在收容所。重庆收容所把我转到长寿县收容所,长寿县又把我送到长寿湖。

我转一大圈,历时半年,九死一生,又回到起点。

我踏上狮子滩熟悉的土地,又望见湖水时,眼睛里的光阴冷得很:要打要杀随便,生死已经无所谓。
                       

 (作者1939年生,1957年为重庆市歌剧院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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