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6月29日讯】反右四十周年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不用提了吧！但一幕幕的往事，始终在我的脑际萦绕，在我的眼前显现，特别是那个“三合堂”给我们家带来的苦难，使我更是记忆犹新，实在难以忘却。
记得那是1957年，一个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到这年夏便形成了反右大风暴。
那时，我正在市二中任教，由于生病，已有好几天没到学校去。突然一天下午，一位校领导到我家来“看望”，问了几句病情后，便显得挺神秘地对我爱人说：“今晚学校的会议很重要，请你陪送何老师到学校来，一定！”这简直就是命令，我不遵从怎行？！当时，凭我第六感官的提示，此去一定凶多吉少。晚上，我的爱人忧心忡忡地陪送我去学校。当我一只脚刚跨进会场，只见几个打手直眉瞪眼，满脸杀气，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一顶高帽子，在一阵吆喝声中，不由分说地硬框在我的头上，并狂呼着什么“向人民低头认罪！”“老实交代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天呀，我竟被当作右派揪出来了。自此之后，对我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一个紧接一个，简直没有休止。紧接着，《衡阳新闻》(即今之《衡阳日报》)头版还发表了对我的讨伐书，标题是：《王牌教师，原是右派小丑》。于是我被赶下了讲台，被剥夺了当教师的资格。这时，我如遭雷殛，手足无措，不知其可，欲哭无泪。开始，我还想得很天真，认为“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我是家鸡，挨两下是自己家的事，党的政策总该是明鉴是非吧！为此我秉直陈诉，要求让是非曲直在事态原貌中去验证。然而，我搅尽脑汁地交心，交来交去，交的心都变成了“罪行”，真是冤哉枉也！这时我才明白，在那种气势下，我唯有俯首就擒，一切解释申辩都是多余的。
被判为右派之后，我的住处也被弄得乱哄哄的。围攻我的大字报不仅贴满了校园，而且贴满了我的住处四壁，特别是还独创性地在我家的门楣上，贴上个“三合堂”的招牌，旁边落款“何家三兄弟合伙经营”。人们所谓的“三”，指的是我们三兄弟即我何伦、三弟何侯、满弟何仰。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弟弟均因我而株连遭罪了。
他们所谓的“合”，不仅利用“合”是“何”的谐音，而且还着重说明了是“合伙经营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
他们所谓的“堂”，更是含意深远，不仅暗示我上有师承(指大右派艾青老师)，中有同伙、同僚(指同事吕亮耕、廖哲斌、聂守忠等人)，而且还下有跟班(指我的学生王继培、刘文恒)等人，是个大店铺、大公司，做的是大买卖，非“堂”字不足以说明。
其实，我与三弟何侯虽同在一市，已近半年未曾来住，与在武汉的满弟何仰，也近一年未曾见面，与老师艾青，更是许多年没通音信了。至于所谓的同伙、同僚和跟班，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岗位，也很难一见或一叙。所谓的合伙经营，这到底从何谈起？！由是看来，在反右的大风大浪中，人们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倒真炼就出了一批人才。他们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创造性特强，为了设计这块招牌，煞费了苦心。这块招牌是用仿宋体写的，三个字写得偌大偌大的，非常醒目，引人入胜，成功地产生了轰动效应。不仅轰动了市二中，市教育界，而且还轰动了整个衡阳城，引来不少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象看西洋景似的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甚至在时隔四十年之后，“三合堂”轶事尚在本市教育界老人中流传。
我自判为右派后，妻子的学校下了逐客令，不许我家继续住下去。不得已，我一家七八口人，被迫租到城南区万花园三号一间破楼房住下。窝虽然搬动了，“三合堂”的招牌没有挂了，可是它的阴影仍笼罩在我全家人头上。
反右的干将们认为我到市二中仅一个学期，已收罗到的罪证还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乎急急忙忙地调兵遣将，到我过去工作过的市三中、市一中、市八中等单位去搜集。他们搬来这些学校语文组二三十位老师，召开了两次揭发批斗会。尽管他们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但会上发言者却寥寥无几，使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极不象样。市八中语文教研组长刘仕鸿老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面有难色地勉强说了几句：“老何这个人，过去我总认为他很有才华，能写会说，性情耿直，快人快语，想不到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位叫宋湘的老师在会上说：“我在市一中、市八中工作时，都曾得到过何老师……啊！错了！应该叫老何……的帮助，今天我要与他划清界线。他说话不考虑，太刺激人了。”这些发言，与其说是揭发，倒不如说在为我评功摆好，这自然令反右干将们大失所望。于是他们便要我交代暑假去汝城老家接触的人和事，硬说我在家乡煽了阴风，点了鬼火，进行反党活动。我因心中无鬼，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便如实交代了在老家见到妻妹夫何大兴的情况。周××等人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老家进行调查，只说要找何大兴，恰巧妻妹夫与我的伯父同姓同名，乡下人不明白，便说：“何大兴是何伦的伯父，早两年就死了，你们来找个死人干什么？”这话一出，周××等人如获至宝，以为找到了炮弹，回来便把我批斗了好几顿，硬说我贼胆包天，抬出死人骗活人。
记得在等待处分的期间，曾有一位刚脱下军装来校工作的好心人对我说：“谁叫你爱说真话，而且句句都触及校领导的痛处，他不整你整谁？！枪打出头鸟嘛，谁叫你强出头，多嘴多舌？！谁叫你那么坦率耿直，且又无心眼？！给人卖了还不知道。”他的话使我回忆起反胡风运动时，一位校长就曾暗示过我，要我小心谨慎：“人家已盯上你，这次没把你打成胡风分子，已是万幸，以后就得自己多多注意了。”我痛恨自己没有听他的话，现在已是懊悔莫及了。
“三合堂”，就是这个“三合堂”，把我，把我一家人都害苦了。我的父母，在听说我们三兄弟都被打成右派后，气得呼天叫地，顿足捶胸。他俩老一向认为我们是信仰共产主义，爱党爱国的儿子，怎么一下子就会全变成坏人了呢？他们忧郁阴沉，向隅发呆，串串泪珠，不可终日，竟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先后相继去世，而我们兄弟三人，却因右派问题，竟不能获假回乡奔丧，没能与他二老作最后一见。这段往事无时不在啃啮着我们的心。至今思之，仍令人内疚得肝胆欲裂，彻骨钻心。
我这个“三合堂”主，在人格、尊严、自由全被剥夺下，在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稿件和准备编纂出书的手稿，也被洗劫一空，只字未存，使我数十年的心血，化为乌有，实在令人痛惜！
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我被押送去接受劳动教养。在押上汽车的一刹那，我听到爱妻在嚎啕痛哭，语带哽噎；我听到可爱的孩子们在呼喊“爸爸、爸爸”，声嘶音哑，绞人肺腑，令人肠断；我听到左邻右居的人们饱含恻隐之情的叮嘱，语言朴实，音甚凄切。此时此地，我方寸已乱，仰天望地，感到如身临大漠，无涯无际。这是生离还是死别，我说不准，谁也断定不了，我只好木然无声，上车而去。
在三年的劳动教养中，我先后去洞庭湖西湖农场垦荒，到株洲修铁路，下斗笠山煤矿洞井挖煤、炼焦、上狮子山副业大队搞农活。在“万马战欲酣”、“战天斗地大放卫星”的年代里，我尽管食不果腹，仍然积极地参与了经常性的“夜打登州”的繁重劳动。有好几次在劳动中死里逃生，得以苟活。
在那劳动教养的场合里，接触的人和事，光怪陆离，什么反动军官、特务间谍、大盗小偷等等，应有尽有，下三滥地不分界线。睹物生情，令人经常鼻子发酸。在那梦魇般的日子里，冷月凄风，度过多少无眠的漫漫长夜。恋群恋窝是人的天性。那时，我挺想家，想到结发的爱妻，想到几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他们因我的不幸而受苦遭罪，而我的不幸又不知由何而来？这正是：愚昧控制了人心，真理和正义皆无光彩可言了。
1961年解除劳教归来，我是什么都没有了，只留下头上的金箍——一顶无形的右派帽子。
我瘦骨嶙峋，脸色惨白，鬓发耸立，一身破破烂烂的打扮，一幅囚徒模样，确实连自己都觉得吓人。走到街上，处处受人白眼，有些认识我的人，避之唯恐不及，把我当作传染病患者似的表示厌恶。
回到家中，迎接我的不是喜悦，不是欢庆，却是严峻惨淡的现实。在与爱妻牛衣对泣中，她滔滔地申诉着切肤之痛。由于我的牵连，她被编入了另册，处处受到歧视与钳制，评先进、加工资，全没她的份。为了维持一家数口人的最低生活，为了教育好几个孩子，她任劳任怨，含辛茹苦地支撑着。她较前衰老许多，头上已出现丝丝白发，两颊已留下深深的黄褐斑纹。几个孩子也由于我的影响，升学参军都不准沾边，被看作是“黑五类”的子女，连找个卖苦力的工作，也比“魁星点元”还难。据妻子告诉我，连老家当农民的大哥的几个孩子，也大抵如此。我不禁哀叹道：“三合堂”好厉害啊，连这几个侄儿也牵连进去了。
马斯洛的行为层次论说得很有道理，人和动物一样，当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不能解决时，活命就成了唯一的奋斗目标。我回家后，不能束手待毙，为了养家，便到处寻找工作。经人介绍，去到城南区办雁峰中学任教。斯时，我以为情况将会慢慢好起来。讵料好景不长，“四清”运动一展开，把我“三合堂”一案旧事重提，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顺理成章地又被赶下了讲台。
我不得已，只好又投入卖苦力的劳动队列。挑土方、拖板车、烧红砖，只要能挣点钱养家糊口，样样劳动我都干。谁知祸不单行，在砖厂出卖劳力时，一次搭车返家，由于疲劳过度，不幸跌倒在汽车车轮之下，被路过的好心人抬回家中，幸亏没折断筋骨，只压破皮肉，卧床数月，每天低吟着伏尔加船夫曲，呻唤着“嗳——哟、嗳——哟”。
紧接着文革风暴接踵而至，又清算我“三合堂”的旧帐。这次，连留城居住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尽管家里穷得徒有四壁，但一些抄家的勇士们不放心，还是来光顾了好几次，最后把我遣送到衡南县咸塘公社，去接受再教育。生活象是不间断的酷刑，我感到我的灵与肉在政治愚昧的重压下被碾碎了。
直至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我才重新回到教师的队伍，才算是恢复了做人的资格。
“三合堂”的二堂主，我的二弟何侯，原在衡阳市道南中学(即今市十一中)任教，工作上一贯表现不错，在被保送去湖南师院进修期间，他的妻子被一个部队转业的某书记诱骗逃走了。何侯为此受到很大的打击，在整风中指责了那个书记的丑恶行径，再加上我这个“堂主”哥哥的牵连，也被划为“右派”。他的小女儿被送回老家，靠在乡的大伯照顾，零丁孤苦，没有进过校门。他本人先是留用察看，不久，被送去市郊胜利大队劳动，摘掉帽子后被安排在四中任教。“四清”中又因“三合堂”的问题，突然被调到江东区茅坪小学(即今东风路小学)，接着被清洗出教育界，安置在江东运输社拉板车。在“文革”恶风狂浪中，又被押送到衡山白果农村劳动。他吃尽了苦头，现在市五中退休，已是病魔缠身，衰老得不像样了。
“三合堂”的三堂主，我的满弟何仰，原是衡阳建设局的干部。他一贯踏实肯干，奉公守法，很得局领导的信任，被保送去华中农学院植保系深造，享受着调干学习的优待。他在农学院学习期间，也是很得院领导和同学们的器重，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整风中要他带头鸣放，他没说些什么，却在领到毕业证书时与几个教授一同被划为右派，被分配去边远的湘西麻阳县农业局，长期蹲在农村搞劳动。他虽摘帽较早，但“四清”中又不明不白地被换上“三反分子”的新帽子，并被勒令回到汝城老家。他这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由于这个“三合堂”的牵连，一生坎坎坷坷，尝尽了人间的辛酸，直到40来岁，才找到一个没文化的农家女为妻。
综上所述，数十年来，“三合堂”给我，给我们一家带来的苦难，实在是难以言表。我们兄弟三人，一个个被整得颠沛流离，备尝忧患。今天能够留下一条命来，实属不易。
(作者系市二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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