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不仅渗透了文艺界，科研部门也一样遭到渗透。上面提到的陈翰笙也是史沫特莱到中国后有直接联系的另一只鼹鼠。一九二九年春天，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从此共产国际通过陈翰笙掌握了这个研究所。陈翰笙以请史沫特莱搞社会调查为名，抹黑中华民国的现状，为受到惩罚的共产党猿鸣冤叫屈。一九三三年，陈翰笙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红色报告和论文，在理论上配合共党进行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社会根基的“土地革命”。
马克思的歪理邪说也在三十年代前期，被地下党徒大量翻译成中文并公开发行。郭沫若则在一九三零年就写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哈哈镜扭曲中国历史的红色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邹韬奋原本是黄炎培创办的《生活》周刊的主编，在红色鼹鼠们的影响下，谈论个人修养、职业道路的《生活》周刊变成了赤化青少年的红色刊物。一九三二年七月，邹韬奋又出面创办了生活书店，出版大量红色书籍，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的文化阵地之一，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工作。 这与内山书店的情形大同小异。一九一七年，内山完造夫妇在上海开办一家书店。鲁迅从一九二七年迁居上海后，就在书店结识内山完造。从一九三二年内山书店就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内山完造与内山书店》一文透露，内山书店供应三百三十种红色读物。一九三五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东京也开了一家书店，专门出售鲁迅的著作和其它红色毒物。内山书店现在还在日本东京存在，门楣横匾由郭沫若题写。
1934年8月上海内山完造寓所前鲁讯（右二）在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左一）等合影。（网络图片）
时人对鲁迅和内山完造（一八八五－一九五九）的质疑在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中有反映，其中包括《内山书店与左联》一文，文中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郭沫若等“左联”成员“亦以内山书店为唯一避难所”，“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对此论文《鲁迅与内山完造友谊质疑》的作者孙乃修认为，鲁迅对时人的披露“半承认半掩饰”，“避而不谈自己多次逃入内山家和内山书店以求庇护，不谈内山为他传递各种机密消息”。孙乃修论证，“内山完造是鲁迅的靠山和保护人”。
一九三五年，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中共大溃退后被捕并伏法。曾把瞿秋白的文章以他的名义发表的“鲁迅由不愿参与出版瞿氏纪念集到积极参与出版瞿氏译稿，而且由日本出版、由内山操办” 。这一切都证明，内山是有特殊任务的书商。当时的日本政府反共，雇佣的侦探不可能有助于共产党的事业。而中共媒体承认，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共作了很多事。内山完造不仅是鲁迅的靠山，还救援过郭沫若、陶行知、周建人、许广平等。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对鲁迅的态度与共产国际一致。
从中共后来与内山完造的关系和对他的态度就可以断定，内山完造是共产党的走卒。一九五零年，内山完造参与创办“日中友好协会”；一九五二年声明反对日本政府与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相互承认；一九五四年参加接待红色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一九五九年内山完造被中共邀请参加“国庆大典”后，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宋庆龄陵园。一九八零年内山书店旧址被中共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场所。所以，内山完造一家应该象尾崎秀实兄弟一样是日本共产党人。他们借日本人的特权在中国从事为共产国际赤化中华民国的非法活动。
邹韬奋与内山完造一样都可以算共党在出版界的代理人。宋庆龄、史沫特莱和鲁迅则分别算共产国际在政界、新闻界和文坛中的代言人。红色鼹鼠遍布中华民国的各界，连我这样的研究者有时都会被搞糊涂，更别说那些还不知共匪为何物的民国公民。同时代的人中，谁能想到或相信“国父的遗孀”是共产国际间谍，谁又能想象蒋中正的心腹张治中会听命于共产国际，挑起“七•七事变”？共特滥用亲情，暗中为共党卖命，破坏人们的信任和社会的和谐，却诬蔑国民政府被迫采取的反共措施包括设立的反共机构。
总之，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各国鼹鼠利用中国的各种自由大搞红色宣传，成功渗透社会各界，包括各国在华势力范围。在日本被赤化的王学文一九二八年被派回上海。一九三零年，王学文在培养日本“中国通”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开办政治经济学讲座。曾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的王学文趁机为共产国际间谍网发展日本成员。杨国光透露，“精通日语的王学文通过讲座对日本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革命道路”。王学文还组建了一个秘密的“日中斗争同盟”，在日本士兵和侨民中开展活动。为首的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杨国光说，中共高层特殊部门的档案中记载：“中西功，一九三一年四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五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西里龙夫则是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共的。他们入团入党后被王学文发展为中共特科成员”。
从夏衍发表的《“左联”成立前后》一文中可以获知，一九三零年五月召开的“左联”第二次全体会议，就是在尾崎秀实为他们提供的日本俱乐部秘密举行的。 红色鼹鼠在中华民国可谓畅通无阻，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反共机构侦破左尔格在日本的间谍网后，才在中国的日本势力范围内破获“中共谍报团案”，抓捕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向莫斯科出卖本国利益的各国红色鼹鼠，数目超过三百。日本《时事画报》的创办人西园寺公一被捕，但内山书店的老板却漏网。 莫斯科很快获知以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网被破获，然而斯大林否认他们为苏联效力，反而说这是一起“反苏阴谋”。一九四二年九月，斯大林以“德国间谍”之名逮捕左尔格的第二任妻子俄国人卡嘉•马克西莫娃并判处五年徒刑，第二年六月，曾是左尔格俄语老师的马克西莫娃死于西伯利亚，终年三十八岁。
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经过三年调查，才在“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纪念日把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以向苏联提供军事机密之罪，绳之以法。 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在看了西方拍摄的《左尔格博士，您是谁》后，才为左尔格“平反”，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一九七六年，东德为这位可悲的“苏联英雄”出了一枚邮票。中共媒体则把左尔格吹捧成“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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