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特委”后，又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成立领导文艺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是潘汉年。中共媒体称潘汉年是“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他的统战对象。潘汉年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
在这些由红色代理人领衔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无数共产国际组织中，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最为出名。“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一共十二个人，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共产党员。夏衍还在自传《懒寻旧梦录》中称赞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并呼吁，在谈到 “左联”历史时，“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一九二一年就加入共党的茅盾在“左联”成立后，从日本回来出任行政书记，创办《北斗》，并于一九三三年响应共党号召，发表《子夜》，用小说鼓吹阶级斗争。
一九一八年，鲁迅在钱玄同的鼓动下，开始为“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落脚点《新青年》撰稿，从此开始发出“听将令”的“呐喊”，诋毁中国文化，主张废除汉字。在大陆每个学生都学过的《纪念刘和珍君》也算“听将领”的产物。中共在苏共的扶持下成立后，一直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搞赤化活动。“五卅运动”（一九二五）、“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一二•九运动”（一九三五）、“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一九四八）等无一不是共产党操纵的名为爱国的整人运动。一九二六年，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发起所谓爱国大游行，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居然企图解除卫兵的武装，导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刘和珍等人的惨死。刘和珍们可以算共产党的第一批牺牲品。
在惨案发生后的十二天内，一九二五年加入共产党的邵飘萍在他主持的《京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百多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报道，歪曲事实，制造舆论。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纪念刘和珍君》只是其中之一。“六不总理”段祺瑞被诬蔑成“民族的罪人”，被迫引咎辞职，自愿终身食素。《中国历史上的捧人与杀人》的作者张耀杰认为，“段政府的垮台其实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的并不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彻底垮台”。
无论如何，最迟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鲁迅就可算作共产国际的笔杆子。后来以笔名鲁特•维尔纳（一九零七～二零零一）在东德发表回忆录（中译本名《谍海忆旧》）的左尔格女助手透露，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五年她在中国从事地下活动时，联系人中有鲁迅。鲁迅在他的日记中称这位十九岁加入共产党的德国女间谍为“汉堡嘉夫人”，因为她当时的革命伴侣姓Hamburg。《鲁迅全集》第十四卷八百五十页（一九八一年版）上的注释称位于静安寺路的“瀛环书店是汉堡嘉夫人办的西文书店”。维尔纳没开过书店，鲁迅提到的这家书店可能是与她有联系的一个红色书店。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鲁迅在红色刊物《北斗》上发表《我们不再受骗了》，强词夺理地为苏联辩护，此文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鲁迅被时人称为“文妖”，一点不错，因为文妖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以言惑众。鲁迅一边撰文表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边辱骂不休。这次，在他声称“我们不再受骗了”的时候却在骗人骗己。鲁迅在此文中针对有关苏联的真相，比如说苏联“怎么破坏文化”等逐一驳斥。鲁迅断言，“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的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破坏文化”。鲁迅无视事实，一再撰文为苏联辩护，是否是为了卢布，暂且不谈，但史料显示，鲁迅兜售斯大林的宣传，也受到共产势力的扶持和吹捧。民国女作家苏雪林在其专着《我看鲁迅》中也表示，鲁迅与共匪互相利用。
鲁迅对苏联及其文学的吹捧，表明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败类，因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比如徐志摩不会相信和兜售苏联的宣传。鲁迅的方向其实就是共产国际及其反传统的共产党文化的方向。这也是鲁迅诋毁梅兰芳等传统艺人的原因。以鲁迅为首的红色笔杆子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以各种笔名搞红色宣传，还给其它刊物比如《申报》副刊等投稿，影响舆论。继“左联”后，共党还于一九三零年八月在上海成立“左翼剧联”，一九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组长的电影组。夏衍是一九二七年入共的地下党员。
被鲁迅在病逝前两个月指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不仅是地下党员，还是“文委”成员。后三者是导演红色话剧，拍摄红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们误导的观众不知有多少。
田汉以爱国的名义写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挑起和渲染对日本的仇恨，以转移共产国际与中华民国的矛盾。这首红歌借助夏衍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传遍中国，对共党利用民众的爱国激情转嫁矛盾，掩盖真相，为共党摆脱当时的危机起了难以估计的误导作用。
共产国际一边在中国边远地区搞武装斗争，一边在心脏地带搞文化斗争，因此，夏衍有“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的提法。岂知夏衍们让共产党起死回生的“左翼十年”则是他们遭受生不如死的“文革十年”的前因。当年“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被打成了 “黑帮”。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四条汉子”先成为红色中国文艺界的领导，领导了文艺界的一系列迫害行动，比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反右”。一九六四年后，害人者自己先后沦为受害人，他们都失去在中华民国享有的自由并遭到残酷迫害。夏衍、周扬和阳翰笙分别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汉则在迫害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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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出狱时“双腿折一，两目近盲”。而潘汉年一九五五年就被打成“内奸”，因被潘汉年牵连而遭受迫害的人数超过“胡风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夫妇在迫害二十二年后先后含冤去世。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些跟随他们的红色艺人比如赵丹（一九一五－一九八零）同样不得好报。赵丹一九三二年加入“左翼剧联”，成为红星。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赵丹与叶露茜，蓝苹（即江青）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集体结婚，沈钧儒专程去杭州做他们的证婚人。鉴于他们都是接受共党领导的红色艺人，这个婚礼应该象一九三零年由史沫特莱出面举办的鲁迅五十岁生日活动一样，是个由共党组织的红色宣传秀！
一九六七年底，赵丹等十八名三十年代在上海参与过红色文艺演出的蓝苹同事全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迫害。赵丹留下两大捆被他的第二任妻子黄宗英称为“在红色恐怖高压下，严刑拷打摧残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写的”材料。赵丹饱尝“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共产党的苦头。赵丹曾因其赤化活动在新疆被盛世才投入监狱五年，后被混迹国民党将领中的红色鼹鼠张治中释放。在“旧社会”坐牢没让赵丹留下伤痕，但在“新中国”坐牢后，赵丹满身伤痕，包括两只耳朵。赵丹加入“左翼剧联”后，在“旧社会”拍了至少三十二部电影，但在他为之奋斗过的“新中国”，他演主角的《武训传》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被枪毙的影片，从此，赵丹失去演戏的自由，饱尝作践自己的痛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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