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魅力，超乎我们的想象，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脾气甚至是秉性。中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再加上简化字的出现，使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根，五千年文明。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已经趋于表面。
流行歌曲的出现，音乐的泛滥，使得人们不再关注音乐的本来面目，只注重表面的感官享受，无节制的放纵自己的魔性，导致人类道德的进一步下滑。
大凡音的产生，都是出于人类有能够产生思想感情的心。人类思想感情的变动，是外界事物影响的结果。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变动，就会用“声”表现出来。声非一种，其中有同有异。同声相应，异声相杂，于是产生错综变化。把这种错综变化的声按照一定的规律表现出来，就叫做歌曲。心文些歌曲按照顺序加以演奏，再加上武舞和文舞，这就叫做乐。
所谓“乐”，是由音所构成的，而其本源乃在于人心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所以，人心有了悲哀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焦急而短促；人心有了快乐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宽裕而舒缓；人心有了喜悦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开朗而轻快；人心有了愤怒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粗犷而严厉；人心有了崇敬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正直而端方；人心有了爱慕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温和而柔顺。这六种声音并非人们的内心原来就有，而是人们的内心受到外界事物影响才造成的。所以古代圣王十分注意能够影响人心的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性情，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罚来防止人们做坏事。用礼、用乐、用政令、用刑罚，手段虽然不同，但其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统一民心而实现天下大治。
凡音，皆出于人心。感情激动于心，所以就表现为声。把声组成动听的曲调，就叫做音。所以太平盛世的音，其曲调安详而欢乐，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和谐；混乱世道的音，其曲调怨恨而愤怒，反映了当时政治的紊乱渗亡国之音，其曲调哀伤而深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困苦。由此看来，声音和政治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声音。
人生下来是好静的，这是先天赋于的本性。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变为好动，古代圣王制礼作乐，为人们制定出节制的办法：有关丧服、哭泣的规定，这是用来节制丧事的；钟鼓干戚等乐器舞具，这是用来调节安乐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用来区别男女的；一射乡食飨，这是用来规范人们交往的。用礼来节制民心，用乐来调和民性，用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罚加以防范。礼、乐、刑、政，如果这四个方面都得到贯彻而不发生梗阻，也就具备王道政治了。
乐是从内心发出，礼是从外部表现。因为乐从内心发出，所以诚实无伪；因为礼从外部表现，所以文质彬彬。最高级的乐一定是平缓的，最隆重的礼一定是简朴的。乐深入民心，就会消除怨恨；礼得到贯彻，就会消除争斗。古代圣王之所以能以谦恭礼让就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正是由于礼乐在起作用。没有乱民闹事，诸侯归服，兵革不用，刑罚不用，百姓无所忧虑，天子无所不满，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乐已经深入民心了。四海之内，使父子关系密切，长幼之序分明，大家都敬爱天子，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礼得到贯彻了。
乐，体现了天地间的和谐；礼，体现了天地间的秩序。因其和谐，所以万物都能融洽共处；因其秩序，所以万物都又有其差别。乐是法天而作，礼是仿地而制。礼的制作破坏了秩序就会引起混乱，乐的制作破坏了和谐就会导致偏激。弄清楚礼乐与天地的关系，然后才能制礼作乐。歌辞与歌曲配合得体，是乐的实情。使人高兴喜欢，是乐的功能。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使人庄敬恭顺，是礼的功能。至于使礼乐借助钟馨等乐器发出声音，用于祭祀宗庙社樱，用于祭祀山川鬼神，在这方面，从天子到人民都是一样的。
说到礼乐的功能，上达于天，下至于地，可以行乎阴阳，可以通于鬼神，无远弗届，无微不至。乐显示创始万物的天，礼体现形成万物的地。显示着不停运动的是天，显示着静止不动的是地。一动一静，就生成了天地间的一切。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言必称礼乐。
凡是邪恶之声影响于人，人身上的邪恶之气就与之呼应；邪恶之气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淫乐就产生了。凡是纯正之声影响于人，人身上的纯正之气就与之呼应；纯正之气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和乐就产生了。一唱一和，互相呼应。乖违与邪僻，弯曲与直正，各有各的朋类，这也就是说天下万物都贯穿着这么一条理：同类相应。所以君子就摒弃淫溺之情，以调和自己的心志，效法好的榜样以成就自己的德行。邪恶的声不听，杂乱的色不看；淫荡之乐和非礼之礼，心中根本没有它的位置；惰慢歪邪的习气，不让它沾染身体。使耳目、口鼻、心灵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沿着正道，以履行其职能。然后砚发为声音，用琴瑟来伴奏；跳武舞时手执干戚，跳文舞时手执羽旎，用箫管来伴奏。这祥的乐就能够展现至高道德的光辉，调动四气的协和，从而昭示万物之理。因此，这样的乐，其清澈明朗像天，其无所不载像地，其终而复始像四时，其周回旋转像风雨。虽然乐器的色彩五彩缤纷，但却井然有序。虽然八音杂奏，但也不互相干扰；乐舞虽富于变化，但也像百刻计时那样有一定之规。高音与低音相辅相成，十二律互相配合，或倡或和，或清或浊，轮番为主。所以，这样的乐流行就能使伦类向善，耳聪目明，心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所以说：乐这个东西，是让人快乐的。但是君子快乐的是得到了仁义，小人快乐的是满足了私欲。用仁义来约束私欲，其结果是得到快乐而不会迷乱；只顾私欲而忘掉仁义，就会陷入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声是乐的表现形式。文采节奏是对声的修饰。君子从内心的感动出发，喜爱其表现形式，然后还要讲究文采节奏。例如《大武》之舞，首先要击鼓让众人做好准备，然后踏三次步表示即将舞蹈；一曲既了，再从头开始，以表示第二次出兵才灭掉了商。舞到最后阶段又整齐地回到原来的舞位。舞者步伐迅疾，但不慌乱；表情深刻，但不隐晦。整个舞蹈表现了只有武王能够在其快意之时不忘仁义，完全地施行仁义以利天下，而不是为了私欲。因此，人们不但可以从中看到武王伐封之事，还可以看出武王伐封之义。《大武》曲终，武王的德尊地位也昭然显示。观看《大武》，君子会愈益增加其好善之心，小人也会借以反省自己的过错。所以说：“治民之道，乐是最重要的。”
乐这个东西，是影响到人的内心的；礼这个东西，是影响到人的外貌的。所以礼注重谦逊退让，乐注重丰满充实。礼虽注重谦让，但也要自我勉励，以自我勉励为美；乐虽注重丰满充实，但也要自我抑制，以自我抑制为美。礼注重谦让，如不自我勉励，就会由于谦让过分而导致礼数有缺。乐注重充实，如不自我抑制，就会由于充实过头而导致放纵。所以礼讲究自我勉励而乐讲究自我抑制。礼做到了讲究自我勉励就会感到快乐，乐做到了讲究自我抑制就会感到安宁。礼的自我勉励，乐的自我抑制，都是为了做到恰到好处，所以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
音乐和舞蹈，是让人快乐的，这是人之常情，不可或缺。人有了快乐的事，一定要通过声音来表示，一定要表现于动作，这也是人之常情。声音和动作，作为表达人的心情变化的手段，也不外乎就这两点了。所以人不能没有快乐，快乐又不能不通过声音和动作表现出来，对这种表现如果不给以引导，就不能不出乱子。先王认为出乱子是件丢人的事，所以特地制定《雅》《颂》之声加以引导；使声的曲调足以让人感到快乐而不放荡，使其文辞足以讲求义理而不塞窒，使其声调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单、刚强与柔和、急促与缓慢足以感动人的善心就可以了，不要使放荡之心与邪恶之念影响人心。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所以这样的乐，如果在宗庙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道来听，就无不和谐肃敬；在地方上演奏，长幼一道来听，就无不和洽顺从；在家门内演奏，父子兄弟一道来听，就无不和睦相亲。所以，这样的乐，是审定一个基调以定调和之音，再配上各种乐器表现其节奏，使节奏合成为乐章，就可以用来使父子、君臣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使普天之下的百姓亲附。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这样的乐，听其《雅》《颂今之声，纯正的思想就会占据脑海；手执盾斧一类的舞具，练习舞蹈的俯仰屈伸姿态，容貌就会变得庄严。按照固定的舞位舞域行进，与乐曲的节奏取得一致，行列就很规矩，进退就很整齐。所以，乐可以说是天地之间最能合同的东西，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是人情不可缺少的东西。
中国人的智慧来自五千年的文明，学习古文化，是在寻找中国人的根，无论任何人放弃了自己的根，就不会有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