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21日讯】当年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而如今已年届五十有五的我，于此凭自己有限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来对改革开放历程做一简略的回顾与肤浅的反思。
就我个人感受来说，自觉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好处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使我获得了和在“文革”时被划归为“红五类”的人及其后代一样的人格，不再因为我有一个因勤劳节俭而终于购置几十亩水田但解放后却不幸被评为“地主”的祖母而遭受到人格歧视和政治歧视；
一个是使我获得了和其他同辈一样的机会可以参加高考，而不再像原来那样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红五类”出身的“优秀分子”被保送为“工农兵大学生”，而瞻念自己的前途却自怜只好在广阔天地（农村）里滚一辈子泥巴。
另外，让我感受到的一个好处是：改革开放不但使我能读到原来被列为“禁书”的那些书，还能读到越来越多的原被当作“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毒草”来加以批判的西方书籍，从而使我观察世界的眼界得以扩大和思考世界的能力得以提高。
在我的感觉印象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好的时光，那时“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几乎个个朝气蓬勃，既能感受到“科学的春天”的温暖，又有企盼“四化宏图”早日实现的理想，更有为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踏实学习的朴实学风，社会上更有思想空前解放的活跃气氛，自我感觉活得舒心而有劲！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1985年），同学中选择走仕途者是很让人瞧不起的，被普遍视为没有出息的一种选择，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认为只是由于自觉缺少学术天份而在学术上无发展前途才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尽管那时出现了“研究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情况，但是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抱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念，宁肯将来自己过得“不如卖茶叶蛋的”，也要选择走“研究导弹”的学术之路。
而且，那时选择从事学术事业的年轻人，除了踏实而刻苦的学习与研究，还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政治的热情很高。他们这种普遍的政治热情是把自己的学习与研究与国家“四化宏图”自觉地联系起来的表现，是他们心中有远大理想的表现，而并不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
直到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被平息以后（那次事件一直被当局像癞子忌讳别人议论其头上的癞疤那样忌讳国人评说），“八十年代新一辈”的人生观开始发生根本转向：他们不再关心（也不敢再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原有的那种理想性的政治热情化作世俗性的经济热情，于是九十年代初在他们之中悄然兴起了一股下海经商潮，当时大学中有不少教师都相继下海经商了，而更多的人则由于高校恢复了职称评审（此前有一阶段曾暂停职称评审），而转而投身于“剪刀加浆糊”的“学术事业”，为争取晋升职称和改善生活条件而努力拼搏——相对于下海经商来说，后者可以叫做“下海经学”。无论是下海经商，还是下海经学，都不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想性事业，而是变成世俗性营生了。
“八十年代新一辈”的生活方式普遍地从理想性事业向世俗性营生的转变，是发生于国家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际。其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启动和发展以及同时期固步自封的政治体制日益落后于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八十年代新一辈”以及后起的新人（包括前者的后代）在世俗性营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营生活动由起初的世俗方式迅速蜕变为庸俗方式。其经生活动的庸俗性既表现在“经商”领域，也表现在“经学”领域：
在“经商”领域主要表现为“经商”之人（庸俗的商家）与“经官”之人（庸俗的官员）的权钱交易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于是商界的伪劣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官府的贪腐行为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在“经学”领域主要表现为“经学”之人（庸俗的学者）与“经官”之人（庸俗的学官）的权学交易（包括钱学交易）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于是学术精品越来越少，学术垃圾越来越多，学术腐败越来越严重。
从商界、官府到学界的营生活动普遍庸俗化的另一方面，是从商者、从政者和从学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信誉日益普遍的沦丧，由此导致国家和社会的诚信体系发生瓦解性危机，随着其诚信危机的日益深重，官民之间、官学之间、商学之间、官商之间的人际信任荡然殆尽，于是在这个庸俗不堪的国家和社会里，人际交往只能靠金钱作为纽带来维持，因为在人际信任荡然殆尽的情况下，只有金钱才是可以人们信任的东西。于是，拜金主义就成为实际支配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关于拜金主义，我曾写过《透过“拜金主义”看中国国家权力主体的虚化》一文，我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拜金主义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土壤是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并指摘这种制度将整个国家权力化成了不值得任何一个人信靠而仅仅把它当作可兑换成现金的支票了，也就是说，这种政治制度掏空了中国的国家权力主体，使它变成了一种虚体，从而使得这个国家不再有任何一个人感到它真真切切地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似乎这个国家都是由别人在掌控着的异在国度，于是，每个人都可能认为这个国家不是他的国家，因而是不需要自己去热爱和对它负责的国家。当然，我这样讲是有前提的，即不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导致中国国家权力主体的虚化，而只是认为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会导致这种结果。
胡鞍钢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归结为民主集中制，并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是“中国创新并实践了”的一种制度，并且这种政制又形成中国特色的“明显优于”美国总统制的集体领导制。(参见：环球时报：中国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总统制）我对胡文的核心观点提出了质疑：“现行民主集中制究竟对谁才真有优越性？”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民主集中制，还仅是对中国权贵阶层来说才具有真正的优越性，而对中国平民百姓来说则没有多少优越性可言，因其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而成为滋生政治腐败的温床，而其无法根除的政治腐败的结果，就是由于国家行政高效率所带来的国家高速发展的成果，通过合法或非法甚或违法的权钱交易，被权贵阶层占有了其大部分，而且其中有许多被转移到了外国。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对于权贵阶层的优越性，不只是体现在这种制度使他们可以并且事实上占有了中国高速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而且使他们可以并且事实上把他们所占有的这些成果中的部分或大分部顺利转移到了外国。这些官员之所以会采取这种转移财产的行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现行的政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制掏空了中国的国家权力主体，使它变成了一种虚体，从而使得这个国家不再有任何一个人感到它真真切切地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些腐败或未腐败的官员之所以纷纷将财产转移到外国，其心理原因就是由于他们觉得这个国家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是不需要他们去热爱和对它负责的，所以，在从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异在的国度中大捞一把或大赚一票之后，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要考虑自己的归宿之地了。正是出于对自己归宿的考虑，他们才将其财产（不管是合法财产还是非法财产）转移到他们自认为合适的归宿之地——美国或其他国家。这些官员其实只是把现行政治体制下的中国当作是可以让他们及其同盟者尽情采掘的一座金矿，他们更自觉其所任的官职不过是这座金矿中大小不等的老板位子。
中国的现实令我感觉悲哀的是：这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发展，虽然多少也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一些眼前的蝇头小利，但大部分实惠都被权贵阶层给占有了，而且其中有许多都被他们转移到了外国，于是这些年的发展给中国造成的后果就是：除了百姓得着些眼前的蝇头小利以外，整个国家资源和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受到了必将严重影响今后中国几百年发展的浩劫——石油等资源滨临枯竭、空气和土地及水污被严重污染、国民道德和社会诚信沦丧殆尽！然而尽管付出了如此高昂而巨大的代价，却主要是换得了少数人的权贵地位及其财产，而且这些财产有部分或大部分已被他们转移到了外国！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呢？除了一些蝇头小利，他们得到的是：（1）滨临枯竭的自然资源；（2）空气、土地和都水被严重污染的自然环境；（3）国民道德和社会诚信沦丧殆尽的人文环境；（4）未知将来如何的不确定前途和完全无法自我把握的空幻命运！
垂垂老矣！但只要不死，总还要思考；只要不停思考，总还有话要说，尽管对于一个垂垂老矣的人来说，即使整个世界毁灭，其个人又将失去几何？！
（原标题：中国已成一些官员及其同盟者肆意采掘的一座半废金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