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先生作为中华民国的重要领袖，前总统，主政中国大陆22年、台湾26年，不能不让人记怀。
中国政争而纷乱的现代史，对于我们去认识一位政治人物，是非常困难的事。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先生统治中国大陆达22年之久。其间经历中国近现代史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与历史事件，如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紧接着8年抗战，迎来胜利，然后民国败给中共，蒋介石先生败走海岛。却在海岛创造经济奇迹，他的后人更在台湾完成许诺，中国人终于有一部分人享有国家体制保障下的政治民主与经济富足。
一、 爱国者
信奉三民主义的他，辛亥时响应归国革命的号召，由日本辍学回来，参加孙中山的革命。今天我们用爱国或革命者一词，似乎有褒有贬。但无论观其于大陆时期的反清、反袁、反陈（炯明）、领导北伐、领导抗战，还是于台湾改造国民党，他的一生都是爱国的革命者。
蒋先生早年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时，曾受苏联托派观点影响，甚至被1924年的美国《时代》周刊视为中国的托派。但他在苏联和“联俄容共”期间的经历可能奠定他一生强烈的反共立场。他的心路历程如何，现在已不可考（注1）。作为革命者，他在大陆积极统一事业，基本联合了各路势力，并在高层建立一个现代组织形态的政体（黄仁宇语），团结起一帮同志，甚至包括一批心怀鬼胎的军阀和政敌开始进行建国运动。（注2）他领导中国进行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一雪中国百年外战中屡战屡败之耻，让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步入世界新兴大国之列，并享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荣。
1949年军事逆转之时，下野回乡的他，这样在1949年2月1日的日记反省道：“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这些反省的内容成了他在台湾进行改革与改造的基础。平心而论，蒋先生在大陆这战乱频仍的22年，他未能成就这些事业，实在无法完全归结于他的个人责任，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和客观的条件。
二、 实干家
1928年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他在中国实施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一段被誉为“黄金十年”的建设时期，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宝贵的相对和平时期。十年建设的成就无须多言。（注3）工业产值十年平均8％的增长是这个时期经济的成就。也显示出中国只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和相适应的经济政策，经济的奇迹是可以预见的。它奠定了中国8年持久抗战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在军力与国力相较的现代战争中，中国硬撑了下来。
这一段时期，中华民国取得了走向现代化的诸多成就。如果不是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进程应该是一步步地在实现。我想提其中小小的几个方面，来看这位实干者对国家民族发展的眼光和对社会的积极改造。并且我也希望，会对今日的某些缺憾有所借鉴。
市政建设
国民政府1928年推行的“市政改造”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市政的开始。蒋先生亲自题写了“首都计划”，他要求城市：“发扬本国固有之文化，颜色搭配赏心悦目，光线空气最为充足，具有伸缩性之作用利于分期建造。”这样的市政建设概念就在今日，也是宜居城市的标准。今天，当我在中国的大中城市的钢筋高楼中行走，看着一座座渗透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古迹园林、宽窄深浅的小巷渐渐消失，回忆起从前我们幼时城市的宁静之美，不能不感慨蒋先生对“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公园安置诸方面的用心深微，和规划的有情有心。”（同注3）
国民性改造
蒋先生对于国民性的改造也是倾注着心力，他的“新生活运动”虽然评价不一，但他提倡的要国民“持躬接物，容人处事，能素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确实透过“假借儒家传统，来建构能够迎合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的”积极的国民性（注4）。看中国30、40年代的电影，常对里面人物的活泼而又谦和的性格赞叹不已。当时的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一边积极引入西方现代文明理念，一边在尊重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一些重要的学者们清理中华文化，剔除不符合现代发展的成分，整理国故，进行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五四中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穆拉儿小姐（moral）”，和新儒学运动等都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积极的传播与实行。
国民政府时期尊重“专家治国”，这至今仍然是学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丁文江、胡适、翁文灏、吴鼎昌、张嘉璈、王世杰、蒋廷黻等专家学人本身就是30年代现代化建设的筹划者和执行者。资源委员会培育的几万包括众多“海归”的知识界、工程界人士更是中国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动中国战时工业进步的功臣，和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仰赖的建设人才。（注5）
教育为本
教育是蒋先生一直的情有独钟。中国现代史上两次规模巨大的“迁校运动”都是政府特别为保护抗战和内战战火中的各级学校“弦歌不辍”而采取的耗资巨大的宏大举措。30年代起国民政府就在逐步实行学龄儿童强迫“四年制义务教育”。中日交战后，鉴于军队巨大的减员和兵士素质的低下，很多社会人士要求改普通教育为国防教育，号召师生应征入伍，共赴国难。但蒋先生发表著名的“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政策，他认为：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注6）
这是蒋先生“抗战、建国”的思维。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有对社会改造的坚毅性格与不为环境改变而动摇的坚定性。他对教育为建国之本的眼光令今人读来依然感慨不已。战时中国经济被封锁，政府为打击侵略者，保卫大后方而发起无数次大小规模人力物力浩大的会战，这些都需要大量战备与金钱的投入，势必影响对其他事业的投入。但蒋先生一直坚持抗战时也要坚持建国。建国在他的眼里高于一起，而建国，建什么样的国，一直是蒋先生的考虑。在他眼里，中华的文明与文化的传承高于一切。这当然和中国历来的文人传统相符合。因此，即使在政府丢掉所有重要的税收来源的东南工业基地与港口后，“国民政府财政就是极其困难，仍然将巨款投向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注7）
蒋先生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政策，保证了在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的持续发展，它为国家战后复苏保留了元气，影响深远。即使在战争非常吃紧，政府已经出现严重财政崩溃前兆的1944年，仍然对外派遣出国公派留学人员，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就是这个时期派遣出国的科技人才。
对于蒋先生的国民政府，我还要提到，在中国最易被忽视的农村，国民政府农委会积极支持晏阳初、梁漱溟等在中国农村试点并推行农村识字运动、农村卫生运动、农村公民运动。即使在中国对日战争时期，这一社会实践并没有停止。在战后，这一运动更是得到很大的发展。
同一时期，中国的学者积极在教育的领域，开办大中学校、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并使民主与自由的思想极大地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发展和被接受，涌现出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宪政派人士引领社会思潮。可惜，这些人在政府败走大陆后，有些到了香港海外，有些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大多遭到整肃。
建设台湾
坚持抗战使蒋先生在中国达到威望的顶峰。他领导的中国8年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就在1941年战争进行中，他开始规划中国战后建国计划时，各种毁灭的种子已经埋下。观欧洲战场，战争四年，战后饿蜉遍野，很多国家经济无以为继。英国战时英雄丘吉尔政府战后下台，美国战后不得不紧急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大规模世界性援助。中国以复兴中的穷国经济抗战8年。这场战争当然也透支并打垮了中国的经济。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这样指出作为农业国的中国的传统情况：风调雨顺让一位暴君都可成为明君；一场灾害，明君也可成千夫所指（中文大意）。中国的情况就这样不幸出现了可怕的逆转。国民政府的溃败当然有蒋先生内政军事中的失误与误判，也有当时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孰重孰轻，一直是史学争论的焦点。但国民政府败走台湾，却带走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成为一个现代化宪政国家的希望。（注8）
蒋先生到了台湾之后，成功进行土地改革，使台湾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这次改革更因其温和性，与大陆进行的血腥土改形成鲜明对比。现在的台湾社会已跨过小康，进入富裕社会，蒋先生作为统治台湾近三十年的人物居功甚伟。
他的心也许到了晚年更为柔软。他带给了台湾经济起飞的可能，他1966年在台湾倡导的儒家复兴运动，整理国故，缔造了一个儒家文明的美丽小岛。
当今天的世界华人游历台湾，惊喜于随处可觅的温良恭谦的儒家传统时，蒋先生对台湾的治理与影响功不可没。这个儒家现代社会的典范，不由蒋先生最后完成，确实由他而起，给世界华人一个骄傲于本族文明与感受国故的地方。
蒋先生1975年清明在台湾去世，遵中国传统，他的灵柩一直停棺不下葬。也许他的心还在那1949的岁末，那架载着他离开中国大陆的飞机，在中国的近海盘旋，象只不忍离巢的鸟儿；它终于往南，飞向了台湾。在台北，他将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幅中国地图，每天提醒着这岛上的大陆人故土难忘。
终其一生，美丽的祖国河山，只能在这位爱国者的梦中萦回，在他要岛上的中国人不忘的中国传统中出现……
注1：这是据胡佛研究员，蒋介石档案主要研究保管人员郭岱君教授这样解释1924年蒋日记不见的原因。据说是蒋自己的分析。
注2：当时蒋的策略是：对有意识形态之争的，是用军事。当然军事也是有变化的，后来就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样的思维就比较好一些。而对北洋军阀，还是以抚为主，用金钱地位鼓励内部哗变等，让他们”易帜“。这对结束中国的长期军阀混战，休养生息，建国，是有好处的。当然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争执，认为其革命不彻底。
注3，6，7：十年建国，其成就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成就最大的是经济，1951年9月19日魏德迈将军在美国国会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详见：“中国三十年代”。
注4： Dirlik, Ari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注5：资源委员会对中国工业的布局与建设，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 一文有较详细说明。
注8：1947年的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是民国首次国会议员选举，其产生的代议机构，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虽是民主的初级阶段，但民主本身就是教育（陈独秀语）。详见自由维基：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