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27日讯】在今天这样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保持对中国经济形势与走势的准确判断与理性预期尤显必要。
正如经济分析需要参照系与基准一样，若将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表现和2003-2007年的黄金周期年份相比，恐怕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按照有关经济学家的判断，当前中国已经存在事实上的金融危机现象。例如，有些企业该破产没破产，有些地方融资平台早就资不抵债，是增加了贷款在维持着。换句话说，沉疴淤积的中国爆发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可能性一点也不能排除。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当握有最多资源和政策红利的国有垄断企业在喊痛的时候，对GDP的贡献占60%以上的民营经济的真实处境却格外艰难。
这些长期以来生长在夹缝中的主要就业载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自2008年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来，就一直未得到足够的政策支持，即便最近几年有了好的政策释放，也由于执行层面遭遇的多重阻力而不了了之。
笔者判断，如果上千万的民营企业中有30%无法渡过这次困难期，届时即便政府再度对经济进行热启动，恐怕也无济于事。
所幸的是，最高决策层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在提高，也不再视8%为经济增长的底线。很难想象，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追求8%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带来怎样的冲击？
深陷福利范式危机的欧洲，如果能够保持2%的增速，就是令财经领袖们相当满意的卡尔多改进了；同样，可能跌入“5万亿美元陷阱”的日本，即便祭出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也不能根本扭转日本经济不死不活的局面；
至于依然是全球首席经济强国的美国，在享受了一段时期的非理性繁荣并深切体会到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痛之后，已不再将长期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押宝于金融领域。美国对制造业和新科技革命的投入将在不久之后迎来收获期。但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决策者恐怕也不敢奢望美国经济还能录得超过4%的长期增长。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这些年来，所谓保持8%的经济增速与增加1200万人就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一直被决策层视为施政的必保选项，由此引致的投资依赖症的负效应，直到今天依然在发酵。
从时间轴来看，2000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消费的推动作用持续下降，投资与出口的作用持续上升。例如，2000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65.1%，12年后的2012年，这一数字下降为51.8%，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下滑到45.2%；而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对GDP的贡献率，2000年只有22.4%，2012年上升到50.4%，今年上半年则上升到53.9%。
另一方面，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实则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多年来，政府人为压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将大量的国外资本吸引到了中国，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一度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资冲动与出口的过度增长现象相当严重。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这种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
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甚至高度扭曲，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
显然，如果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不能根本改变，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指望中国下一个十年的增长动力切换到最终消费只是“单相思”。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尽管稍有经济学常识的市场主体都知道：中国不是天外来客，不可能远离经济危机，而且事实上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危机迹象；尽管连普通百姓也清楚：即便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具动员能力的政府，其能力边界也不可以被无限放大。
换句话说，在关于危机可能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信息较为对称的前提下，整个社会却在相当程度上存在道德风险，认为即使出现再大的经济问题，中央政府最后一定会来救。这是非常危险的征兆。
中国经济的非理性繁荣周期越长，相应的系统性风险就越大，由此带来的转型边际成本也就越高。如果能够通过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根本性切换，使有效经济增长真正成为常态，则即便是6%的经济增速带来远超目前的福利效应。
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早已表明：光靠政府驱动而没有符合要素市场价格规律的驱动，经济难以获得长足发展。再好的经济政策，本身与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至多是促成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推手；同样，即便是最有资源配置力的政府，也无法取代市场的作用。如果不能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不能约束政府的行为，看起来很好的经济政策最终会成为经济危机的推手。
可见，要创造经济真正转型的配套条件，扫除阻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最高决策层就必须从关乎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与执行力，制定垄断行业改革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等关键领域改革的时间表，彻底打破目前的权力配置格局。
与此同时，应该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消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后顾之忧；并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将中国经济由目前的不可持续、不均衡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发展轨道，切换到依靠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轨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