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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07月14日讯】（看中国记者穆一然综合报导）郭美美引发的中国红会公信力危机余波未平，中国红会近日又陷认捐器官丑闻——凭借掌握捐献器官资源要求医院捐款，从中牟取暴利。备受争议的中国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也随之再次受到关注。
中国红会掌握2/3捐赠器官
中国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在10日的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从2010年3月公民捐献器官至今，全国共有公民器官捐献918例，获取大器官2495个；进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执行自动分配的捐献器官为720个，约占总获取器官的1/3。
据了解，中国的器官捐赠主要是由中国红会、器官获取组织（简称OPO）、卫生管理部门及医院统筹完成。中国红会协调、指导器官捐献，掌握潜在的捐献器官的信息，之后将相关信息告诉OPO，与OPO、医院协商后，分配捐赠的器官。虽然原则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管理国家器官分配与共享的计算机系统，掌握器官分配权，但实际上很多省份都是由红会负责分配捐赠器官。
广东省红会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李劲东日前在谈到广东红会参与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的工作时也间接承认主导捐献器官分配一事，“我所知道的是，很多（器官移植资质）医院，都向红会承诺，肯定上这个系统”。他同时承认广东省捐献器官非100%由系统分配，“虽然不是100%，但起码说明，我们一直在向100%的目标努力”。
变相进行器官买卖 中国红会又陷信用危机
《新京报》8日的文章《人为干预”器官分配引发利益之惑》中曝料称，中国红会要求获取捐赠器官的移植医院捐款，有明码标价，红会称此捐款将用于救助捐助者。
文中引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简称OPO）工作人员姚林的说法表示，这家医院已经几个月都没有获取深圳红会提供的潜在器官捐献者信息，而之前深圳红会总是在有资源时第一时间内通知他。姚林说：“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们医院不捐款有关”。他还透露道：“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深圳红会从未公开过”。该医院的另一内部人员表示，红会要求医院捐钱的理由是要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
广州一家移植医院的OPO工作人员还表示，他们每成功完成一例器官移植，要向提供捐赠器官信息的深圳红会捐款10万元，“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
而深圳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提供给捐献者家属的丧葬费等人道救助资金不超过2万元。
对此，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认捐一事，但否认平均10万捐款的说法。她还解释说，红会定期为捐款的医院制定一个表格，告知所捐款具体的收支情况，但认为没必要向大众公开相关讯息。
但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姚林对此回应道，医院尚未收到红会关于捐款具体用途的报告。他同时表示，如果捐款是用于器官捐助者的救助，应公开使用明细。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究主任王海波曾在5月份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对捐赠器官资源的争夺表示担忧，他表示潜在供体之争会令器官成为稀有资源待价而沽。也有专家提醒道，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
备受争议的移植器官供体来源
中国红会器官认捐门事件也再次将神秘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拉回公众的视野。
中国目前被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曾透漏2005年中国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峰，有2万例。
2009年8月26日的《中国日报》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披露，说大部分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黄洁夫也在2010年3月说，“从已死的捐赠者上移植的器官，有90%以上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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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海外明慧网的文章《“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中指出，2003-2006年中国出现移植器官的疯狂攀升，用相对稳定的每年死刑犯器官数量、小幅度增加的亲属间活体移植比例和微乎其微的死亡自愿捐赠是解释不了的，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在这几年疯狂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文中采用了反对滥用死刑的那些机构对中国死刑犯数据的估算，上限为一万人。根据可供摘取器官的死刑犯的比例、一个犯人能提供的器官数量（肾和肝）及器官能同时都被利用的比率，每年死刑犯能提供的器官数量为6,750个，远远低于官方统计的1-2万例。
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及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常被称为“大卫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一书中也指出，根据中国公开的移植数据在中国器官市场高速发展的几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在2009年11月底发表的第三版调查报告中，他们收集到52类不同的证据。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综合所有这些证据，几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大陆长期普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