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考进了淮南煤矿工业专科学校预科，从此由“走读”的学生，变成“住读”。吃在学校，住在学校。那时，这个学校不仅学费全免，还管伙食，甚至每月还有两元零用钱，一年还发一套制服一套内衣，称之为“包干制”。
学校的伙食不坏，早餐：稀饭、豆浆（未放糖）、馒头都不限量，管够。菜有咸菜、腐乳、油炸花生米等。经常有同学把各桌吃不完的油炸花生米收集起来，课间用以“香嘴巴”。午餐和晚餐是大米饭和馒头，管够。菜是每桌一脸盆，八人一桌，均分到各自的菜碗里。女生多的桌子，餐后，桌子上或菜盆里常常有不少被挑剔出来不吃的肥肉。可见油水还是蛮充足的。
1954年下半年，发现早餐的稀饭里加了不少土豆片，问生活委员是咋回事？回答说：“现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每人粮食都定量配给。我们的定量不够吃，加一点土豆补充。”不过，还好，吃饭还是管够，没有限量。
1955年，专科毕业，分配到重庆煤矿学校教书。这时，在食堂吃饭就得凭自己的粮食定量买饭票了。反正每月只有27斤，好在自己掌握，想吃就吃。但是，一到每月下旬总要差几天饭票。不过，也还好，饭馆不收粮票，饭票用完了可以去“下馆子”。
1957年由于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而中了“阳谋”，被册封为“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我是1958年4月下到南桐去的。分配住在岩门农业社一户贫农家里，他家共有5口人，夫妇俩带一个小孩，加上老两口。我把当月27斤米和规定的几元伙食费交给户主，就和他们一起吃饭。只吃了几天，粮食就没有了，好在那时正是瓜、豆上市的季节，南瓜煮四季豆汤汤水水每顿可以吃两大碗，当时还是挺有“饱感”的。但是毕竟其淀粉含量不多，发热量不够，瓜、豆不经饿，加上是体力劳动，两三个钟头后，就感到很饿了。于是，向领队的下放干部反映，大有户主“贪污”了我的粮食之意。后来领队去一了解，才知道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以来，他家头一年分的粮食每年都是吃到三四月份就没有了。我的27斤粮食5个大人吃，当然几天就吃完了。现在回想起我向领队的汇报就脸红发热，只好用“少不更事”无知来原谅自己。
我落户的那家，的确堪称贫农，老大爷经常半夜起来，睡在火塘边的长木凳上，背朝着火塘，烤背。过一刻，再翻过身来，烤前胸。火塘里的火是保持昼夜不熄灭的。老大爷说：“床上太冷，睡不着。”我到他的床前看过，根本没有被子，只有一床黢黑的“麻絮”。注意：不是棉絮是麻絮，根本不可能“松泡”，加之千疮百孔，像渔网一样，怎能御寒？已经是五月份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他们寒冬腊月怎么过。老大爷说：他们还有一个方法御寒，就是“冲壳子”。我感到很奇怪，“冲壳子”怎么能御寒？因为依我对四川方言的理解：“冲壳子”是“侃大山”、“吹牛皮”、“瞎扯淡”的意思。经过老爷子的解释，我才理解了。原来是这样的：农村的灶屋多搭有一层阁楼，也就是架了几根横梁，密密的排上一层竹竿，权当楼板，上面可以堆放杂物。苞谷（玉米）收获了，把苞谷棒子外面那层壳子剥下来，堆在阁楼上，烧火煮饭时炊烟透过竹竿间的缝隙，可以将苞谷壳子烘烤干，同时这些苞谷壳子之间也就储蓄了很多热空气。人冷得遭不住了，钻到这个苞谷壳的堆里取暖，就叫“冲壳子”。
唉！翻身解放了已经8年的农民，还如此饥寒交迫，这就是“翻身解放”的滋味？
有一天收工回来，天已擦黑，户主大妈递给我一小碗煮熟的豌豆，说：“这就是今天的晚饭。”这豌豆是大妈从队上堆放在他家屋檐下的豆秸上偷偷地剥下来的。我端着碗，坐在门槛上，望着东升的月亮，将一颗一颗的豌豆放入嘴里慢慢的咀嚼。豆子刚刚煮熟，没有煮烂，很有嚼头，嚼着嚼着嚼出了甜味，好像吃的是儿时父亲下班时买回来的糖炒板栗。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岸，父亲每天坐轮渡过江到重庆城里上班，糖炒板栗只有城里才有卖的，那又是抗战时期，我们这些逃难到大后方的难民，经济境况都不富裕，每年秋季板栗上市，也就只能吃上两、三次这种较贵的零食。哈哈，原来煮豌豆有糖炒板栗味道！我像发现了新大陆，将来有条件一定要大吃特吃我发现的这个“廉价糖炒板栗”。1978年以后，成家了，煮了几次豌豆，却总也吃不出糖炒板栗的味道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经历的“瓜菜代”的日子。
我们下放的右派，一下去就规定每半个月必须向镇上的公安派出所交一次思想汇报。初初听到这个规定很沮丧，心想：“糟糕，把我们归口到公安部门管理了。”后来发现这是“坏事变好事”：每隔半个月可以名正言顺地向队长请假去镇上汇报思想。到了镇上，先找一家饭馆炒上一份回锅肉买三两米饭二两酒饱餐一顿，杀一杀肚子里的馋虫。然后，找一个茶馆，泡上一杯茶，摊开信纸，牵强附会地应付写上两三页，如：“感到劳动的伟大，一定好好劳动，改造思想，不辜负党的期望……”，交到派出所。估计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因为几个月来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的思想汇报提出任何意见。
我比我的户主，生活还是好许多，用他的话说：“老李，你半个月就可以去赶场‘炒个盘子’（下馆子）打一回牙祭。我们呢……”。我的记忆中，在他家生活几个月，他们没有打过一次牙祭。
大炼钢铁开始了，也全部公社化了，1958年9月，我被调到万盛农机厂（公社办的），搞翻砂，吃公共食堂。这是“大跃进”的年代，是大吹牛皮的年代，是“粮食多得发愁”的年代，人民日报发社论《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于是，在农机厂的食堂痛痛快快的吃了几个月的饱饭。
翻过1958年，进入1959年，食堂天天吃糯米饭，说是仓库没有籼米了。起初，很高兴，因为通常是逢年过节才吃糯米饭，现在可是天天、顿顿都吃糯米饭呀。吃了三四天后，越来越腻味，吃一碗，就不想吃了。但是，两个钟头之后，就觉得饿了。既然籼米已吃光，糯米又能维持多久呢？
正在此时，接到通知，所有南桐的下放干部和右派集中到桃子凼修公路，在整个修公路期间也是敞开肚皮吃饭的。到1959年10月路还没有修通，突然宣布全部停止，又分到各个公社劳动改造。我单位分在兴隆公社。
转移的那天，上午收拾好行李，吃完早饭，每人带上几个充当午饭的大馒头，不限量，随便拿，然后往兴隆公社进发。到达目的地，已是下午时分。生产队长为我们几个右派分配了各自的住户。待我们收拾好床铺已是该吃晚饭的时分，我们拿着饭碗来到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食堂管理员告知，食堂只开早、中两顿伙食，晚饭自己解决。傻眼了，后悔早上没有多带几个大馒头。又一想，即使多带了几个馒头，今晚解决了，以后的晚饭怎么办？这才意识到饿肚皮的日子又降临了。
第二天早上到食堂吃饭，社员们都是一家一户把饭打回去吃，只有我们几个右派在食堂吃。打饭时，炊事员告知：“早饭、午饭都是半斤苞谷沙沙，他们（社员）都打回去匀出一些晚上吃。”饭打到我的大碗里一看，也不过平平一碗，此前，我哪一顿不吃两大碗饭？上午、下午都要干活，要出力，半斤包谷沙沙还匀什么？
由敞开吃饭，一下收缩到只吃两顿，而且每顿只有半斤苞谷沙沙，这真是“下陡坡”。不吃晚饭，开始两天经常半夜被饿醒，或者饿得睡不着。饭吃不饱，再加上睡不好觉，还要体力劳动，觉得这样下去是个问题。清理一下“财产”，还有两斤粮票，转到大队小卖部一看，有饼干卖，虽然做得很粗糙又不怎么甜，但填肚子还是很好的东西。花半斤粮票，买了一斤饼干。每天晚上感到很饿时，就吃一两块饼干。
社员们每家晚上还是要开伙的，屋周边地里的瓜、菜加上早 、午两顿匀出一点苞谷沙沙，汤汤水水煮上一锅。只有我们几个右派，没有锅灶，也没有瓜菜，只有干挨饿。后来，老赵想到一个好主意——捉青蛙。他说：“我有经验，很好捉。晚上，青蛙在田坎上歇凉，用手电筒一照，它就不动了，上去一按，就捉到了。”于是，老郭把枕套当口袋，大家照老赵说的办法，当晚捉了一口袋。第二天，一早起来，杀青蛙、剥皮，置于洗脸盆内留待晚上煮来吃。食堂管理员也很通泰，说：“晚上我们不开伙，你们把火捅开，锅灶尽管用就是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没有几天，因为天气越来越凉，青蛙不出来歇凉了。
生产队又宣布，公社没有粮食了，每人每天供应二两毛粮。所谓毛粮，即未加工的原粮，例如二两稻谷，如果加工成大米，只有一两五钱。可见当时农村的粮食已经被搜刮干净到了何种程度！
一天二两原粮当然是无法活命的。幸好，这时到了红苕的收获季节。红苕不易贮存，不宜做公粮上缴，留在生产队充作口粮。挖红苕的时候，生产队长宣布：大红苕抬到保管室过秤，红苕根根背到伙食团不过秤了。队长开了这个口，于是中、小红苕都一律作为红苕根根背到伙食团，作为一天二两毛粮的补充。
开饭时，食堂煮了一大锅红苕，每人每顿一斤半煮熟的红苕，管理员用秤称。每当轮到右派去打饭，称红苕的秤杆都翘到天上去了。社员们也没有意见。农民们很怜悯、体谅这些说老实话遭整的右派。私下里说：“只有你们读书人老实，提意见。对共产党老实话都说得吗？他要我们放高产卫星，放就放嘛！吹牛皮又不要本钱。”
现在回想：在那时（1958年），共产党赖以打天下的基本群众－－农民－－就对自吹为大救星的共产党不信任了。它几十年来的统治，不是靠老百姓的拥戴，而是靠“忽悠”。然而，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忽悠得了一时，忽悠不了长远。昨天把田分给人家，今天就把田收回去。弄得饭都吃不饱。很多农民都这样说：过去，给地主“帮长年”，不要说吃饱饭，初一十五还要打牙祭；农忙时，要“打腰台”（打尖）。
不开晚饭的问题依然需要解决。听说镇上有一家糖厂，用甜萝卜熬糖，倒掉的糖渣有人用来充饥。于是我到镇上，买了一个熬中药的砂罐，每晚煮一砂罐糖厂的垃圾－－糖渣－－吃。伙食团烧煤，不息火。不用火了，用煤把火封起来。我每晚都把火捅一个小孔，坐上砂罐，煮好后，再把火封好。糖渣真是“味同嚼蜡”，但是，心理得到了抚慰。一是它有一定的体积，足以撑起肚皮，驱逐了饥饿感。二是心想：总不会把甜萝卜的营养全部榨尽吧？总会残留一点点吧。哪怕一丁点也是好的。
晚上，农村也不开会，睡早了也睡不着。一天晚上出去溜达，不知不觉来到一间炕房。火炕上正在炕花生。炕花生的社员正在剥花生吃。看见我去了，说；“来，吃花生，自己剥。”哎呀，这花生真香呀！剥了一颗又一颗。吃了十多分钟，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他说：“书记来了。”我一想：“糟了，大事不好，要挨骂。”开开门，拔腿便逃。迟了，一道手电筒的光束射到我的脸上。书记是五十开外的老农民，态度很温和，说：“跑啥子嘛？不就是剥几颗花生吃？……我知道你们晚上不开伙……这是集体的，下次不来就是了。唉！去吧！”后来，也没有在会上批评过。对比后来在长寿湖受到的对待，我常常想：“中国的农民真是很厚道的。”
队上常常派我们右派出公差，如：到集镇去运种子、化肥、交公粮之类。虽说这是重体力活，但是，队长知道我们城里下来的人，身上一般都有点钱和粮票，这也是成全我们去下馆子“炒盘子”，补充营养，是“公私两利”的事情。早在1958年，重庆的饭馆已经普遍凭粮票买饭。社员们哪有钱、粮票？年终结算，挣的工分，刨去买粮食的钱，不倒欠队上的钱，你就算是能人了；粮票更难搞到。如果派他们去交公粮，挑上100斤的担子走十几里路，办完事，没有钱和粮票到饭馆吃顿饭，还得饿着肚子走十几里路回家吃饭。
我们的钱是原单位按月发的生活费。手头的粮票就只有靠家里支援了。我是单身汉，在重庆无亲无故，只好向在北京工作的大哥求救。好在大哥经常出差，在火车上用餐无需粮票，省下来一些，每月给我寄来两三斤。在那年月这可真是救命的宝贝。我校有一个右派老师吕声振，老婆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靠他一个月70多元的工资，养活一家5口人。打成右派后，一个月只发15元生活费，要养活5口人呐。只有尽量刻苦自己，省下尽可能多的钱寄回去，哪有钱下馆子？每次我们去出公差，他投过来的那道羡慕的目光，现在想起都令人心酸。他就是由于缺少这类补充，没有拖过1960年，饿死了。
1959年12月，传说我们可能要转移到国营农场去改造。1960年1月，国营长寿湖农场来了一个干部张有余，说我们将转移到他们那儿。他还带来一株麦穗，宣传他们那里麦子长得如何好。一月份的南桐，麦子不过是像韭菜一样的麦苗，而长寿湖农场的麦子已经抽穗了，大家都为前景的美好而欣喜。
1960年2月转移到长寿湖农场。
1957年、58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干部下放运动，其实就是搞的一次干部队伍大清洗。凡是在整风中对共产党提意见的，一律打成右派分子；不便打成右派，而又不足以信任的（如：家庭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工作消极……）则以干部下放锻炼的名义调离工作岗位。这些清除出来的人需要有地方安置，于是就设立了许多农场。长寿湖农场是其中之一。
长寿湖是修建狮子滩水电站形成的人工湖。农场的任务就是开垦湖区周边的湖水消落带土地。农场的组成人员除了右派和下放干部外，还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和孤儿院长大安排来的青少年。
由于我是学机械制造的，我被安置在场部的机械厂劳动。吃饭在场部食堂。每月粮食定量21斤，平均每天7两，再分配到早、中、晚三餐，就只能是2、3、2了。中午三两米饭打到大碗里只有半碗，两三筷子就扒拉完了。原来在南桐兴隆公社的食堂，秤杆翘上天，一份午饭起码有两斤熟红薯，吃下肚，有八九分饱意了。这里根本没有秤杆翘上天那回事，干饭用小木瓢舀饭，一两一瓢，稀饭用铁勺舀，一两一勺，决不会多舀。每顿饭都是只有四五成饱。干的活是打铁，当“下手”，抡12磅的铁锤。上午10点以后，下午3点以后，肚子就空了，铁锤抡起来，抡到最高点，由于肚内空虚，摇摇晃晃，铁锤落下总是砸不到点子上，经常遭到师傅的斥骂：“你眼睛瞎啦？”“你没有长眼睛吗？”
在长寿湖农场的处境与南桐农村公社相比恶劣多了。下放干部都是被组织上（中共）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弄下来考验的。他们自己很清楚，所谓下放锻炼，就是考察、考验，表现好，可能早点调回原单位；表现不好，长期劳动锻炼。所以，这部分人都极力表现出立场坚定，与右派界限分明，对右派严格监督。在他们那里听不到一句同情安慰的话语，听到的总是训斥（还讲一点道理）或呵斥（一点道理不讲）。右派们处于被专政地位，只能沉默，不敢反抗，否则说你右派翻天。孤儿院来的，基本上是未成年人，不懂事，在“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后说坏”一类儿歌的熏陶下，又耳濡目染，看到下放干部是如何对待右派的，于是也跟着欺负右派。再有，就是一部分所谓的“归队干部”，又称摘帽右派。为了表现他已经回到人民队伍，已经是人民的一份子，已经又有了对敌人专政的资格，也常常对我们吆五喝六。在长寿湖的岁月是我人生最屈辱的时期。以至于使我认为人的本性中潜在着压迫别人的欲望：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他就会去付诸实施。都是喝那个“阶级斗争”狼奶的结果。
提出“博爱、平等、自由”理念的人太伟大了。
场部食堂有供农场领导干部的小灶伙食，他们不必在窗口排队打饭。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围着一张大圆桌用餐，早餐：牛奶、馒头、稀饭；午、晚餐：有鱼、肉和蔬菜。主食：一大洗脸盆饭，自己去舀，没有限量。农场有一个捕鱼队，天天都要送鱼来，所以他们是天天都有鱼吃的。那个时候（1960年）农场尚未在水库内大量养鱼，捕鱼队也就是用小渔船撒旋网捕捞，数量很少，除了供应场领导干部食用，余下的就送到湖滨饭店去卖。大食堂是没有荤菜卖的。
共产党的集权制度其实质就是等级特权制度。其实那些所谓场部领导多是科级干部，场长最高不过处级，队长多数原来就是一般的科员，现在他手下有几十上百号人，他就是统治者。他们在大食堂吃小灶我们只有干瞪眼。大家都是一样的定量，他们吃饭没有限量，还不是多吃多占了我们吃大灶人的口粮。我们名义上每天7两粮，实际上有6两就很不错了。
一个多日没见面的难友见到我说：“哎呀，才两个月不见，怎么瘦脱形了呀？”我到湖边以湖水当“镜子”照了照，真的，脸变形了。走路时，两个小腿像绑了砂袋一样沉重，拖不动。
机械厂的木工房经常有制作木匣子（棺材）的任务，是各个生产队饿死了人来要的。和我同一个学校的难友吕声振分配在红旗生产队饿死了；煤矿设计院的焦光复饿极了，煮一锅马齿苋吃，吃多了得肠梗阻死了，死时才19岁；四川人艺的王恆饿极了吃马桑耔，中毒死了；拉小提琴的曹亚其饿死了；设计院的刘光明也饿死了；……我不能不考虑“生存策略”。定下一个原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命要紧。
我比起那些分在岛子里的生产队的难友幸运得多。我先分配在机械厂，后来调到基建队，都是住在狮子滩，狮子滩是场部所在地，是水陆交通要道，能经常买到一些吃食。场部食堂凭粮票也可以多买饭。岛子里很多生产队的食堂，有粮票也不能多买饭，只有吃那点点定量。
在狮子滩偶尔可以买到“鸭娃蛋”。“鸭娃蛋”就是养殖场孵化鸭子的废品鸭蛋，弄来煮一煮卖给我们吃。由于这些蛋都经过一段时间孵化，所以都不同程度的腐败了。剥开来臭熏熏的，但是在那种长期饥饿的状态下，这可是难得的“高蛋白”呀！有的蛋，已经有鸭子的雏形了，甚至长出了一些羽毛。有的人买到这种蛋，觉得难以下咽。我却不然，由于那羽毛在嘴里总也嚼不碎，翻来覆去的嚼，很像咀嚼没有煮烂的瘦肉纤维，有一种吃肉的感觉。我每遇到卖“鸭娃蛋”总要买十几个。
湖滨饭店也经常有“鱼油花生米炒饭”卖。每当收到哥哥寄来的粮票，一听下班的钟响，原来觉得像灌了铅似的沉重的腿，现在却“健步如飞”往湖滨饭店赶去。这大概也是求生的精神力量吧。“鱼油花生米炒饭”一份三两粮票1元5角钱，其中大约有15粒花生米。鱼油就是把原本该丢弃的鱼内脏，加上水煮，将面上浮的油水撇出来熬制得到。有一股浓浓的鱼腥味，若是现在肯定觉得很难吃。但在那时，惟其因为有鱼腥味，才使人感到吃下肚的是“货真价实”的稀缺的“高脂肪”！虽然饭里只有15颗花生米，那也是不可多得的稀缺食品呀！
那时,还有一样令我十分羡慕的调味品－－“油盐巴”。有的难友家属来探望，或难友回家探亲会带来一小瓶“油盐巴”。就是将盐炒热，滴几滴菜油，再翻炒，直到所有的盐粒都染成乳黄色。每当吃稀饭的时候，只见他们掏出小瓶瓶，撒一点在热稀饭中一搅，立刻飘出一股油香，三五公尺远都能闻到。在那大饥荒的年代，食用油和盐都是定量配给，吃食堂的，粮、油、盐等等都拨到食堂去了，个人是无法弄到的。只有城市居民在家中开伙的，才能有点配给的粮、油、盐。我由于在重庆没有亲人，所以“油盐巴”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这是现在的青年人难以想象的。
吃饭的餐具也很重要。首先，口径要大容量要大，大有两个好处：一是打稀饭时不担心溢出，也不会抛洒到外边；二是期望给舀饭的人造成错觉，显得量很少，没打够，再补舀一点。其实他已“见惯不惊”，哪会补舀？其次，材质是金属制品，便于熬“锅锅宴”。比如：打上三两饭，加些开水，三块砖头架个灶，捡点柴火一煮，体积变大煮成汤饭，再撒一点“油盐巴”，哧溜哧溜的一边吃着一边感叹：“一热当三鲜呐！”那时，最令人羡慕的餐具是搪瓷汤盆或者20公分口径的小铝锅。这可是当时的稀缺物资！我还记得那时一个家属拿着一个带着把子的像痰盂一样的白色搪瓷制品去食堂打饭，很耀眼，不少人投以羡慕的目光。1979年我结婚，妻子带过来的家具中也有一件这样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子？她回答：“尿罐。”
中国传统餐具的另一样东西是筷子，但那时许多人都改用西式汤匙，俗称“瓢羹儿”的小饭勺。因为吃稀饭，吃到最后碗的内壁上那一层糊糊，是不能放弃掉的。用舌头舔碗，只能舔碗沿的一圈，舌头长度够不着碗的中心部分，再者，舔碗看起来也不雅。用筷子刮，筷子是直线，碗是曲面，筷子端部和碗的内壁是点接触，一刮一根线，用小饭勺则不同，它和碗内壁是弧线接触，一刮一大片，可以把碗上沾的糊糊刮的干干净净。再用开水涮一涮，把涮碗水也喝下去。从前吃饭都习惯用筷子，现在想用勺子，却买不到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轻工业几乎都停顿了，全民都去炼钢了，头发卡子、火柴都不容易弄到，到哪里去买小饭勺？狮子滩建电站时，是用楠竹盖的工棚，留下许多楠竹筒筒，楠竹筒壁很厚，于是人们就用楠竹块块自制饭勺。用随身带的小刀，削成饭勺的大致形状，然后用石头慢慢打磨，像石器时代的古人制造工具。歌剧团的罗XX有一只美军用的不锈钢汤匙，很耀眼。我问他：“在哪里买的？”答道：“买的？我用三斤粮票外加五块钱才换给我的。”五块钱可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呀，至于三斤粮票就不好用钱来衡量了，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而且，这粮食是从自己的牙缝中抠出来的啊。后来为了减少打饭的随意性，改为罐罐蒸饭，每人一小罐，小饭勺的刮罐罐的功能愈显突出实用。真正做到颗粒不留。
一次抬石头，感到扭了腰，到医务室去看病，医生给我开了100毫升的XX酊（记不起叫什么酊了）。拿回去一喝，浓浓的酒味。哟嗬！是药酒。酒可是粮食做的，可以补充能量。于是我就常常谎称扭了腰去医务室开一小瓶XX酊喝。
有一次听到一位家属说，给小孩打蛔虫用“宝塔糖”，我马上想到这个蛔虫药是糖做的，可以搞来吃，补充糖分。但是，农场都是成年人，医务室没有供儿童吃的宝塔糖蛔虫药。于是，写信给远在安徽合肥的母亲，请母亲帮我买宝塔糖。母亲以为我要打蛔虫，给我寄来的是十几粒驱蛔灵药片。也好，糖份补充不成，消灭营养大盗蛔虫也不错。服药之后接连两三天大便都解在野地里，用一根小棍儿拨拉解出的粪便，清理“战果”。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三天总共屙出大大小小一百二十多条蛔虫。
长时期的饥饿，使人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搞吃的。那是地地道道的“饥不择食”。地里长的番茄、萝卜，“顺手牵羊”弄一个，在身上擦一擦泥巴就啃。有时支援生产队，去挖地，地里有残留的红苕根根或野荸荠，捡起也不洗，搓一搓泥巴就吃，怎能不长蛔虫呢？
回忆交流以往吃过的美食，是常有的精神牙祭。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大家都喜欢“夹沙肉”，下面一碗糯米饭打底，上面盖着十几片五花肉，每两片中间夹着豆沙，上面撒满白糖，既是大油大肉，又有粮食和糖，真是高脂肪高能量呀。还有一样菜就是“轰炸东京”。难友老丁作了详细介绍：据说此菜是抗战时期引进到四川的江浙菜，上菜时，跑堂的左手托着“东京”－－一盘刚出锅的油炸糯米锅巴，右手端着“炸弹”－－一碗热气腾腾的烩三鲜，把“东京”放在桌子中央，“炸弹”劈头盖脑的倾倒下去，炸得“东京”丝丝作响。此乃“锅巴肉片”是也。这个菜也是既有肉又有粮食。即使是打精神牙祭也忘不了粮食。
报纸上介绍，有一种藻类叫“小球藻”，富含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极易培养，可以弥补营养的不足。于是农场把培养制作小球藻的任务交给了右派卢光特。每天早餐时，卢光特端来一大盆小球藻，随意取用。那是一盆清水，上面有薄薄的一层绿色漂浮物。我试着吃过两三次，一股尿骚味。既不抵饿，也看不出营养效果，搞了一个来月，就停止了。后来右派改正了，碰见卢光特，我问过他：“以前，你搞那个小球藻，真有那些营养吗？”他答：“我不过是按照介绍的资料做的，又没有经过分析化验，谁知道？”我问：“怎么一股尿骚味？”答：“培养液的主要成分就是尿。怎能没有尿骚！”又问：“你喝吗？”他笑了，“我亲手加的尿进去，我怎么会喝。”“你整我们喝尿，良心大大的坏。”“嗨，老弟，党报宣传说那个东西有营养，领导上喊我搞，我能不搞吗？不说这些了，你我活出来了，就是命大。”
人们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遭到政府的“打劫”。1960年8月31日下午，接到哥哥寄来的一张5斤全国通用粮票。已经一两个星期兜里没有粮票了，收到这5斤粮票，真是“雪中送炭”，晚饭时到窗口去加二两饭。递上5斤全国粮票，找补给我4斤8两四川省粮票。晚上9时，传来四川省粮票作废的消息。顿时如五雷轰顶，急急忙忙跑到伙食团询问，回答说：“刚刚接到通知说，从今晚9时起，四川省粮票一律作废。明天用新粮票。”听到此话，眼冒金星、脑袋要炸裂一般。这不是活抢人吗？有这样的不要脸的政府吗？有这样无赖的政府吗？这还叫人民政府吗？这分明是坑民政府、害民政府、抢民政府、强盗政府。当晚，一夜没有睡着。天麻麻亮就起身，赶往距离狮子滩20里的双龙场，期望那里还没有接到通知，把手中的粮票用掉。到馆子一问，都说：“昨天晚上就接到通知了，昨晚9点省粮票就作废了。”仍不甘心，又走十几里路赶往回龙场，各个馆子都是一样的回答：省粮票作废了。没辙了。死心了。心想：因粮票作废而被抢走的粮食又岂是我一个人的4斤8两，何止千万斤？这些都是老百姓从牙缝中省出的呀！比人民币还要金贵的呀！就这样被抢走了。遇见这种“人民政府”，我能奈何？我能奈何？只有自认晦气。
后来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大事记中得知，那一次四川全省被作废的粮票共有4800万公斤！该大事记还破例地以充满感慨的文字说明：这些粮票“实际是四川省干部群众从很低的粮食定量中节约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49—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207页）。
学习时，有人批评我：“饭打到碗里，总嫌打少了，没打够，嘀嘀咕咕，斤斤计较。”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说：“一顿饭，总共就二两、三两，我才没有那么大方，斤斤计较，我要两两计较、钱钱计较。”于是招来更猛烈的批评，说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到1961年秋季，食堂已经买不到米了。粮站配给的是胡豆粉或豌豆粉。依然用罐罐蒸，因为没有发酵，体积只有米饭的一半大小，就像一块糕点。这怎能算是一顿饭呢！伙食团一看不行，改变“策略”，煮面疙瘩，一两一大铁勺面疙瘩汤，大约有两三坨核桃大小的面疙瘩，其余就是像米汤一样的面糊糊汤了。这玩意儿喝下去当时确能撑起肚皮，但是，一两个小时以后，一泡尿一屙，就空了。
管理干部经常斥骂右派：一付饿痨相，恨不得喉咙管里长出手来。其实何止是右派显出饿痨相，下放干部还不是一样。这是长期饥饿造成的，是人的求生本能。
公安局的一个下放干部，其妻来看望他，带来一方腊肉，这位干部拿到腊肉后也等不及煮就生吃了。结果，得急性肠炎，第二天就死了。
作协的右派张X，其妻寄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内有一封书信、两张烙饼和其他一些食品，于是他先狼吞虎咽的将两张烙饼吃掉，然后才消消停停的拆开书信观看。信中开列了带给他的物品，并说，有两斤粮票，放在两张饼的中间。看到此处，这位老兄顿足捶胸，懊悔不迭，恨不能用刀剖开肚皮找那两斤粮票。此后两三天，他都在野地里解大便，便后用一根细树枝拨拉屙出的粪便，希望找到那两斤粮票。哪里找得到踪影！
难友顾大，我在东风凼工地看到他时，瘦得来犹如蒙了一层牛皮纸的骷髅。1961年春节，他留守工地。腊月29日，他从伙食团借了一只面粉口袋，到集镇上花7斤半粮票，买了15斤饼干，装了满满一面粉口袋，打算好好过一个春节。买回去的当晚，打了一暖瓶开水，取出饼干，一块接着一块的吃，控制不住，不到天亮，居然将满满一面粉口袋15斤饼干吃个精光。而且，没出任何问题。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他虽然吃得很多，但吃的速度很慢（吃了八九个小时）饼干也不难消化，在长期饥饿的状态下，消化和吸收功能都特别强，身体各部分都眼巴巴的等待着输来的营养，于是，边吃、边消化、边吸收、边输送，一条龙。这大概也是那大饥荒年代人体的“应急机制”吧！
听说重庆城里人上街吃东西要谨防“抓揪儿”（谐音）。就是当你正在吃馒头或饼子等食物时，突然有人从你手中夺走食物，边逃边吃。你追上去，捉到他，打他，他不躲闪，他只顾加速的吃。等你歇下手来，食物已经吃下肚了。这种饿极了的不顾人格和尊严的只抢你手上那点食物因而不足以称之为强盗的“强盗”，就叫“抓揪儿”。我所在的农场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有一个右派，一天拿着一个大搪瓷盅去食堂打饭，半路上碰见一个人挑了两桶苞谷糖（饴糖），他将大盅盅插进桶内，舀了一盅苞谷糖，边逃边喝。待到捉住他，揍了一顿之后，发现一盅苞谷糖已进了那个右派的肚子里。“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不假。那年头既有“抓揪儿”，也有伙食团长用馒头、粮票勾引女人乱搞而被抓的。
1961年冬，难熬的日子，水肿的人越来越多，岛子里饿死人的消息越来越频繁。周围农村公社也大量饿死人。听说中央在调整政策，农村在搞“退赔”，贯彻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政策。农场也将分散在各个生产队的右派统统集中到同兴岛生产队，改称学习班，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伙食团已经配不到大米，每人每天配给7两蚕豆。吃饭时，打到碗里，一数，一两大约74颗左右。早晚每餐约150粒胡豆，午餐220粒。用餐时，为了延长用餐时间，蚕豆已经嚼得很细，也舍不得下咽，偶尔不慎，咽到喉管，反呕回来再嚼，有如牛羊的反刍。也是这个时候，哥哥来信说：他们设计院的人都到秦皇岛去大办农业，他们也在采橡树籽做代食品。当然没有粮票再支援我了。我只有向远在合肥的母亲求救。母亲来信，信中附2斤粮票，信上说：合肥市民也是吃公共食堂，这2斤粮票是东拼西凑搞到的，以后不可能再给我寄粮票。后来得知，我的在农村的伯父和叔父都在这个时期饿死了。
现在有材料披露，在这大量饿死人的时期，苏联和美国都曾表示给以粮食援助，被毛泽东一口拒绝。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好一个“伟大”领袖，真是视人命若草芥。
没有外来的粮票支援，又离开了狮子滩，一天只有500多粒胡豆维持生命，我也浮肿了。到医务室看病，医生给我开了一块“康复糕”，其实，叫糠麸糕更贴切，是糠、麸加上一些黄豆面和红糖做成。医生嘱咐：分成9 份，一日三次，三天吃完。因为有糖，味甜，像糕点，也是控制不住，当天就吃完了。弄得当夜拉肚子，上了三次厕所。可能是糠麸不易吸收之故。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政策有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才几个月，1962年一开春不久，市场上就有嫩胡豆卖，伙食团立马派人去采购。那时，大伙儿身体都垮了，能背几十斤胡豆走十几里地的人很难找到了，幸好我们班有一个大汉，身体没有垮掉。此人姓蔡名子奎，是体委的右派分子，原来是西南军区篮球队“战斗”队的队员。身高约一米九。本来，在那个大饥荒年代，越是大汉，需要能量越多，越容易饿死。但由于农场供销科长郭广是从军区转业到地方的，很怜惜这个原“战斗”队的运动员，把他要到供销科扛米包子（150斤一麻袋）。供销科掌握全场物资供应，“近水楼台”，所以蔡大汉身体没有垮掉。每天一大早蔡大汉提着空麻袋出去，10点来钟，扛回几十斤嫩胡豆。伙食团煮熟了卖给大家，6毛钱一斤每人可买一斤。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这回真是以粮为“钢”，不出一个月，害浮肿病的全好了。
收割麦子了，去支援当年水库移民现又返迁回来组成的包产队挞麦子（脱粒），“老右”们，先到老乡家买一斤胡豆炒熟，装在荷包里，挞完一把麦子，往嘴里塞一粒胡豆。边劳动边吃胡豆。请不要讥笑他们这幅饿痨相，可以想象一下，连续三年的饥饿，会怎样使人产生没有尽头的绝望感！那时最大的欲望，就是能尽情的吃一顿饱饭，只要一顿便此生足矣！谁能料到，一两个月前还饿得害肿病，现在却可以不停的吃，岂能放过？虽然不是大米饭，胡豆也是土里长的粮食啊！粮食啊，生命的源泉。
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不仅带来生产的大好形势，政治上也给人带来希望。上边说，我们集中起来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是休养生息，准备重返单位工作。5月份还给了半个月的假期，让右派们回家探亲（那时还没有法定的探亲假）。我由于重庆没有家，母亲远在几千里外的合肥，路费无着，探亲只好作罢。但是，我不甘心浪费这个难得的假期，还是要出去走一走。我找到了青滩附近一家农户，他原来是在农场做工的木匠，后来农村搞“包产到户”，就回去种田，吃饱肚子要紧。全家就只有老两口，约莫五十来岁，没有壮劳力。我和他讲好，在他那里打两个星期短工，只管饭，不要其他报酬。晚上在灶屋铺些谷草当地铺睡觉。白天帮他们挑粪淋苞谷。其时刚收过麦子，每天都是吃新麦子做的麦粑（全麦粉面块），加上一些四季豆，煮了一大锅，敞开吃。梦寐以求的“敞开吃”居然在这十几天的假期实现了。假期满了，该回同兴岛了。“东家”撮了一升小麦（五斤），磨成粉，全部烙成干麦粑。让我带在路上吃。这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打短工，受农民“剥削”的心满意足的舒心日子。之所以心满意足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作为参照系。
到了六七月份，苞谷成熟了，星期日难友们纷纷到附近的农民家买苞谷粑吃。到八月份新米也上市了，于是伙食团派一个采购，住在白家场收购农贸集市上的高价大米（每斤0.65元，粮站配给的大米每斤0.1元）。伙食团可以不用粮票，凭人民币加饭了。到了十月份挖红苕了，人们完全敞开吃了，饭后，一个个肚皮撑园了，弯不下腰，只能“正襟危坐”。
好景不长，农民们纷纷传说：上面说这是倒退，要“拿拢去”。即：把包产分下户的田又收回到集体。
果不其然，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警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接着1963年开始搞“四清”运动，派工作组下来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带领农民搞“包产到户”救民于饿死边缘的基层干部，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批斗，有的甚至“上纲上线”被指控是地主富农篡权搞复辟。遭到捆、绑、吊、打，逼得上吊自杀。于是又“拿拢去”了，重新回到 “毛式社会主义”的轨道。
自由市场被取消了，所谓集市贸易，只有农民卖几个鸡蛋和叶子烟，或者扫把箩筐之类，粮食再也看不到有卖的。我们又回复到吃定量的日子。经过国家的“调整”，我们体力劳动者，定量调整到30斤，但依然吃不饱，也饿不死。
我是抬石头的四条汉子之一，抬石头既要有爆发力，也要有持久力，粮食不够，依然需要哥哥支援粮票，或在挖红苕的季节，大吃红苕，或多吃含淀粉的蔬菜（如南瓜），省下粮票调剂缺时。难友顾大也是抬石头的汉子，当然也不够吃。早餐的菜，常卖豆腐乳，他常常是掏出三毛钱，一买就是15块（2分钱一块），作为工间休息时“打尖”。人们问：“你不怕咸死呀？”他端着一大盅开水，边吃边喝边调侃：“这是补充高蛋白。盐，可以稀释，体内稀释和体外稀释效果一样。”
农场所有职工都是城市户口，吃国家配给的商品粮，有定量。农民比我们还要苦得多。修鱼池时，我们的宿舍在马路边。常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听见上山打柴过往的农民。他们是从20里开外的双龙赤脚经过这里，还要再走十几里路，到达华中山上，才穿上草鞋，进山打柴。打好柴往回挑，经过我们这里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家里常常提着一钵午饭在这里迎接，一边歇气一边吃午饭。那一钵饭，我们称它为“满天星”，是一钵碧绿的青菜，宛如蔚蓝的天空，满天的繁星就是那星星点点散布的饭粒。
即使是城市户口，一个月也只有二两菜油半斤肉，得了肝炎，凭医生证明才能买到白糖，一年只有到了春节，才配给一二斤糯米磨粉吃一次汤圆。1975年冬，我回合肥探望母亲、过春节，路过河南信阳，早晨出去吃早点，排队买油条，我前面约有五六个人，快到我了，我前面的那人掏出三斤粮票，买30根油条。这等于在我前面又排了十几个人。我问：“你买这么多油条，干啥？”他答道：“过年做饺子馅儿。”我又长了一条见识：油条可做“代肉品”。……这种饿不死也吃不饱的日子，在大饥荒之后又持续了15年，直到毛泽东死了，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才算结束了20多年的饥饿时代。
我的饥饿经历，也折射出那个时代普遍的民生状况，说明完全是执政者的错误政策所致，而这样明显的错误政策竟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无法纠正。这在实行“西方那一套”的国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201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