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目前正在掀起造城热，据悉，湖北十堰正计划“削山要地”建86平方公里的新城。据规划，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十堰“向山要地”15万亩(相当于100平方公里)。官员称建造新城成本将超过千亿元规模。当地居民则担忧生态恶化，“野蛮的开山必会付出惨痛的生态代价”。
向山要地造城只是反映了中国当前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一个缩影。基于中国建设用地少的约束条件，这些年来各地出现了填湖造城、围水造楼和削山造城的疯狂举动。这样的疯狂带了两种显而易见的恶果：
其一是每到暴雨季节，城市由于路面硬化和大量湖水被填平，导致多个大城市内涝。连江南湖泊众多的城市，也因此内涝不断。
其二是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很多城市人财两空，比如很多城市建立在山坡或者山脚下，极易发生泥石流灾害，一旦发生了这种灾难性自然事件，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然而，这种教训并没有被吸取，在追逐政绩与追逐利润双重逻辑的支配下，各地依然掀起了如此悖逆自然之道的热潮。
笔者多次强调，中国城镇化推进，不能只看其收益，而不看其损失。当前很多地方推进的城镇化，还是粗放式的城镇化。有的农村为了制造城镇化的需求，竟然将许多村庄合并起来，赶农民上楼，这种非自发性的城镇化风险很大，弊端很多。
其中一个最大的弊端是，这种城镇化不仅会带来经济风险，还会带来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因为这样的城镇化，只是表面上的城镇化，是依靠权力强行推进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民市民化之后，其工作和生活方式将发生重大的改变，由于不是内生性的发展，很多农民市民化之后就变成了无业者，一方面增加了国家的福利支出，一方面又增加了社会风险。
然而，中国城镇化制约又在制度层面，如果制度层面没能及时释放出正能量，一旦这些正能量得不到释放，很容易出现问题。
谈及城镇化的制度约束，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农民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身份的问题。资料显示，中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包括了1.45亿左右在城市生活6个月以上，但没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1.4亿在镇区生活但从事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
这实质上谈及的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制度障碍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够正确引导农民工市民化，会制造更多的需求，从而牵引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现代农民工有一个本质性的特征,就是工作与身份的分离。农村人不把他们当作农民，他们大部分人职业已经不再从事农业，而城里人不把他们当作市民，因为他们没有合法性的市民身份。农民工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过渡状态，他们自称“两栖人”或者“候鸟”，每到春节，中国式最大迁徙就会涌现。
事实上，大量的农民工集聚地是在发达城市，这一点造成了推进城镇化的难度，不可能所有的农民工都能在发达城市安家落户，西部和中部地区很多城市由于缺乏必要的工作机会，农民工无法安居于此，大量城镇出现了房屋空置现象，这也是中小城镇房地产市场将会出现很大风险的内在依据。
要想解决这样的状态，从全国经济发展平衡角度和经济安全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基本的策略。在这样的基本策略下，中国城镇化才会释放出正能量。
第二个问题就是城镇化最重要的制约条件在于城镇化的土地稀缺问题。实际上，中国土地并不稀缺，这里面主要制度层面的因素制约了土地供应。这也传递到房地产领域，甚至出现了面粉贵过面包的现象。
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占据一个中介性位置，一方面给原有土地使用者补偿较少，采取非市场化手段运作，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市场化拍卖形式高价拍卖土地，因为地方土地指标是被严格约束的，地价越来越高。
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发展城镇化的，因为地价抬高也会抬高当地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使得人们无法安居于此，企业无法生产，最终导致城镇化进程歇火，缺乏动力机制。
大规模的填湖造城、围水造楼和削山造城运动，将会给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制造巨大的风险，也会将中国拖入高风险社会，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