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某日，四川大学礼堂举行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的鸣放辩论会《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最残酷的集团》。冯说：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是毛的杜撰，马克思的著作里根本没有这个词。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成为毛一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请问，党中央和毛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胡风公开向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怎么就成了罪人？事实证明，毛决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暴君！共产党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工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是一群最无理、最卑鄙的小人。川大汤教授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中国的大学教授，月薪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他们就污蔑汤教授是反革命，是美国派来的间谍。共产党和毛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瞎说苏联这好那好，其实只希望从那里多拿几个卢布。后来，当局以现行反革罪判处冯元春有期徒刑二十年，关押在南充监狱。冯一直不服，经常上诉。文革初，冯元春高呼口号“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下令将其处决，死年不足三十岁。右派改正时，中共四川省委内部决定，全省二十七名右派不予改正，其中之一是冯元春。
1966年夏天，有人发现，长春市劳改工厂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鞋底上有“毛”字。这样的凉鞋谁还敢穿！一时间，满大街的长春人拎着凉鞋到新生塑料厂退货。该市各机关单位随即举行各种斗争大会，声讨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发泄对毛主席、共产党的仇恨。
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初恋爱时，戴母反对，说如果与这个中国青年结婚，你的孩子会自杀的。杨烨是杨、戴的唯一的儿子，高中毕业时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被北大拒绝。他报的是原子物理专业，他的母亲是英国人，过不去政审关。为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杨烨带着红卫兵来抄自己的家，甚至把一只古董花瓶打碎。后来杨桦患上精神病，有一天突然宣布自己不是中国人，不说中文，只说英文，也不认杨宪益是父亲。在周恩来过问下，杨桦获准去英国。行前他把自己的藏书全部焚烧，只留下团员证和毛泽东像。到英国后，杨桦不能见中国人，一见就吓得失控，不由自主地发抖。1979年圣诞节期间，杨烨在姨妈家点燃汽油自焚。他的遗物之一，一幅毛像，上面被他戳满了洞。
台湾海峡边某小镇有个姓孙的青年，其父临“解放”时因赴台谈生意滞留未归。“解放”后，他和母亲成了反革命家属，列入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父亲每年通过香港亲友寄回一笔生活费，母子得以偷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文革一来，母子被冲击。有一天，母亲被红卫兵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游街，儿子忍无可忍，冲出去和人家理论，结果招来红卫兵一顿毒打，还抄了他的房间，搜出一本写满评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一条评注写道：“此词暴露了作者严重的帝王思想，可见其借革命之公器，谋君临天下之私利。”反属加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小孙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孙母收埋了儿子的尸体后，面向令母子梦萦魂牵的台湾方向上吊自尽。许多年后，孙父从海峡对岸回来，带走了妻儿的骨灰，临行前对族人说：此生永不再踏祖宗之地一步。次年，孙父八十七岁病逝于台北。
青海柴达木戈壁滩某钻井队有一位来自北京的青年人，叫刘延德，因自办油印《中国工人报》而被捕，后又在他的《毛泽东选集》书页空白处发现许多批语、问号，再加上偷听敌台，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父亲是中共高干，刘延德被轻判五年徒刑。该钻井队另一位四川青年，因评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又说在甘肃见到光着屁股要饭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滩枪决，死后无人敢为他收尸，被狼拉走了。
云南永州有一位文学青年，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问题，信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毬”，意思是裤子烂得连鸡巴都快遮不住了，镇干部查扣了这封信，指控该文学青年侮辱伟大领袖，将其打成现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群众对该青年进行吼斗，吓得他魂飞魄丧，后被连开数枪，脑浆迸溅。随后，革命群众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民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达对阶级敌人的切齿痛恨。
1970年2月，银川市破获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名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读书写作小团体。成员之一的吴述樟，银川二中1968年毕业，因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旁边写了“放屁”二字，被定为恶攻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弟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也是成员之一，兄弟俩一同被枪毙。
湖南大庸县有一个女社员叫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他们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和供孩子的书钱拿去“请毛主席像”。她在信中质问：“这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闭幕，全县忙着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又挺身而出，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传单说：“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一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刻钢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这一双姐妹也很快落网。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拉到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枪杀。
赵老师是五十年代从天津来大西北支边的知识青年，为人单纯直爽，教学认真，深受学生爱戴。文革开始不久，赵老师却被枪毙了，罪名是偷听敌台，仇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枪毙赵老师那天，看的人很多。他被打倒在河滩里，尸体放了几天没人管。后来他家来了一个老汉，据说是他的父亲，跑前跑后请当地农民帮忙，可农民怕惹事，不敢出头帮他，老汉急得直哭。看见儿子的尸体没哭，这时却哭了。几天后，河滩里赵老师的尸体不见了，不知道埋到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