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的出现，在杜甫数十年的诗歌创作中，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死于770年，按照传统的虚岁计寿法，享年59岁。在杜甫这不太长的一生中，40岁之前留下的数十首诗歌，诗歌艺术上已经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但思想内容只限于山川景物、诗人自己和若干亲友的经历与遭遇，尚未出现涉及社稷苍生的作品。倘若杜甫一直按照这个路子写下去，肯定是成不了“诗圣”的。杜甫“诗圣”桂冠的获得，跟他那些关注社会现实、同情底层百姓的著名诗篇有着直接的关系。杜甫第一篇跳出个人生活圈、涉及社会民生的作品是《兵车行》。《兵车行》大约作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也就是他40岁那年。在那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杜甫就陆续写出了《丽人行》、《前出塞九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秋雨叹三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出塞五首》、“三吏”、“三别”、《春望》、《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大量关注社会现实、同情底层百姓的诗篇。
换言之，40岁之前，从诗歌看，杜甫就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普通文人，一个有才华的诗人；而40岁之后，这个“官二代”出身的封建文人变得不再普通，最终成为超凡入圣、名垂千古的伟大诗人。
那么，杜甫的这个华丽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促使杜甫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
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对《兵车行》一诗的内容进行阐述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按指杜甫）由于仕进要求的失败认识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腐败，由于自身的饥寒接触到人民的痛苦。”（《杜甫传·长安十年》）萧涤非先生在《杜甫诗选注》代前言《诗人杜甫》一文中，也认为，杜甫的转变是由于长安求官期间生活陷入了贫困，受到了饥寒的煎熬。“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冻受饿，‘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县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文学史家对于杜甫诗歌创作发生这个巨大转变的解释，大致如此。概括而言，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仕进的屡遭挫折，使杜甫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罪恶；二是自身生活陷入贫困，使杜甫有机会接近、了解并同情底层百姓的痛苦。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错了，但是，我总觉得，客观上多少有点贬低杜甫的意思，好像杜甫的转变纯粹是出于报复心理，发泄愤懑情绪。要说报复心理、愤懑情绪，孟浩然、李白也应该有，他们的仕途也很坎坷，甚至都比杜甫更加不得志，他们的生活也曾陷入贫困——李白晚年只能投奔原本关系并不密切的族叔李阳冰。但是，我们知道，孟浩然、李白都并未像杜甫那样，诗歌创作上转向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深刻同情百姓疾苦，而仍然以个人生活、情感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杜甫的转变，主要原因至少来自如下五个方面：一是思想性格，二是政治理想，三是人生阶段，四是王朝变故，五是艺术手法。
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尤其是仁爱思想，使得杜甫始终怀有积极入世、关心民生的热情，使得他以后稷和契两位上古圣人为榜样，要为民造福；耿介的性格，使得杜甫不肯随波逐流，过轻松潇洒的日子，而要百折不挠地试图实现其政治理想，当自己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的时候，便将希望寄托在年轻朋友的身上。杜甫早年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的表述中虽然没有出现百姓、人民等字样，但是，毫无疑问，一旦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百姓、人民便是直接受益者。杜甫早年诗歌里没有出现类似《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县咏怀》等的现实主义杰作，这并不等于杜甫早年就不同情百姓疾苦，就不忧国忧民。杜甫早年的角色是官宦子弟，是李唐帝国山川名胜的游历者，是文人士大夫文艺沙龙中深受长辈赏识的青年才俊，是达官贵人筵宴上才思敏捷的的诗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一阶段，他没有必要愁眉苦脸，没有必要整天作忧国忧民状。杜甫向称“诗史”，倘若李唐王朝不曾发生过因为将相欺瞒邀功，大量士兵战死沙场，需要大量征兵，他也写不出《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倘若唐玄宗还是一如既往是个励精图治的明君，不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奸相，他也不可能写出《丽人行》；倘若李唐王朝统治者勤俭节约，生活朴素，国泰民安，跟开元年间一样，“公私仓廪俱丰实”，百姓过着富足的生活，杜甫也不可能写出《赴奉先县咏怀》。杜甫的诗歌创作，一直走的是现实主义路线，而且是追求语言强烈效果。因此，他要反映社会现实，为了追求一语惊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杜甫一定会将贫富贵贱等不公平现象进行强烈的对比。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是杜甫的夫子自道，道出了他诗歌风格巨大转变的诸多奥妙。
总而言之，我认为，杜甫的转折有其必然性。他即使仕途通达，生活无忧，也会跟元结一样，是个关心百姓疾苦有良心的官员，而不会跟王维一样，逃向佛教世界，追求自身内心宁静，过一种半官半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