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到荥经县，调查荥经惨案，20多天，跑了8个乡的8个乡镇、15个村庄，采访了荥经惨案幸存者83人。
我将整理并陆续发出采访记录，争取在年内出版《大饥荒死难之最：荥经惨案幸存者图集》。
石明香原荥经县宝峰公社联明生产队社员。荥经惨案中一家5口，饿死、因饥饿致病死4口，剩下她为孤儿。
1959年9月，荥经县“更大跃进”运动中，刮起反“瞒产私分”的“十二级台风”。她父亲石炳阳为联明生产队队长，因报不出公社领导认可的“高产”，受到批斗，并打入伐木队“劳动改造”。1959年底，饿死于伐木队，时年60多岁。1960年~1961年，其50多岁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一个10岁、一个12岁）饿死。
石明香在数她家死亡人口
刚收到荥经朋友发来的一篇文章，好惨！特发出在本博，与朋友共享心酸！
为了老家的那块田地王文灿
一九四八年，父母把我们从县城搬回老家黑羊坝，为的就是保住高粱湾河对门的小堰头那三亩贫瘠的河滩田。
三十多岁的他们，几年都总是种不好庄稼。耕田耖耙时，只听到脚下哗哗的石头声，泥脚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虫害，靠的是打虫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杆，上面夹着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寺庙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说是害虫就死了。到头来还是病、成光桩桩。
欠收还是欠收，只有边边角角收点粮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远。周围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连草都长不好，收获前常被鸟兽等动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数都是些鸡脑壳。那时只有靠农家肥，到头来还所收无几。
人们常说“养儿养母，做庄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一样，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我家的收成一般，只能是无灾害的30%到50%，最好时也没有超过70%到80%。
实在交不够粮食
一九五四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把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截然分得一清二楚。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农业户口想转为城镇户口，比登天还难。两种人群明显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镇户口享受着旱涝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粮供应，而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粮税负担逐年加重。上边规定的公粮购粮任务卡得相当严，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紧。
每年县上派出许多干部到农村基层，与当地的乡村干部一起，对各家的田地进行估测评定产量，从那年起评测的产量总是比实际收获高得多。
一天，一个脸上长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干部，来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后都叫他巨麻子。他跨进门槛站在搭脚石上，左手叉在腰间，凶巴巴瞪着眼睛，狠狠地说：“三天之内必须把通知上的公余粮交清，不得少半斤四两，只能超出。”
第四天深夜，他又来，边吼边骂。我醒来吓得直哭，七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小妹，在被窝里不敢出声，父（王怀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话，巨威风得意的样子，哪里肯听，后来叫父亲和我把剩下的一点点粮食全部背到开善寺仓库，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亲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还未交够的交清。天哪！哪里去找粮来交？整到下半夜父亲才回来。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以后日子怎么过？
开头每人还吃到一个不大的烂玉米馍馍，乌黑的没有粘连，拿在手中就垮。母亲对我们说吃得下去吗？父亲不说话，一声接一声的叹气。我的泪水湧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辍学了。
未经审判定的“罪”
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叫父亲到张底下张赵氏家去一趟，语言有点沉，说完立即就走了。父亲预感一定有事情要发生，母亲就叫我一同去。
一进张赵氏家屋里，昏暗的油灯下是一张恐怖的脸，屋里就三个人，静得可怕，连呼吸都听得见。隔了一阵子，那人说话了，我吓得浑身直抖，什么也没听清，后来尿也流在裤子头。多一夜才和父亲回到家。除了小妹睡着了，其余的又哭到天明。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给父亲定罪，是说实话的罪，并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
此后，父亲经常给乡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来喊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必须按时送到。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远是四岩沟、虎岗村的各个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时会被雨淋熄。我替父亲送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发高烧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后山背煤炭，扭伤了脚开不得步。还有一次是被斗争回来，睡了两三天，确实走不动。在劳动的过程中，脏活苦活难活就留给他。
“三面红旗”下，大战钢铁时，有个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里是烈太乡最高最远的山上，回来都半夜过了。天上一直滴滴嗒嗒下着雨，说炼铁炉上没有燃料了，又强迫他去关王坪背黑炭（路过花楸坪，才走一半路），人受得了吗？
随时都会被人整的年代，斗争一天比一天加剧，整人的花样不断的翻新，世道为什么这样疯狂与恐怖？前程渺茫，让人感到没有一点希望，留给我们家的只有失望与绝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过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刺激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间，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听到母亲说，你父亲快受不了了。一天他去唐包上砖瓦厂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干活的蒋松廷没有来，父亲便问：“今天老蒋怎么没有来？”当天晚上便遭到残酷斗争与毒打（说他盼望着蒋介石归来）。
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认就狠狠地整；说是坦白从宽，若违心地认了，就是真凭实据，整得更凶，特别是“三面红旗万岁”时期，一回家就见到母亲哭。不断的难以承受的劳累和被斗，致使父亲身上的旧伤痛还没有好，又添新的伤疤。这使我不愿回家，星期天和上学外的早、中、晚课余时间，我一空就去帮人家担水做炭巴，或到东方公园木材公司捞木头。有时背百货到石滓乡，当天又背山货回城，或到煤厂用鸡公车推炭挣钱。
我在学校欠了一笔伙食费，学校给我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叫我拿回公社盖公章，公社副书记王秉才接到表，恶狠狠瞪了我两眼，在表上写上“坏份子子女，决不解决”，还痛骂了我一顿。
一九五九年的秋冬时节，我好久没回过家，家在五八年强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来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
五九年下半年，因那里要办医院，又被撵到银匠铺最破的两空小屋。面积窄小，一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湿，光线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一回家，看见已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住地离管理区（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一个田，约五六十米，
有一天晚上听到父亲那撕心裂肺的叫声时，我们的心在流血，母亲的泪干了，精神也快崩溃了。
后来听到一位同我年龄相当的表姑说，整你父亲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几个黑心的积极分子，还亲自动手。在长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一张方桌，方桌上面摆上一条晃动的长板凳，然后把父亲弄上去跪着，头上还顶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顿毒打，然后再重来。从那天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最后见到父亲时就是惨死的那一幕：
当年冬月的一天，一得知父亲死讯，我立即从学校赶回家（学校离家约七、八里）。家门小半开着。那间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一张简陋的床和一条桌子，基本上就没有多少空间。靠墙的火炉子，已经好久没有使用了（因不准谁家烧火生烟）。一个盛水的沙锅也是空的，家里凡能下肚食物，连豆粒大的东西也一点都找不到。父亲已经死去几天了，头搭在床边上。
我走进隔一层壁头的另一间，母亲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叫了一声“妈”，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伤感，和着辛酸与泪水淹没了我（每当我想到此，特别是用笔写到这里的时候，伤心悲痛和泪水也同样一涌而来）。
母亲轻轻挪动一下，我用耳朵贴近她的口边，听到她说：“你伯伯（父亲）好惨啊，他哭了一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头，剪了好几次都没有断，叫唤得好凶，最后叫不出来了，却过好久才死的。
他受的罪，挨的打，我们几娘母都没有见到过。白天逼着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这样远也听到他挨打叫唤的声音。最后一次是被两个人架着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来，倒在门槛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没有吃过一点好东西了。”
走到父亲身边，他鼓着眼睛，头斜在一边，舌头大半截掉出嘴来，我随即反复向下抹闭他的双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状，我流着泪喃喃地说：“伯伯，你解脱了，放心去吧！”然后用力撬开他的嘴巴，把只有一线线还未断的舌头塞进他的口中，摆正了他那已经轻得多的遗体。
第二天，请了王文壁大哥简单做了个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来帮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后来“农业学大寨”又把他的坟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这么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