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自杀”事件，震惊了世人眼光。虽然从90年代以来，中国工厂的“血汗劳动”状况，经常就是各界批评的焦点，然而这些批评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改善。对中国工人来说，就是薪资上涨了，而其工作时间和压力却丝毫未减，富士康就是个典型案例。
笔者认为，有关富士康案更大的重点应该考察：有关血汗工厂，中国政府做了什么？厂商降本求利、压低劳动条件，是资本的天然逻辑；但问题是，政府在其中有何作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站在劳工一方，积极为之提供保障，还是反其道而行之，纵容血汗工厂，作压榨劳工的帮凶？
从富士康事件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扮演的是后者；其甚至不只是“帮凶”，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元凶”。
中国政府为富士康提供廉价学生工
由香港各大专教师与学生组成的“大学师生无良企业监察”（SACOM），从2010年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后，就组织了许多两岸三地的学生，前往富士康厂进行实地调查。两年来，他们多次发表了调查报告，并且出版了专著，其披露，富士康除了“超时工作、加班费未完全领取、滥用学生工、工作压力过大”外，中国的各层级政府经常为富士康提供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大量使用“学生工”。
根据SACOM的《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2010年，调研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汉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生产车间大量使用学生工。2010年暑假期间，约有10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同一时间，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约为10,000人，占整个厂区员工数的1/6；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
这数十万名的学生劳动力，往往在富士康“实习”三至十二个月，他们被富士康视为旺季临时工，而且一年“实习”结束了，又有一批新学生加入，源源不绝。
富士康大量采用学生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学生年轻，比较能够忍受长时期的精细工作；另一方面，“学生”身分让企业更能恣意剥削，在中国政府有意或无意的漠视下，“学生工”无法获得完整的劳动法保障，经常在“实习生不是正式劳工”的名义下，被迫接受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及不合理的劳动条件。就是这数十万计的廉价学生工，垫高了富士康代工业上的“竞争力”。
富士康尽管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商，但它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外来的民营企业，岂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招收到那么多的学生工？实际是，这数十万的学生工是各层级的中国政府为它所提供的。
根据SACOM的调查报告，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就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2万人，其中许多就是职业学校在校的实习生。为了招工任务，政府大力补贴职业介绍所、职业学校、辅导人员等，相关的预算就高达1600万元，这还只是河南一省的状况而已。
随着富士康工厂的“内迁”，各个非沿海都市的政府，无不使出全力迎合外来厂商需求，争取设厂。据了解，郑州市政府，就曾主动向富士康开出：该市相关职业学校的学生，都可以有一整年的时间前往富士康“无薪实习”，做为吸引富士康前往郑州设厂的条件。政府都要主动“出卖学生”了，无怪乎，当这些青年劳工面临超时工作、学用不合、迟领薪资等问题时，自然是求助无门，被逼得只能以“跳楼”来找出路了。
唯经济发展与官商勾结的结构
除了提供学生工之外，中国政府还在各方面为富士康积极开路；不只为其招工，甚至征地、厂房建设和税收优惠等一应俱全。
SACOM的调查报告指出：“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可以说，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日益不是用在“人民”身上，而是用在补贴或服务这些“企业”身上。
倘若富士康作为在中国外资民营企业中的一个缩影，我们不得不问：究竟中国各级政府为何要这样积极地协助民营企业？这么做，对它们有什么好处？
要回应这些问题，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当前的唯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在威权发展下能大动手脚的官商勾结现实。
直到今日，尽管中国已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这样的“唯经济发展”路径，不但牺牲掉了大量的环境、劳工权益，而且也导致了极度的贫富不均。然而，“唯经济发展”路径始终仍未被国家的领导层所反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能够跟上这样“GDP至上的发展模式”，才是在党中能获得肯定的好官僚。因此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商，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竭力招商的对象。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招商有力，往往也能为官僚们带来直接的利益。表面上来看，双方的关系是中国各层政府一再给企业释出好处，提供补贴；但现实上，这些移转到私人企业的纳税人血汗钱，通常又会有一部分流回到官僚私人手里，所谓的“回扣”是也，已是维系政商关系的基本潜规则。无怪乎，官僚对企业是如此大方，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被廉价卖去打工的不是自己的子女，更何况，“给得越多，能拿回来的也越多”。而富士康只是万千外资企业与中国政府合作案例的一则罢了。
中国民主化与独立工会的漫漫长路
总结来说，血汗工厂在全世界都有，甚至也是后进国家基层制造业的常见现象。然而，血汗工厂为何会在经济起飞的中国可以长存？劳工的人权何以始终落后？实际上这些弊端、腐败与中国的民主落后息息相关。
目前的中国血汗工厂问题，基于中国公民权利与劳工自主结社权受到政府的压制，多半只能够依靠“外部力量”予以监督和揭露。然而，作为“外部力量”，不是亲身参与，又没有切身利害，其恰恰容易被政府与资本操弄、收买。
举例来说，近来富士康公司委托国际上颇有争议的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为其监督检查劳动状况，竟得出了“已有248项改善”、“富士康劳动条件已有改善”的结论，彷佛“连环跳”已成为过去式。但事实上，就是到了今年4月，SACOM仍发现：“（富士康）工人每月加班工作80小时。基层管理人员仍继续以羞辱工人的手段规管纪律，包括强迫工人写的忏悔信并公开读出、打扫厕所和从事体力劳动。工人对于生产在线采用的化学品成份与对健康的影响，仍一无所知。”
作为“外部力量”除了容易被操弄、收买之外，即使某些“外部团体”真正抱有捍卫劳工权益的善意，往往也因为鞭长莫及，只能零星式地进行“卧底调研”，而没有办法长期、深入、全面地反映出血汗工厂的问题。
因此，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在于：中国的工厂里头的劳动者们能真正享有公民权，能建立代自身权益的团体——独立工会。劳工只有真正享有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才能够组织起来，抵制血汗剥削，捍卫他们自己的权益。
问题再次碰到中国政府设下的底线：当前中国政府不允许劳工建立独立工会，但“工会权”依然紧紧地被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因此，尽管富士康也有工会，中国也有号称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然而这些工会却不为劳工说话，而是受政府的控制，帮助雇主管理劳工的；当然，当局有时也利用工会牵制不听政府命令的雇主。
所以，中国工会制度的改革——是否允许劳工建立独立工会，是对中国政府是否有心进行政治改革的检验。倘若劳工一再遭受打压，遭遇到了不平的待遇，也不能进行表达——如罢工、游行、集会抗议、组织工会，而政府为了政绩，多考虑资方，不站在劳工的一边；那么劳工的不满将会持续累积，一旦遇到时机，积怨就会全面爆发，那时就是社会剧烈的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