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被权力操弄时，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队从河北固安县来到北京的游行队伍正在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一位老人上前表达反对意见，一个中年人呵斥他说：“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内应!”老人不理睬，中年人便出打了他两个耳光。
这个中年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他于次日发表声明说，不但不后悔，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要打人。他的言行在网络上得到很多支持，但来自知识分子的回应大多是批评、谴责和鄙视。
在近日发生的反日游行及其引发的打砸抢骚乱中，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大多关注公共事件的知识分子都通过文章、微博和网络论坛发表意见。
权力交替时的民意操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在新浪微博上说，“中国许多城市发生了严重的社会骚乱。1、这是底层民众对社会强烈不满情绪的极端宣泄；2、钓鱼岛事件使这类宣泄披上了爱国主义外衣；3，证明无社会组织的街头行动会导致打砸抢烧；4，政府要检讨社会秩序失控的原因及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5、主流媒体要检讨中国特色的爱国民粹主义的危害。”
专栏作者许知远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这样超级的维稳状况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场普遍性的城市骚乱。而这一切，也必然与上层的权力斗争有关。倘若没有慈禧的默许，义和团不可能进京，没有毛泽东的上层权力斗争，文革式的混乱很难发生。而如今这场社会骚乱，也伴随着新的权力交替。”
本周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座车遭到示威者包围，艺术家艾未未拍下了这一场面。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最后一场“真正的”群众抗议活动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他们试图把此事描绘成自发组织的行动，但有太多细节显然是经过非常精心的策划。”他认为，中国领导阶层试图操弄民意的手法太过“天真”，感觉像是60年代。
此次反日有多少民意?多少组织?
爱什么样的国家？
知名学者崔卫平的一则言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她说：“即使是官方允许释放的，即使出现了那么丑陋的表现，但是也不能抹杀所有人的爱国热情。将一切归结为官方背后操纵，认为人民仅仅是被动的棋子，不存在任何自发的可能空间，不承认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起点，无助于从实践中培养和呼吁公民的责任感及理性精神。”同时她反对用“义和团”、“文革”来描述当下，担心“给镇压提供理由，那才是真正的倒退。”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哲学学者周保松表示，“我不是不爱国，是这个党，这个政府，让我没法好好的爱我的国。我们今天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完整地毫无保留地爱我们的国。”
北京大学研究传媒的学者胡泳在微博上转述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言论：“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在弱者身上发泄怨愤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刘擎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文章，借评论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孔飞力(Philip A. Kuhn)著作《叫魂》说：将“使用日货”与“卖国行径”相等同，这种“逻辑关联”与叫魂致命的观念相比，或许少了旧日的“迷信”，却同样蒙昧荒诞。而促发这些疯狂举动的社会心理是越来越严重的不满、郁闷、恐惧和义愤，滋生于一个缺乏平等、正义和法治的社会环境。这些暴戾之气只有借用爱国这个安全而正当的名义才得以宣泄。
在弱者身上发泄怨愤乃“今古奇观”
针对网民转发鲁迅言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经济学家许小年说，“在弱者身上发泄，风险低，成功概率高，正如阿Q总要拧小尼姑的脸，从不敢找蹂躏他的赵太爷理论。这多年了，先生笔下的阿Q仍是国人的典范。”他还对反日游行嘲笑道：“闹到同胞不敢上路，如此爱国，今古奇观。”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表示心情沉重，他感叹说：“中日关系时好时坏这么多年，国内出现了很多反日派，也有一些亲日派。但似乎没有看到知日派。我们对这个恨之入骨的邻居究竟了解多少呢？他们的国民和政府究竟在想什么？他们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有何差异？民国的时候还有戴季陶、蒋百里、王芸生这些知日派，而今几乎数不出一个，整个民族上下都被情绪摆布。”
这些批评与思考的言论，对于街上正在发生的反日游行与骚乱，看不出有什么影响，这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反省自己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