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觉得到处都不安全和野猫事件
当夜开车离开南昌，第二天中午到了武汉。机要室派来送药和文件的飞机早已到了。张耀词、吴旭君、我、周福明、徐福明、徐业夫和四位“女将”一起，和毛住进了梅园招待所。
现在整个一组的内宫气氛和以往大大不同。以往汪东兴一向控制全局，对毛的动静了若指掌。张耀词的作风却是胆小怕事。现在政治局势紧张，张畏畏缩缩，以求自保。张耀词不让我向他讲明毛的健康情况。毛医务上事，张说他是外行，管不了，也搞不懂，他只管警卫上的事。
这次一起出来的警卫局警卫处长曲琪玉，为了打探毛的一切，同这些“女将”很接近。我和吴旭君处于一种“被排斥”的状态。我觉得他的狂妄自大令人难以忍受。
毛开始采用了全新的安眠药服法。经过五天，安眠药量恢复到以往的用量，同时睡眠也调整过来。
吴旭君同我商量，病好了，再待下去，恐怕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不如见好就收，回铅山去继续搞四清。我们商量好了，先告诉张耀词。张面露难色，说：“你们回来以后，我总算知道了点情况，老曲他们对我封锁得厉害，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又去见了毛。我说：“你的病全好了，安眠药恢复到过去的常用量。我同吴旭君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事还没有完。我们还是到江西铅山去，搞完这项工作。你有事时，我们可以随时再来。”
毛沉吟了半响，说：“四清虽然没有完，也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四清了，要比四清大得多。你们留下有好处，我随时有事找你们办。”
我听完后瞠目结舌。四清是自土改以来最大的运动，动员了上千万城市人口下乡。看样子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难怪毛问也没问汪东兴四清做得怎样。我开始明白，正在发生一场我尚不了解的大事件，虽然不完全知道这事件的内幕，但毛说比四清大得多，那么其规模之大说可以想见了。
我很踌躇。留下来，跟这帮随来的人可能难以相处；但既然要有“大事发生”，毛的羽翼无疑是个避难所。
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回乡下去。那里更安全。
我说：“可是我与吴旭君换洗衣服都没有带，每天穿这身棉衣服，很不方便。”
毛说：“你告诉张耀词，将你们的衣服由北京带来，这好办得很。等我叫你走的时候，你们再走。”
政治变动的脉博清晰可感。毛退隐到他的房间里，整日与“女将”厮混。曲祺玉在毛四周筑起一道无法突破的隔离。我尽量不去值班室，免得和这些人多接触。
毛叫我，我才去看毛。我在政治边上，纳闷着会出什么大事。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在武汉梅园招待所听取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中的彭真、陆定一和康生汇报经过北京中共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设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另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等成员。毛主持这个会议，并让我坐在后排旁听。
毛在会议上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又问彭真：“吴 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康生抢着说：“吴 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别人都不讲话。
毛接着说：“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
彭真说话了，他想为他拿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辩护。这份提纲中强调，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同意这一提纲，现在就等毛批准。
陆定一说：“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此后没有人再讲话。
三人已划清阵线－－康生认为吴 事件属于阶级斗争，想发动批斗吴及其同伙的运动。彭真和陆定一则认为大家对此戏的各种意见，应该看作学术辩论。几分钟的寂静后，毛决定散会。
彭真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
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我马上知道大难要临头了。毛设下圈套。他不看便表示他不赞成。但彭真不了解毛。彭真和陆定一正一步步涉入险境之中，这个“中央批语”一发全党，就完了。
二月十二日这份＜二月提纲＞上有彭真及陆定一写的＜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批发到全党。
当晚毛对我说：“看来还是我的那句话：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不倒。”毛准备给彭、陆两人迎头痛击。彭真这份＜二月提纲＞往后成为恶名昭彰的反社会主义宣言，并导至他的崩溃。
就在彭真他们走了以后，毛的睡眠又坏了，往往二十四个小时不入睡。饭也吃得很少，有时一天只吃一次饭。我很担心，对毛这样年纪的人，睡眠少会发生不利影响。这样又不得不重新安排安眠药的服用时间。于是，不到一个星期，毛便恢复到原来的睡眠和吃饭习惯。
我刚刚感到心情松驰下来，张玉凤跑来说：“主席讲，卧室的天花板上藏着一人，天天夜里上面有响动。是不是有坏人啊。”
我不禁心里暗笑，在这样警卫森严的布置下，怎么可能有坏人爬到天花板上去。
我想可能是老鼠在上面作怪，我去找随同外出的警卫一中队队长。他说，最近在院子里站岗的警卫，常在地上看到像猫足迹，可是比一般的猫足掌大得多，可能是野猫。
于是警卫们在院子里架石磨，用细木棍支起来，下面用了一条鱼做饵。接连打死两只野猫，一只很大，像小花豹；另一只小一些，但也比家猫大。这很明显，这座招待所是专为毛修建的，周围是些草木树业和花卉。平时空在那里，没有人住，只不过有一些哨兵看守，时间久了，自然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所。
一中队的队员将这两只野猫放在院子里的凳子，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毛看看。毛起床以后，隔着玻璃看过了。毛说，这里不安全，立刻出发到杭州去。
数小时后，我们便在往杭州的路上。
毛到杭州以后，开始忙碌了。我感觉到气氛紧张起来。有事情正在匆忙进行，正在发生，可是我说不出是什么事。
叶群从苏州打电话来，叶说有重要的情况要向毛汇报。第二天叶乘飞机到了杭州。毛在大厅里同叶谈了三个多小时，叶又匆匆回苏州去了。
毛与叶的谈话，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谈些什么。但是夜里毛吃饭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使我越加感到事态严重起来。
毛说：“邓小平管的书记处，不知道是管的谁人的书记处。书记里头坏了多少人啦。过去的不算，现在的彭真，他管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管的中宣部个阎王殿，左派的文章休想这关。罗瑞卿在军队里头搞折中主义。杨尚昆往来传递消息，收集情报。这就是邓小平的书记处。”从“录音事件”以后，毛一直怀疑杨是个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