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日解严,云林“农权会”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发起“五二○”农民街头抗议活动,农民争取农民福利,保障权益抗议游行。(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1987年七月解除戒严令,台湾跨过开放政治的门槛。时光流逝,人们似乎淡忘,解严前几年,这岛屿仍威权笼罩,是民间力量拨开乌云,撑持美丽岛事件受挫的民主运动,终而推倒专政的墙围。1980年代“自力救济抗争”逐日升高,挑战日益老迈的“国王”和他统辖下松脱败坏的党国机器,“警总”等军情系统失去控制。几年间一系列案件(林宅血案、陈文成陈尸台大、王迎先坠河死亡、江南被暗杀于洛杉矶)提醒人们,这还是一个让人寒颤的国家。
解严前政治氛围是“危险勿近”。政治高压使人避谈政治,但远离政治的出租车司机王迎先却死于警察刑求逼供之后“跳河自杀”。白色恐怖底下,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分是无意义的。白色恐怖在民间产生一种处事文化。陈映真的小说〈夜行货车〉和〈山路〉,精确描写这种文化:因国民党移入台湾而受害的一代,满腹怨怒,但无法公开表露,只能苟且委屈求生存。热情化为“冷藏的火把”。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但这种寄托,并非鼓舞他们改革社会,而是一种结合哀怨、虚与委蛇、与认真上进的“生存之道”。
1980年代,自力救济运动中受委屈与受侮辱的人们被迫走上街头。之后,才有街头政治抗争、民进党与解严。恐惧摆脱了,这个年代成长的“野百合世代”,是被寄托希望的“下一代”。1990年三月,当万年国代要挟总统选举,学生们群聚中正纪念堂,野百合运动的意义是新的青年文化,突破了威权安定心态。
野百合受自力救济启蒙。他们唱国际歌、Blowing in the Wind、亚细亚的孤儿,也唱一只鸟仔吼啾啾。他们读马克思、列宁、韦伯、欧威尔,也读杨逵、七等生、矢内原忠雄、史明。他们在影卢、太阳系看教父、感官世界、自行车失窃记、革命前夕。他们拒审稿、发行地下刊物、搞校园串联、下乡支援社区运动。有人被民进党吸引,有人参加统左读书会,有人摸黑到彭孟缉住宅围墙上喷漆。那个年代,每天都是美好的当下。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创作出引领时代前进的思想,也没有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
二十五年后的“野草莓世代”呢?野草莓诞生于中国使者访台引发的抗争。1980年代,传统型公共知识分子展露身手,野百合继承了这个传统。如今,公共领域已经部分转化为分散、去中心的云端沟通模式。野百合成长于威权末期,对专制统治如何箝制社会与个体,记忆清晰。而野草莓成长于族群政治遗绪、金权弊案猖獗的氛围,如何形塑他们的身分认同?如何获得他们的“政治教育”?
最近和一位编辑通信,她说:陈映真笔下的“生存之道”影响真的很深,至少1980年代出生的人,家庭教育中还是有蛮大一部份“别碰政治”的概念。但原因并不是像更早之前长辈曾经说的那样,“因为政治很危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逃避政治,因为它很肮脏。更晚一点, 到了也许2000年左右,我们说“关心政治的人都很狂热、很偏激”。带着这份对政治的冷感和嫌恶,我们慢慢变成“大人”。
两个世代同样与政治疏离,但野百合穿透了“政治危险”,野草莓则感觉“政治肮脏”。尽管对政治冷感,野草莓成长于安适的自由空气中。世代对照,寻觅每个人的启蒙原点,戒严时期曾提笔悼念陈文成与王迎先的商禽写下:
“在地上/找不到头/我们用脚思想/垃圾/是纷乱的命题/陷阱/是默认的结论”
“左脚/右脚/右手/左手/在茫茫的空中茫然的探索”
在禁锢的王国,头脚颠倒,是非暧昧,而陷阱竟是默认的结论,只能左右寻索,这是那个年代领悟政治教育的起点。有人说,台湾民主化后陷入锁国,何等谬论。他们老是遗忘锁国原始。一九八七渺远了,但它的时代意义刚才浮现。
(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原标题为:1987解严恍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