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时代》周刊推出2011年世界10大新闻时，2011并没有结束，在剩下的日子里，金正日的“突然”死亡让那“10大新闻”顿时黯然失色。作为21世纪最后一个斯大林式的暴君和独裁者，金正日的暴亡比卡扎菲的惨死更具象征意义。金正日几乎将北朝鲜打造成为一个硕果仅存的石器时代君主国；即使推得更近一些，这也是一个生活在冷战时代的化石国家。假如没有中国当局的惺惺相惜，北朝鲜更像一个月球上的国家，几乎与人类文明没有什么关系，虽然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解放全人类”。当又一个20几岁的小金正日成为世界聚焦的年度新闻人物时，来自这个夜郎国的新闻以其无所匹敌的娱乐性，比充满中国式暴力与情色的《金陵十三钗》更像一部世界级的“贺岁片”。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经责问：“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遗憾的是，500年后的人们仍然无法面对拉波哀西的质问，暴政与暴君仍然是对东方民族的最大诅咒。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金正日都与蒋经国有着相似的一面，但又泾渭分明迥然不同。对一个人来说，人生最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几步常常使一个人的一生从此定格。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他的收官时刻往往也最显出他的本性，华盛顿以解甲归田收官，希特勒以屠杀犹太人收官，毛万岁以文革浩劫收官……从某种意义上，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的死去象征着人类仍然没有走出野蛮君主专制的中世纪；24年前，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的辞世则象征着专制历史的终结。丘吉尔说过，“资本主义公民的问题是幸福的不均，社会主义人民的问题则是痛苦的平均化。”在去往天堂的十字路口，金正日向左，蒋经国向右。在他们身后，北朝鲜民众继续向中世纪的地狱深处跌落，而台湾民众则跳出苦海，来到了现代世界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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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0多年间，大约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在这次世界民主浪潮中，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终结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从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终结者”，他结束了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民主的现代。
当毛太子死在朝鲜山洞中时，10岁的金正日在“大后方”的中国上学。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作为“太子”的金正日受尽中国官方的尊崇和优待。无论在红色的中国还是红色的朝鲜，金太子都是高人一等的太子。蒋经国16岁只身奔赴苏联“留学”，实际上他不过是蒋介石送给斯大林的“人质”。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做过苦力和乞丐，在大清洗的苟且中受尽磨难和迫害；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加入了共党，甚至诋毁蒋介石，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直到西安事变后，27岁的蒋经国才得以回国，这段对专制恐怖的亲身磨难成为蒋经国重要的思想源泉。
“我们民族是降生金日成将军的世界第一民族”，1994年7月8日，北朝鲜的“毛万岁”金日成归天。3年后，金正日子承父业，正式出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金正日不仅认为朝鲜是世界第一大国，更为“朝鲜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感到自豪。朝鲜人相信，金日成能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而金正日则用石子就能打下美国间谍卫星。这个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的小矮人“元帅”拥有36枚勋章，仅次于朱可夫元帅的61枚，而超过麦克阿瑟上将的34枚，与后二者不同的是，金胖子这些勋章都是自己授予。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23个“法定节假日”中，其中18个都是金氏家族的生日或忌日。
1975年，影响中国半个世纪的强人蒋介石溘然离世，3年之后，蒋经国当选总统。与金正日不同，蒋经国并不是蒋介石的继续。他当选总统后立即照会新闻界，第一不称“领袖”，第二不叫“万岁”。蒋经国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普通党员、普通公民；他还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解决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政府预算一律公开。这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国家与民众，蒋经国始终保持了很低的服务者姿态，他曾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从这一点来说，蒋经国已经摆脱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型政治统治”，而金正日则恰恰相反。
从金日成时代开始，朝鲜就已经彻底消灭了思想犯；到了金正日时代，只剩下残疾人和精神病人还没有彻底消灭干净。早在2000多年前，商鞅在创立君主专制时就提出“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军国主义思想。金正日将共产主义改为主体思想，再进一步改为赤裸裸的暴力主义——先军思想，以对外彻底隔离和对内以枪杆子“维稳”，来保证政权的家族垄断。在中国政府的鼎力支持下，金正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金正日否认自己是独裁者，在朝鲜官方称呼中，金正日是“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21世纪的太阳”。除此之外，金正日的封号还有地球守护神、伟大的人类元老、全人类的父亲、仁德撼天下的绝世伟人、将军中的将军、完美无缺的军事家、世界政治之父、专家也叹服的电脑天才、文学艺术及建筑大师、人类音乐的天才、世界大文豪、哲学巨擘、思想理论的英才、领导艺术大师等等。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经典的名言是：
“领袖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切幸福的象征。谈论没有领袖的革命胜利，就像奢望没有太阳的花一样。革命在领袖的领导下前进，在领袖的怀抱里人民才能过真正的生活。只要领袖伟大，小小的国家也会成为伟大时代思想的祖国、思想的强国和政治大国，四射光芒。一个民族的伟大性取决于其国家领袖的伟大，人民的未来取决于其领袖的英明。如果没有英明的领袖领导，群众就等于没有大脑的肉体。如果没有卓越的领袖，人民就等于没有父母的孤儿。”
1985年，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选票体制下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这种“反革命”行为刺激了许多权贵阶层，蒋经国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党内大佬沈昌焕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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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世界首富和全球著名的顶级奢侈品收藏家，金正日不仅拥有一个藏有1万多瓶名贵葡萄酒的世界无敌的巨大酒窖，还酷爱收藏金发碧眼的西方美女，至于豪华跑车、名牌手表和顶级影音设备更是数不胜数。据说金正日仅仅用在轩尼诗干邑上的开销每年就超过65万美元，这几乎接近每年用于保养金日成尸体的80万美元的费用。2009年，在国际压力下，金正日被迫将其瑞士银行存款转移，仅单笔存款即达40亿美金。与锦衣玉食中长大的金正日不同，经历坎坷的蒋经国生活之简朴更胜于其父，而他的清廉更是有口皆碑。蒋经国外出视察，饿了就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吃；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蒋经国改革铺张陋习，倡导五菜一汤的“梅花餐”，使吃喝风大为收敛。虽然都是好莱坞电影发烧友，蒋经国也没有金正日那样的私人影院，他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市民一样要排队买票；蒋经国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流氓和权术高手，金正日善于营造统治不可或缺的神秘感，因而深居禁宫，极少抛头露面，这是造神运动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严重的安全焦虑下，他甚至常年住在地下几百米深处。与金正日截然相反，蒋经国堪称勤政的模范。据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中统计，从1978年到1981年的4年里，蒋经国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甚至为一条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亲自前去“送温暖”。
据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朝鲜人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中国与韩国。“金日成和后来的其长子金正日，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闭关锁国，修内功，强筋骨，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度，仅其阅兵步伐之奇特整齐，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望尘莫及”（马未都）。作为一个权力世袭者，金正日与金日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创造权力，后者保持权力，或者说权力的“维稳”成为金正日的核心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将饥饿作为政治手段不仅是斯大林的发明，也是金正日的“主体思想”。从进入金正日时代开始，朝鲜民众彻底沦为案上之俎和涸辙之鲋，被强制定量供应的朝鲜人口粮只有每天100克，这根本无法维持生命。北朝鲜中央电视台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可杜绝资本主义的肥胖病，而且野菜更是营养丰富，多吃有利于健康。金氏朝鲜完全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50年来党内9次大清洗约造成10万党员丧生，150万人死于集中营；130万人死于内战；饿死人数在50万至200万之间。此外中国“志愿军”战死在朝鲜约40万人，另伤残45万人。50年时间共造成300万人以上的“非正常死亡”。
作为专制蒋介石政权的继承者，蒋经国的一生几乎都生存于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下。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陶涵撰写的蒋经国传记，干脆取名《委员长的儿子》，可见其对中国家族政治体悟之深。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但有别于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房龙说：宽容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能拥有它。毫无疑问，蒋经国就拥有这样一件奢侈品，就是“宽容”。从独裁到宽容，智者蒋经国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后终见成效”（高华）。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蒋经国与金正日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金正日继续以独裁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可能步其父之后尘，他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于公民，还权力（权利）于民众，还政治于正义。这对素有暴力恶习和厚黑传统的东方宫廷政治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说：“真理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这是我对中西文化的一点认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经国认识到在历史大势面前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并加快了还政于民的改革步伐，台湾的未来可以没有他蒋经国，但不能没有民主。但在“人类的太阳”金正日看来，世界可以没有朝鲜民众，甚至可以没有朝鲜，但不能没有他金正日，这个世界都是为了他而存在，没有金正日，地球将停止转动，“我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大小诸事，如果我休息一会儿祖国前进的步伐就会放慢一步，一想到这个事实想休息也休息不了。”
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朝鲜因为有了金正日，才成为地球的孤儿，甚至是人类世界的反义词。
人是环境的产物，美国心理学家华生有句名言：“如果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我保证能够按照我的意愿把他们培养成任何一类人，或者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训练成乞丐和强盗。”“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曾说：对一群“失意者”来说，最能煽动他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金正日成功地将两千万朝鲜人塑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美国作家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真实生活》一书中说，北朝鲜大饥荒中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他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他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他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他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他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跟孔庆东一样坚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朝鲜人还认为，中国仅次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国则倒数第一，全世界就数它最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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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金日成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兵攻入韩国，从而引发远东战争，将中国拉下水；在朝鲜和台湾之间，一个暴力独裁者的毛氏中国令人惊讶地选择了前者。中国与朝鲜一道成为世界的敌人。进入金正日时代以后，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升级为“邪恶轴心”，朝鲜完全成为金正日一个人的朝鲜，而与世界无关。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归天，平壤民众终于吃上了一顿豆腐。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归天，平壤民众前所未有的吃上了海鲜。从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朝鲜的进步。可以想象未来到金正恩时，平壤民众将吃得更好。金正恩去年在太子任上曾许愿说，三年内要让朝鲜臣民喝上肉汤——而且不是人肉汤。
1975年，留下“科学、民主、伦理”的6字遗言后，蒋介石“崩逝”，“风雨飘摇”的台湾不久即被狼狈赶出联合国。面对内外交困，蒋经国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民主转型。当蒋经国的苏联同学邓小平还在“摸着石头”时，蒋经国已经深刻地洞见，民主之桥才是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是民主，使台湾变了，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龙应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正日正成为这个世界最后一位“老大哥”。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与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不同，“老大哥”作为后极权主义的形象，其统治主要依靠宣传和洗脑，从外部到内心，从身体到思想，从情感到本能，每个人最终都被彻底征服——仅有服从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爱上“老大哥”，接受其统治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在现代宣传洗脑机器下，人类不仅被权力镇压了身体，也被权力镇压了思想。
“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所谓“先军政治”，就是暴力镇压式的维稳。把民众享用的糖果换成镇压民众的子弹，然后来保卫金式家族的糖果。美国2008年国防预算占GDP2.8%，英国为2.3%，中国为1.7%，而朝鲜则达到惊人的23%。作为一个严厉的等级化和社团化极权山寨国，朝鲜劳动党党员占总人口的14%，比率居全世界所有共产党政权之冠。相比之下，苏联帝国最高不过10%；中共党员约占总人口的4%；埃塞俄比亚仅占0.1%。平壤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交通堵塞的城市。因为只有权贵阶层与娼妓艺术家才有乘坐汽车的物质特权，同时受到严密监控；每一个朝鲜人都被强迫居住于指定地区，其电话通讯全部被严密监听；任何音像皆被定期严格检查；所有的电视，无线电收音机只能收听朝鲜官方新闻信息；任何旅行必须获得地方相关部门和工作单位批准。
“通往朝鲜的路是由无数沉默者铺成”。索尔仁尼琴曾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暴力与谎言这两个老大哥的制胜法宝，“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金正日和卡扎菲同年生同年死，生前互称对方为“盟友中的盟友”。卡扎菲被利比亚正义民众处决之后，金正日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万能胶桎梏”工作，甚至连干部们专车上的收音机也被无条件收走，并用中国的万能胶将收音机和电视机频道旋钮全部固定。朝鲜境内除了能收听“老大哥”的宣传以外，无法接收到任何电波。老大哥是唯一的，老大哥时刻都在看着你……
孔子说：“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一个人是什么德行，看他的朋友就会知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说台湾是中国的首要“假想敌”，那么朝鲜就是中国的首要“朋友”。金正日在举世震惊（或者惊喜）中死去，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社团大佬们为其披麻戴孝，无数中国的孔庆东们如丧考妣，这种震撼已经远远超越了金正日死亡本身。这让人想起24年前的今天——民国77年（1988年）1月13日，一代强人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在此之前2个月，蒋经国下令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与金日成时代相比，金正日时代进一步将朝鲜变成一个彻底封闭的监狱或者集中营，任何试图摆脱其恐怖统治的人都成为危险的越狱者。过去只要“脱北者”过了鸭绿江，朝方军队就不再开枪。金正日为了强化管制，下令无论过江不过江，一律开枪。鸭绿江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地狱之门。
作为蒋经国的遗产，“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在台湾被废止；两千万台湾人终于在正义的抗争中，从被奴役和蹂躏的“老百姓”成长为拥有选举权的现代公民。在后蒋经国时代，遍布台湾的蒋介石巨像被悉数拆除；在后金正日时代，无数新的太阳神巨像正在拔地而起。在一种典型化的对比中，2400万现代公民的台湾被布什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2400万原始奴隶的朝鲜被布什称为“邪恶轴心”。虽然遭遇外交封堵，但台湾人与美国人日本人一样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朝鲜护照免签国家数量居世界倒数第一，仅仅中国为其网开一面。即使如此，每年因为“北逃”被军人乱枪打死在鸭绿江中的朝鲜人不计其数。对无数朝鲜人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中国成为一个“贱民”，正如中国精英的愿望是成为美利坚公民。唯一的不幸是，他们来到中国时总是变成一具具布满枪眼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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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朝鲜曾是一个文明极其古老的东方古国，相对而言，台湾的文明发展历程不过区区300多年。60多年前，朝鲜与台湾同时摆脱日本军事帝国的统治。60年时间，台湾已经是世界最为富裕文明的地区，而朝鲜则沦为世界的乞丐国，靠敲诈与乞讨过活。与台湾相比，作为骨肉同族的民主韩国更加成为金氏朝鲜的反衬，60多年所形成的霄壤之别几不可以道里论，这种反差足以使人有时光隧道之感。中国人均收入是台湾或者韩国人均收入的1/10左右，而朝鲜又是中国的1/10，如此算来，朝鲜人与韩国人的富裕程度相差百倍以上，当然金正日家族仍是世界首富。金正日常常宣称，这个以“民主”和“共和”命名的金氏酋长国是“世界最民主平等的国家”，正如《动物农庄》中的名言：“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在世界民主排名中，台湾与韩国都名列前茅，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雷打不动地叨陪末座。作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国，朝鲜饥荒几乎发展到以粒为单位发放粮食的程度。无论鸭绿江里飘来多少朝鲜人的尸体，“唇亡齿寒”的中国社团都义无反顾地对金氏暴力集团每年进行大量无偿援助，有时候甚至连运送援助的火车都有去无回。据说朝鲜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来源地，正如台湾是中国外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
法兰西智者拉波哀西曾经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冤大头”，中国当局每年给予金氏朝鲜的无偿援助超过300亿元，理论上平均每个朝鲜人能得到1300多元，但如果用来造原子弹和酒窖，那就无法“平均”了。1300元正好是中国的“最低收入”标准。核暴力的疯狂崇拜下，朝鲜已经严重失去“造血”能力，只有来自中国源源不断的“输血”，它才能够苟延残喘。根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早在两年前，病入膏肓的金正日曾专程秘密来到中国，郑重地将20多岁的三子金正恩引见给中国社团大佬。金正日当时语重心长地说：“让我们的后代继承朝中友谊这一优良传统……”这一情景让人想起传说中的“白帝托孤”。自称孔子73代孙的社团精英孔庆东对“老大哥”大唱赞歌：“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
从《中华民国宪法》来看，蒋经国接班并非“私相授受”，而是通过竞选合法上任的。蒋介石死后，由严家淦做了3年“总统”。作家李钟琴先生指出，很多英明一世的政治家都突破“接班人困境”，“在现代威权体制下，蒋经国曾经动过‘世袭制’的念头，无奈其长子是个浪荡公子，屡屡惹事生非；他所寄予厚望的次子蒋孝武则因‘江南案’而名声狼藉；其第三子经商，在政界毫无根基。绝望之下，蒋经国才表示蒋家后人不会从政，并开始思索如何从‘接班人困境’中突围。蒋经国当然还有一定的权威指定某个部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他没有这样做。”
蒋经国结束专制历史的同时，也结束了“蒋家王朝”。中国几代人曾以“推翻蒋家王朝”为理想，这个理想最终被蒋经国轻易“成全”。蒋经国之后，台湾政治渐入佳境，其长孙蒋友柏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信息管理系，与胞弟蒋友常创立橙果设计公司，远离台湾政治。2007年，外形俊朗的蒋友柏直言“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对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提出毫不避讳地批判与反省。事实上，早在半个世纪前，蒋介石就曾公开检讨：“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对金氏父子来说，这种反省与原罪感则是完全缺失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成为无坚不摧的“伟大的人类元老”。
金氏朝鲜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解放”比他们富裕文明几百倍的韩国。一个民主化的台湾不仅在富裕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也从道义上消解了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合法性——对拥有充分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台湾公民来说，既然不存在依靠暴力强加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又何来“解放”呢？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保持最为完好的台湾，也为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暴力化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明方向。一切正如杨恒均先生所说：“你可以从美帝与蒋家王朝手里解放台湾民众，但你如何从台湾民选政府手里解放他们呢？”
从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极权和威权体制在全世界次第崩塌，专制国家从当年的56%减少到如今的10%；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使人可以断定，所有的极权专制都无法避免最后覆灭，唯一的区别是时间与方式。从20年前的苏联帝国覆灭开始，民主潮流更加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当卡扎菲成为又一个独裁者可耻的墓碑时，金正日的无限哀荣无疑将成为人类文明的耻辱。
哈维尔说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在现代文明社会，家族世袭早已为世人不耻。金家王朝之所以对开放充满恐惧，不过只是为了一己之利，一家之利。木乃伊一旦遇到空气，就会立刻崩溃消散，因此所有独裁者的腐尸都必须封存在水晶棺材中才可以迷惑大众。水晶棺正是极权主义的一个隐喻。如果撤掉这座暴力围墙，朝鲜民众就会立即发现地球的真相，他们身处的这个21世纪的世界是如此不同，金胖子家族的神话立即就成为谎言。这里几乎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几乎与地球上的人类没有什么关系。毫无疑问，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动物庄园”。“老大哥”死了以后，这个脑残国远不是如丧考妣，而是近乎崩溃的边缘，因为这里只有一颗变态的大脑在运行，而这个大脑还死了。据“俄罗斯之声”报道，未参加老大哥哀悼活动的朝鲜人均被“人民审判”处以6个月劳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正如发生在中国洛阳的性奴事件，一旦结束封闭，结束饥荒，金氏王朝的合法性和维稳局面也将荡然无存。封闭使人丧失判断力，饥荒使人丧失尊严，人的奴化与畜化使一个国家与民族彻底沦丧，这就是金氏政权无法摆脱的困境与悖论。毫无疑问，2000多万朝鲜民众就是金氏家族的人质和“性奴”。“中国人民将永远与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对一个与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的中国社团来说，金家朝鲜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走狗”或者“性对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朝鲜最终不过是中国的人质，这也是一直慷慨喂养它的唯一理由。
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倍感庆幸地说：“幸亏希特勒没有原子弹。”果然，有原子弹的斯大林将世界带入一场等待末日审判的“冷战时代”。人们无法想像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却看到了拥有原子弹的斯大林。从这一点上，金正日与卡扎菲的区别就在于他有三大法宝：主体思想、中国和核武器。在中国为金正日吊丧之时，美国公布的新军事战略已经将全球军事重点转向亚洲，目标就是中国。“尽管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但是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郑永年在《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一书中指出：作为冷战的产物，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氓金氏朝鲜，很有可能将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大国”再次带回一个冷战时代，中国再一次扮演起“老大哥”的角色，“与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作斗争”（胡锦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荒唐”却真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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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对一个官场性丑闻弥漫的中国来说，对民间越来越严厉的“扫黄”已经成为国策，妓女越来越像是权力放荡的敌人，恨不彻底铲除以绝后患。这一伟大目标在金家朝鲜已经变成现实。这里没有妓女，只有一些专门训练去给金氏父子助兴的“欢乐组”。据说金正恩就是欢乐组成员高英姬所生。据说朝鲜只有两个胖子，身高160厘米体重80公斤的金正日喜欢体型娇小而丰满的女子，而身高175厘米体重90公斤金正恩喜欢身材高大的女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欢乐组成员一过25岁，就必须跟金正日身边的虾兵蟹将结婚，以保守金家的秘密。据说金正恩尚未登基就日理万机，已经从全国选来200多名绝色女子，然后独具慧眼地钦点出90多名美女组成自己的“欢乐组”。
很显然，金氏三代绝非现代社会一般的独裁者和强人所可以比拟；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萨达姆、卡扎菲都难以望其项背。金氏世家也不同于新加坡的李氏父子。李光耀与李显龙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太上皇”游戏；但在一种西式教育和现代文明背景下，李显龙一改李光耀的铁腕作风，这使新加坡更接近现代。新加坡政府宣布对包括总理在内的高官大幅减薪，并首次提出引入“国家表现花红”，把政治领导人薪金与中低收入公民的生活水平挂钩。如果说新加坡是一个家族企业，那么朝鲜则是家庭养猪场。相比之下，金氏朝鲜则更接近愚昧的古代中世纪，一个完美的“动物农庄”。即使已经过去24年，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理由去怀念蒋经国，特别是在一个后金正日时代。蒋经国的意义在于终结了“历史”，他重新树立了一个民族大义与民众正义的政治道德。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是最危险最邪恶的，它的可怕之处是不仅将国家民族置于危险境地，而且也将一切权力都置于危险之处。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使权力者丧失人性和常识，从而走向邪恶和疯狂，最终所有人都逃脱不了一场末日审判。金家朝鲜始终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反人权在国际社会遭到鄙视，从而导致国家的不安全；对内独裁遭到其他权力的威胁，从而导致政权的不安全。“时日何丧，吾与汝皆亡”。这种悲剧周而复始，构成人类数千年的宫廷史。一场场杀戮与清洗，一次次革命与政变，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上至独夫民贼和开国元勋，下到商人儒生和市井百姓，无人幸免。借用一句经济学用语，这种邪恶模式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社团创始人陈独秀曾说：“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这一切，甚至连斯大林本人最后也难免死后的权力清算。权倾天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主席齐奥赛斯库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殊途同归”。齐奥塞斯库的封号与金正日不遑多让，如“人类的星辰”、“喀尔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阶级的英雄”、“最杰出的无以伦比的战略家”、“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抵抗所有敌人的罗马尼亚捍卫者”、“掌握国家所有问题答案的领导人”、“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等。1989年圣诞节，这个“人类的星辰”被正义的罗马尼亚民众处死。历史往往就是一种无耻与罪恶的重复。在照亮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中，突尼斯强人本阿里狼狈逃亡；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用军队镇压民主，最终被民众把他抬上了法庭；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何其不可一世，坚决镇压到底，不惜使用外国雇佣军来镇压利比亚正义民众，结果被民众乱枪打死，尸体被拖着满街跑，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甚至被扔进下水道。
韩寒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经常能说出很多人不敢承认的“常识”，比如他说：“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人是欲望的产物，权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而且权力是排斥一切其他权力的。对一个权力人物而言，他在没得到权力之时，也非常希望得到民主的权利；但他一旦掌握了权力，便不顾一切地去剥夺他人的权力和权利，乃至为了权力去杀人，进行种族灭绝，这就是独夫。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谓征服与奴役，其实就是对权力的垄断。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愿意主动交出自己的权柄，也从来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金正日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将一个国家就像一只马桶一样遗传给自己的儿子，就像17年前金日成将这只“马桶”遗传给他，历史在这里短路。蒋经国最终走出了父亲的影子，从这一点上，他比蒋介石更加伟大。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蒋经国毅然决定将还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让阳光下的选票替代黑暗中的暴力和阴谋，让人民来选择他们的“仆人”。正如人类的良心哈维尔所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在卡扎菲失魂落魄穷途末路时，在金正日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时，所有的中国人都为一场发生在台湾的电视辩论会而眼红心热。作为蒋经国精神的继承者，马英九先生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他的2012年（民国101年）元旦献词洋溢着真诚与谦卑，“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国家不是家国，国家不应是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社团的私器。“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人类是最贪婪的动物，权力是贪婪的最高境界。金正日的选择是为了忠于自己的儿子，却背叛了朝鲜民众；蒋经国的选择是为了忠于台湾民众，却放弃了自己的儿子。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民众”与“我”，哪个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