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
2009年韩寒当主编，筹备《独唱团》，引发轰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他讲了一句话；“时无英雄，让我这样的竖子成名。”我不认为韩寒是在自嘲，我倒以为因为韩寒，“竖子”一词的千古贬义在减退。
2011年底，韩寒仅以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引发一场思想和文化的骚动，教授、学者、媒体人争相纷说这三个大问题，谁不知道这在中国尚属言论禁区？另外，就是选一个学富五车，泰斗级、大师级的人物也做这么三篇文章，谁又能搅得起这么大范围的公共话题的讨论呢？
从2011年进入2012年的中国，谁要是摊上这三个话题，谁就是在说韩寒，捧的也好，骂的也好，不知不觉都掉入他的布袋：“时无英雄，让我这样的竖子成名。”
韩寒究竟应该怎样定位？
《时代周刊》连续将韩寒评选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博讯连续评选他是年度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官媒称他是意见领袖，都是因为他的博客。他行文简短，嬉笑怒骂。火炬事件他反对抵制家乐福，汶川地震反对向红十字捐款，他替莎朗·斯通开脱，反对各种圣战。他抨击“钓鱼执法”，抨击安装“绿坝”，还因炮轰春晚与刘谦对骂。他因为评电影还成为“韩寒再不写影评我都不知道去电影院该看什么电影了”的影评家，他评论《建国大业》“从类型上应该属于幻灯片”；评论《孔子》是“一部完全可以抹去的电影”。他的博文每天点击量达二十万次，每篇阅读量都是数十万上百万，评论数千条上万条，博客的总访问数现已超过五亿。位居世界第一。《纽约时报》已经为他开设专栏。
韩寒最喜欢称自己是“赛车手”。2011年12月11日下午，韩寒第二次夺取中国拉力汽车锦标赛车手年度总冠军，他也是中国职业赛车史上唯一场地、拉力的“双冠王”，媒体称他是中国赛车第一人。年收入早已达到7位数。韩寒17岁辍学就当上作家，如今版税每年也达7位数。2010年开始，韩寒开始成为商业品牌的代言人，2011年代言红色背景墙的雀巢咖啡，收入超过千万，也超过众多娱体明星，成为中国代言第一人。
韩寒拒绝的事情也不少，几大门户网站邀请他开微博，开出的驻场费都在千万以上，“每天不过两条”。韩寒不干，理由是，“他觉得会分散注意力”。2011年还有导演请韩寒去拍电影，片酬之高足以令一线明星情感难堪，他想了几天，还是拒绝，他说可以导，不能演。
说韩寒是中国商业社会和网络时代跃起的一颗最年轻、最耀眼的巨星，并不为过。但是对韩寒评价最高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者张鸣，他说：“就公共事务而言，中国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另一位历史学者洪振快表示认同。这令笔者感到悲观，一个明星可以压过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力，这是只有全能体制推行消费文化才能造成的结果。
大争论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2011年是茉莉花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年，在北韩独裁者金正日和欧洲天鹅绒革命的伟大领导人哈维尔相继去世，广东乌坎的农民土地抗争与省委工作组达成阶段性协议的当头，中国就要进入换届年了，韩寒连续抛出三篇博文，如果他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讨论“革命”、“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大问题，那是很了不起的想法。
韩寒的博文，从来都是他对现实问题很直观的表达，这三篇政治性的博文，也保持同样的风格。很多参与者的博文，无论赞同的还是反对的。都对韩寒从理论上进行了十分有益的补充。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何怀宏教授，赞赏韩寒"“对人性、国民性、以及文化人作用”的认识。但是对于韩寒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产生疑义。何怀宏说：“如果说，这是指‘天鹅绒式的革命’，这我有点相信；但如果是指白莲教、太平天国式的‘革命’，这我相当怀疑。”何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对权力腐败的愤怒、乃至对官员和富人的仇视；政府的公信力出现危机；利益分配的结构已经相当固化，社会两极分化，垂直流动的正常渠道越来越被阻塞；新媒体带来的广泛信息使人们对政治的期望值普遍提升，甚至包括统治者自己也觉得不能完全照原样一样统治下去了。”“再加上哪一天突然经济发展也开始停滞、甚至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或者还加上出现天灾和外患，就有可能猝不及防地产生如上所述的白莲教、太平天国式的‘革命’。”
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则认为：韩寒文章基本上是为现实而辩护的。他针对韩寒“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有你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一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提出：“韩寒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知识界许多人走出‘启蒙心态’后，开始探索新的路径。地方自治这种基层民主权利，已取代了以知识分子（文化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成为这些人的思考核心。大家都知道，小岗村的农民开启了整个中国的改革，乃至使韩寒有条件成为闪亮的文化明星。这并非因为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通过‘群体事件’掀起了一场革命。如今的乌坎，也被当作小岗村式的‘群体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场同样深刻的政治革命。在这个背景下，韩寒的《谈革命》，当然就成了对这些草根‘革命’的某种诋毁。”
力挺韩寒的《百家讲坛》名人易中天，发表《韩寒的新衣》，他说：“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他认为“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这就很麻烦了，如果大家都没看懂，那样争论还有什么意义？
韩寒的《要自由》正是政治革命的目标
确实得承认，一些看了《谈革命》、《说民主》火气很大的人，再看《要自由》，火气就消了，认为韩寒还是韩寒。韩寒当主编，筹划一年的《独唱团》只出版首刊，两天就卖出50万本，大获成功。但是第二期就不得不停刊了。韩寒还得归还合作人的预付款，但是国家收走的税款是不会退还的，韩寒哪能不窝火。
韩寒写道：“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
韩寒的要求多么好呀！和当年哈维尔起草《七七宪章》的要求很有一致性，哈维尔写过：“起草了《七七宪章》并收集了签名，目的是要求我们自己的政府尊重我国的宪法、国际义务以及基本的公民权利和人权。”在无人知晓哈维尔的乌坎村，上万名中国农民不也正在实践这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哲学理念吗？
在韩寒《谈革命》热议中，作家叶匡政既无窃喜，也无不快，他平静地写了一篇《也谈革命》。他说：“多年来，我也对革命一词也充满疑问。直到前几年，读到阿伦特对革命的论述，我才对革命的某些悲剧之源有了一些认知。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真正的动力是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催生了革命这种创新的能力。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们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能否创造和扩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间。”“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它的目标就是寻求免于压制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适应的制度。如阿伦特说的，革命意味着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中国的改革自胡温上台已经无法进行，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2011年底说：“既得利益者，他要求不要往下改。走到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对他没好处。倒退到计划经济那时候，对他也没有好处，他最好的就是今天这个情况。今后变革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人们的一种普遍的不满。现在各个阶层生活的都不舒服。”创造一种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间，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的革命，就成为必然的期待。革命有暴力和非暴力多种形式，中国当前所有的土地抗争，选择的都是非暴力形式。韩寒提出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非常对。中国两位思想家李慎之、何家栋临终都提出要建设公民社会。但是暴力维稳和严格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都是阻挠社会力量进入中国的变革，使得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局面固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