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从乌坎村民共和自治说开，说说中国大陆农民的土地革命问题。
土地革命，正本清源，是中共出于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煽动农民造反的政治需要，1928年到1936年在农村实行的所谓“打土豪，分田地”的劫财运动，主要在江西，因为被围剿逃窜，1934年10月以后就停止实施了。抗战后为了夺权骗取农民支持，1947年中共又在它控制的华北东北以“土地改革”名义再次开展“斗地主，分田地”的土地革命，1950年在除台湾、西藏之外的全国范围推广，口说消灭农村的建封剥削制度，其实主要是铲除了乡绅阶层，以村支部操控的村委会（苏联叫农村苏维埃）掌控了农村。农民从此失去乡村自治权。
这一招很厉害。厉害在于，共产党从此把握住了中国大陆从农村到城市全民的土地命脉。农耕社会一切财产归根到底来源于土地，无地无屋无产业甚至无洞，中共就很容易剿灭了历代皇朝包括中华民国都没有肃清的土匪。这就使国民党的潜伏工作和反攻大陆的计划完全无法开展，所有人员实际住进了中共牢牢掌控的大军营，就像《无悔追踪》电视剧所描绘，完全无能为力。从此中共可以为所欲为，才能搞肃反、反会道门、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公社化、反右倾、四清、文革、土地承包、圈地运动（政府出卖土地）、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强拆等。
这一招更阴毒。农村的私有土地，本是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年间部族被家族替换自然形成的，农民交税养官，官吏给民安全。中原华夏族的“族天下”先帝后王的帝王国家，改朝换代进入了秦汉之后的“家天下”皇帝国家，传承九朝两千一百年。中共依靠锤镰红军的武力支持，以苏联的马列唯物史观的斗争哲学为指导，搞出所谓土地农民村社所有制，以公社、大队、生产队（镇乡村）各级委员会的名义官有，而实际归共产党所有了，以工农联盟先锋队领导国家的名义。
就这样，中共没人注意地就复活了传说中的共工部族制度，创建了党天下酋邦，通过从北京中南海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到各省、地（市）县、区乡（村）的党委会（党支部）和从省政府到村委会的党政府，红头文件能迅速由中南海传达到每个村落，能及时变化故而严实控制了星罗棋布的大陆农村山河田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部落酋邦。中国共产党以苏联马列主义和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为灵魂，以从国务院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为身体，变了中国人的天。中国人从此走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党的奴隶斗志昂扬的邪道，直到今天。
这个共工部落酋邦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从1950年到1959年的十年过程，主要还是玩土地魔术：先通过批斗会，剥夺乡绅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人人都有私有土地，无地少地雇农、贫农由此对中共感恩；土改过程中，又以互助组的方式将各家各户的农民几家、十几家组织起来劳动，供养村委会的脱产和半脱产的干部，使这些农民对中共戴德。1953年，中共掀动除台湾和西藏之外的全国农业社运动，到1956年底，75万个农业社委员会（简称社委会）掌管全国农村土地88％；1958年8月，掀起合并小社办大社的人民公社运动，学习苏联，创建中国“集体农庄”，口说培育全新的“大公无私”的“全新的人”，实效是：2．6万多个人民公社掌管1．2亿农户（总农户99%以上），全国农村开始大撒谎的大锅饭生活，真成了古籍所说共工氏大酋邦，特征：任智（谋）刑（罚）而强霸。
农民开始普遍失去迁移自由成为农奴，全年劳动基本没有农闲，水利也成了运动。接下来，1959年到1961年，三年饿死4300万人，却不再有华夏族人“伐无道，诛暴政”的民变了。1963年，中共十评赫鲁晓夫时代的苏共，争得马列主义正统后，共产邪灵移营到中国，操控华约组织与北约组织进行冷战，操控中共发动文革，以毛泽东为偶像，造就大批中国前所未有而斯大林以前普遍存在的说话凶狠、仇恨良心的苏联斗士，搞穷中国，使安徽大姑娘都没有裤子蔽体。1950年到1979年的30年，中共真正在大陆创建政治宣传中的万恶的旧社会：权利为天地，中共邪恶当道。天地君（民）亲师五道信仰只在台港澳新等海外华人地区。
1978年，为搞开发区卖地引资，中共玩了一个魔法：操控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悄然加了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为国家所有。村民的土地和全国居民房子下的地从此被这10几个字“偷”走，政府一分钱也没补偿。一夜之间中国大陆老百姓脚下每寸土地都实际成了党和政府所有。中共转为卖地致富。
1980年代中共邓小平发动“圈地引资”的所谓“改革开放”运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红头文件没明说是哪部分人，但“摸着石头过河”自然就操作成了发文件的“太子党”与敢捞钱又肯进贡的投机、地产、房产等商人组成的权贵联盟，即邓小平、叶剑英、江泽民、李鹏等高官子女及其同伙，包括乌坎村官。1989年镇压六四学运成功使其有恃无恐，1999年迫害法轮功使其丧尽天良。圈地卖钱办血汗工厂，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捞中华民国和世界各国工农都有的福利进自己的腰包，而后将家人移民到欧美宪政国家安居，裸官作恶直到退休。
中共能否终止土地财政而以政治体制改革新生？不能。贪官前赴后继，欲望只有通过政府（从国务院到村委会）卖土地才能点点滴滴地满足，必须专制。土地财政的前途必然是末路：卖光13亿人的劳作土地，重复卖房产，逼中国人反。
由此可知，乌坎赶跑村官实行共和自治，实际上是在乌坎收回了土地控制权，欲使一切利益归农民。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孟子》所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乌坎揭开了中国农民土地回归私有的革命的序幕，终点回到起点。
摘要：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1950年在全国铲除乡绅阶层，以村支部和村委会操控农业村社的99%以上的土地，以不断变化的红头文件玩土地魔术，先农民个人私有，后以人民公社名义官有，实质是党有；复活创建极权专制的共工氏部族酋邦，以“智刑强霸”的斗争邪术为所欲为，通过文革将信奉儒道佛文化的华夏人变成说话凶狠、仇恨良心的苏联斗士，搞穷中国。1978年中共悄然规定土地国有，从1980年代掀起圈地引资的所谓改革开放运动，卖土地款办血汗工厂，捞廉价工农的福利致富，以政权机制保护土地财政和强拆，逼中国人反。乌坎村民赶跑中共村官自治共管乡村，揭开大陆农民回归土地私有制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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