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国海军上校谭林书维权近照
我谭林书。我昨天早上听说当日“人权”（北京市燕莎桥附近的亮马河上一座小桥下的街道上的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署在中国的一个机构所在的1栋2～3层的小楼）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和带给我此消息的同伴一起来到这里。
我们是9时多到这里的。我们到这里时，小桥所在马路的靠近“人权”一侧的人行道上停了多部警车，警车中间还停有大客车。我们越过这些车，以及在车之间聚集着的数十名警察过桥往“人权”所在的方向走。我们中的1位女同伴因为接到电话，有她的另外的同伴通知他们已经到了河边，就在小桥中部的栏杆边打电话与她的另外的同伴通话，她通了一阵话也没有发现与她通话的同伴究竟在河边的哪里。我见她老是在通话而找不到她要找的人，就退回桥边（此边在“人权”所在河边的对面，离“人权”有相当长的距离了）想返到与我同来的1位男同伴一起。
在我返回到桥边的时候，一位领导模样的便衣人员问我是不是来上访的，我一边回答不是，一边继续往离开“人权”的方向走去来寻找男同伴。就在我穿过停在桥的一端的汽车群时，一位警察走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来上访。我说我不是来上访的，这位警察还是不肯让我前行离开这里；这时另外1名警察上前拉住我的挎包说叫我让他检查。我说我有证件，欲掏出我的《军官退休证》给他看，不让他把我当成访民抓走。他不干，说“我们不看证件”，边说着就边在我的已经被他拉开了的挎包内翻起上访材料来。我的挎包内有2份材料，一份是我致我国解放军军事法院的《刑事自诉状》，另1份是我写的1篇声讨解放军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副部长王峰少将的以胡说八道和捏造事实的方式来保护军内的造假的科技成果的文章（该文章也要求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技术基础局履行其对被我指控的造假的科技成果的监管的职责），这些材料，都是我合法履行公民的司法自诉权和抗议声讨权而制作的文书材料，容不得我国的任何警察插一脚来干涉我的挎包内是不是携带这样的文书材料。
可是，我国的根本没有维护公民人权意识的警察不管这些，认定我携带这样的材料在挎包内，我就是他们在这天——世界人权日——要抓的访民；当即，我身边的2个警察就把我挟持到离我所在位置只有数步之远的牌号为“京AA9355”的车的打开着的车门前，令我上车到车的后部去。
我到车上，发现这里除坐着数名警察之外，还坐着一些和我一样在这里被警察抓上车的访民。待我坐定不一会时间，被抓上这辆车的访民多达37人之众（车是北京的108路无人驾驶公共汽车，有40几个座位，在车开动之后，除其中少数几个座位由警察坐着，其余座位都是坐的访民）。在车开动之后，我意识到前1天刚有个访民给过我一位记者的电话，立即在在车上与1位被抓上车的上海女访民尹慧敏和一位山西的男访民一起相继以此电话向该记者报告我们等一大群人就在世界人权日的这时被中国北京市的警察抓离“人权”机构所在地的情况。
这天，我们被抓到久敬庄这个专门关押访民供各省市驻京办事机构的人领走的地方。我们的车一开进这里，就发现在我们之前已经有20多辆如我们车一个式样的公共汽车已经停在这里的场地上（其中另有1辆车的牌号是“京AB6471”），每辆车上如我们的车一样坐满着访民。尹慧敏确切知道，这些访民中有一些她认识的上海访民不是从“人权”抓来的，而是从中央电视台抓来的。
访民在世界人权日被从北京各地送到这里的场面堪称蔚为壮观。在我们的汽车于上午11时多达到这里后，在11时多到13时多的时间段里陆续有新的载着访民的汽车开进这里；到13时多的时候，抵达这里的汽车据尹慧敏估计已经有60辆。载着我们的汽车的前面的挡风玻璃的后面插着一个号码为“25”的载访民进场的汽车的编号，一位河南来的访民后来向我介绍载她来这里的汽车的进场号位“45”。
13时半，轮到25号车的人下车进入一个大厅登记每一位访民的身份信息。在我们临下车的时候，我有机会把从汽车上看到的一些警察的警察号记下来。
直到傍晚，因在押久敬庄时间太长而没有晚饭吃，我才在晚19时30分越窗和再翻墙逃离了久敬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