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
日前大陆《依法行政网》刊登《党史文汇》中的部分内容，披露了一起“文革”期间的特大外交丑闻。由于外交工作人员翻译错误，导致一场巨大的外交事故的发生，此事件被认为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特大外交丑闻。
资料披露，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共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外出归来，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以为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10多分钟的时间了，周伯萍听到报告后，赶紧驱车前往。但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中并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看到有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
当时的周伯萍自己也没有按照程序亲自看请帖。当他们出了中共大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的大使馆。
当时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此时，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中共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觉得非常意外，因为中共夺取政权后，对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认。美国记者便问周伯萍：“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政府要承认以色列？”他问的是“这里”，因为读音相近被翻译错误地翻成“雅典”。周伯萍以为这又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
次日，《纽约时报》就中共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而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这才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为防止事态扩大，周急忙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解释，称此事件系工作失误所致，中共外交政策不变。不过，不久后中共外交部就要他立即回国。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将其定性为中共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
文革外交笑话：外宾被迫早请示晚汇报
在文革，中共外交部还闹出不少笑话。
署名雷颐的文章《历史：何以至此》指出，在“政治”为最大的文革中，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举行的一种政治活动和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所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
作为外国人，对当年独具“中国特色”的文革，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可能很严重的“笑话”。
据当时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的主要翻译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的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中共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