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者许纪霖不久前发表很有影响的长文，分析诗人摩罗自90年代晚期以来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蜕变为“国家主义者”的过程，从中构画出对认识中国知识界十年来的演变很有启发的轨迹。最近，据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文化杂志的调查，国家主义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学生中确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就像商品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一样，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百家论坛”上的很多货色其实都是假的。中国所谓的“国家主义”其实是党国主义。
摩罗最近在环球网上发表了“不亵渎抗战史，应是中国人底线”的文章，转载量很广。这篇文章正好说明他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而是一个党国主义者。
摩罗在文章中说：
“针对日军侵华，中国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蒋百里，提出了两个关键的应对方针，一是用空间换时间，让他们占领广大国土消耗军力，二是千万不能让他的占领区成为他进一步推进的大后方，中国在敌占区要以人民战争拖垮他的军队。这个战略把得胜的希望寄托在全国人民身上。
在抗战实践中，国军以大踏步的败逃完成了蒋百里第一个战略，八路军组织华北人民打游击战，把侵略军围困在少数城市，让敌占区每一个村庄都成为日军的前线而不是后方，以此完成了第二个战略。
所以，是政府与人民、国军与八路军的共同努力，才取得了抗战胜利。”
我不知道摩罗这里描绘的究竟是哪个国家的抗战史。但是看了这样的“历史”，一个真正的国家主义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除了“国军”以外，这里的“八路军”是哪里冒出来的？一个国家既有“国军”又有“八路军”，这样的国家一定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所拥护的国家，一定是一个从国家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其次，如果要细究的话，这里的“八路军”其实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所以也是“国军”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就不存在什么“国军大踏步败逃”这个说法—就算我们采纳摩罗的说法：打日本人的都是那个第八路军而不是其他路军。
其实，摩罗的意思无非是要强调抗战是“我党”领导下的“我军”打的，如此而已。如果不是这个党，不是这路军，哪怕打得再壮烈，牺牲再惨重，也不过是“大踏步的败逃”。所以，他根本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而是党国主义者。他的党国主义当然更主要地表现在他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议论中，这里就没有必要去检索了。
当代中国没有国家主义，只有党国主义的另一个例证是汪晖。汪曾经是新左派，现在很多人认为他转变成了国家主义者。但他最近的那番关于党国关系的凝练阐释充分说明他不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者，而是一个党国利益至上者，因为在他看来“政党是主权的内核”。这句话有半点“国家主义”的色彩吗？
不过话要说回来，在20世纪意识形态历史上，还真的很少有纯粹的国家主义。那些被说成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到头来都融入军事独裁极端主义的政治体制，或者本来就是它们的掩饰。所以，中国的国家主义是虚的，党国主义才是实；被认为是国家主义者的摩罗和汪晖实际上不是国家主义者而是党国主义者。这些其实不奇怪，是符合这个历史的范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