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窖、谎言、性、杀人与埋尸……发生于地下4米深处的洛阳性奴案，在被“国家机密”了二十多天后，被我解密了。
因为我的报道，古城洛阳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洛阳市公安局局长郭丛斌，在我的第三篇报道刊出后，终于打破沉默——“向全市人民道歉”。洛阳官方称，公安部在2011年6月曾下发规定，对正在侦办的案件，严禁对外披露细节；他们同时坦陈“虽有保密规定，但与媒体沟通不足”，并称“愿意建立完善的、符合实际舆情需要的信息发布机制”。事态的演进，颇令人鼓舞。
为我提供信息保障的老刑警说，在那次局党委扩大会议之后，郭丛斌痛哭了40分钟。因为我的报道，8名分管副局长中，有多人可能面临必须辞职的境况。
“求你不要再写了。就到这里吧！他们知道错了。”老刑警的这番话，让我寝食难安。不知为什么，一股莫名的“内疚感”涌上心头。独家报道在满足了受众的需要之后，我从一个采访别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被采访的对象。这让我不能适应。这不是我的工作。
实际上，我所掌握的情况远比现在已经公布的多。洛阳性奴案主犯李浩的童年、成长、家庭关系……以及那几个被解救出来后，旋即又被刑拘的女子的故事，我均掌握；两年多的时间里，那个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路的地窖中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所有人震惊。可实际上，我和洛阳方面一样，对稿件进行了“保密”处理。我不能宣扬暴力、宣扬血腥。我不希望自己的稿件以这些元素作为吸引眼球的砝码。或者，这些秘密只能出现在我的回忆录里或者日后的著作里。可现在，我只能在诚实原则下“选择性披露”。所以，要说将洛阳性奴案“保密”了，我和洛阳方面一样，都是应该被指责的。
“保密”不成反被引爆的结局，体现了我们在信息披露制度上严重缺位。即便公安部白纸黑字的“保密规定”对各级公安机关具有约束效力，在洛阳性奴案，仍集中体现了三个问题。其一，李浩在长达四年时间里，有计划、有预谋、完全丧失人性的作案，当地公安机关是否存在“失察”的问题。毕竟，凶案发生在你的管区，你就得负责。否则百姓之安全，何以保障？其二，按照洛阳警方的说法，案件侦破之后，也因“防止模仿犯罪”和“太过血腥”的考量而未作信息披露。那么，作为公安机关和新闻机构，该如何适度公布信息？制度上如何保障和健全呢？很可惜，我们没有答案。其三，作为新闻记者，该如何在“诚实写作”原则下披露新闻事件而又能兼顾保护消息源（线人）？很遗憾，我们没有立法。
在这次被停职处理的4名警界高层中，所幸没有我的线人。就此而言，我的内疚感稍稍减了几分。文字信息显示，这些人被停职，系因“工作责任心不强”。可信息披露制度的缺位给我们双方带来的苦果是显而易见的——身为记者，我们的这种挖掘和报道，没有立法的支撑，我们很无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遭质问“谁给你报的料”、“你这是在侵犯国家机密……”时，忙不迭地发出求助信息的原因。我担心，在谈话过程中自己“被消失”。我也有妻儿、父母。我也会害怕。
在我的对面，曾经试图“保密到底”的洛阳官方最终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需要以一位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局长的眼泪和检讨，来为事件“埋单”。我想，我的那种莫名的“内疚感”大概是这么来的——郭局长乃至整个洛阳警方中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因为我的报道，而平添了一份“不光彩”。可是，这不是我报道“洛阳性奴案”的初衷。我的职业属性里，从来都有一种特殊的基因。那就是“冷血”。习惯上，我们叫它“冷静”或者“客观”。所以，在保障公众知情权这一点上，我没有选择，即便可能面临危险，我也不能退缩。这就像洛阳警方侦破和解救被囚禁的女子一样——我们都是职责所在，使命使然！
洛阳连日的大雨已经停止。我也将继续出现在下一个新闻现场。我真的希望，那种潜意识中的对抗和排斥，不要再出现在我们之间。
（作者为《南方都市报》记者，河南洛阳性奴案报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