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冷，女，西安第八中学语文教员。从1966年8月2５日开始遭到原任教的第37中学红卫兵残酷殴打和折磨，9月2日死亡。当时36岁。
文革时期西安第37中学的一位学生，听说我在做文革事实调查并且发表了一篇题为“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的文章，立即开始给我讲王冷的故事。他对拷打和折磨的细节记忆相当清楚。但是他不记得事件发生的日期，只记得是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他记得拷打王冷致死的红卫兵的名字和他们的父亲的职位，但是这些名字不在笔者公布的内容的范围之内。
我也曾经和其他西安人谈话，他们也提供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因为不是该校的学生或者老师，所以相当模糊。
我曾经请求香港中文大学资料服务中心帮助查找那一时代留下的文字资料。他们热心帮助，寄来了一份当时在西安的一个外国留学生关于文革见闻的文章，其中没有关于红卫兵暴力的叙述。
我曾经请一位朋友到第37中学查阅学校档案资料以发现死亡日期，遭到学校领导人的拒绝。后来，这位朋友找到了王冷的女儿。她妈妈被打死的时候，她13岁，弟弟8岁。提起母亲，她只是哭个不停，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位朋友不能勉强她。但是，这位朋友帮助找到了一些当年的文字记载，也了解到了王冷的死亡日期。
是由于上列众人的帮助，才找出了以下的故事。
1966年夏天，西安第三十七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两名教员，打伤九名教职工，还有一人因此精神失常。
这个中学当时有900多名学生，没有高中，只有初中三个年级。这个中学在西安南郊，距离中共西北局很近。学生中有相当多“革命干部”子弟，当时成为红卫兵的主力。
王冷在西安第37中学教书多年。文革开始前，1966年2月，王冷已经被调到了西安第八中学。
1966年8月2５日早上，第37中学的两个红卫兵到第八中学把王冷押走。到了第37中学以后，王冷就被关进该校关押“牛鬼蛇神”的监牢，在那里遭到红卫兵拳打脚踢。当天下午，王冷被押去“陪斗”一位姓张的教员。红卫兵让王冷双手执铁哑铃，深度弯腰。一个小时后，王冷昏倒在地。去第八中学押王冷的那两名红卫兵之一，用木棒从后面抽打王冷。
8月28日夜里十点，王冷和20多名“牛鬼蛇神”被赶入“专政室”。红卫兵把课桌排成圆圈，把玻璃瓶打碎撒在桌子下面，逼迫“牛鬼蛇神”排成队，在桌子底下玻璃碴上爬行。这些人被折磨拷打直到天亮。王冷的头发被拔被撕又被剪光。
8月29日，王冷被“强迫劳改”十多个小时。
8月30日，继续拷打审讯。上午毒打两个多小时，下午又被毒打一个小时。王冷的眼睛被砸碎。王冷以前在履历表上填写的“家庭出身”一栏是“职员”。红卫兵强迫她承认是“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出身。
8月31日，在连续两天两夜的拷打和“强迫劳改”以后，专门组织了“斗争”王冷的大会。那是下午。王冷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被反剪双手押进“斗争会”场。台子上放了两张桌子，桌子上架了长条凳子。红卫兵命令王冷站在长条凳子上，低头弯腰。他们用扫帚打她。扫帚打飞了好几把。
“斗争会”上，有“控诉”，有高喊口号。红卫兵在王冷脖子上挂了一副铁哑铃，以后又加了一副。他们还在王冷站的凳子上再加一个凳子，命令她爬上去。王冷站在高凳子上，他们把凳子踹翻，又叫她把凳子架起来再爬上去，又把她打翻跌下来。几次反复，直到王冷昏死过去。
王冷昏迷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四个红卫兵把她扔起来往下摔。接着，他们把王冷拉到食堂厨房后面，在那里，用铁棍打，用砖头砸，还在她身上踩。一边打，一边骂：“狗日的，到现在还不老实。”王冷腰脊骨破裂，头颅右部破碎，鲜血从眼睛、耳朵和口中流出。这几个红卫兵又倒拎王冷的脚，把她头着地拖到四百米外的教学楼，王冷的鲜血跟着洒了一路。在教学楼里，他们又用冷水浸泡王冷。
王冷在9月2日死亡。王冷死的时候，头部肿得像个冬瓜一样。王冷的尸体很快被烧掉。
由第37中学的红卫兵开了火葬证明，全文如下：
王冷现年36岁，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在运动中极不老实，8月31日群众斗争，王冷死不交代其罪恶并当场放毒说什么：“蒋介石就是不该死”。态度生硬，要与人民对抗到底，群众激愤，被红五类子女当场打昏，送至医学院，抢救无效于9月2日身死。意见：火葬，葬费由死者亲属负担。尽快结束。
市37中红卫兵（借章）
下面盖的是西安市第37中学公章，这就是“借章”的意思。
从这份证明，不但可以看到红卫兵如何看待王冷之死，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残酷的总体气氛。
和王冷一起在8月31日被“斗争”和毒打的有王伯恭老师，他在一天后死亡。王伯恭老师已经在196５年退休。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军队的政治教官。抗战结束后退出军队从事教育工作。当时被红卫兵指控为“老反革命”。
王冷和王伯恭被打死后，该校“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多次警告“牛鬼蛇神”：“再不老实，王冷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时领导西安的文革运动的，是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他们没有出面制止暴行。中共西安市负责人徐步还指示到第37中学采访“经验”，予以报道。
积极参与毒打王冷的几个红卫兵，后来成为在9月初成立的“队”成员。那是西安中学生红卫兵的“精英分子”，成员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队”被简称为 “红恐队”。这个名字和他们的行动，显示出他们不但实行暴力迫害，而且公开地以制造恐怖为荣。
半年以后，随着文革的发展和打击目标的扩大，这些红卫兵的“革命干部”父亲也被“打倒”。“红恐队”被解散。中共西安市负责人徐步后来也被 “打倒”并且跳楼自杀。王冷的丈夫张孝曾经用这个机会揭露红卫兵打死王冷的残暴行为。有一些学生也为王冷之死鸣不平。他们所用的理由是：王冷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敢提王伯恭之死，虽然王伯恭和王冷在同时被打死。王伯恭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教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当时的普遍观念是：“有问题”的人被打死是应该的，至少是没有关系的。为王冷鸣不平的人只能在文革的通用观念范围内尽量做文章。
1990年代，这个中学有多次同学聚会。没有人为王冷和王伯恭之死道歉或者表示良心上的歉疚感。一名当年的学生现在的文化人说：王冷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是她对学生比较严格比较厉害。另外，她看起来自视甚高，烫头发，穿旗袍，人也长得漂亮。中国的文化里有非常邪恶的成分，在1966年表现为杀死王冷，在1990年表现为不忏悔。
中学生红卫兵大规模地殴打以及打死老师，最早起源于北京，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大串连”传播到全国各个学校。在北京，学生打死老师的高潮发生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在西安，杀戮掀起比北京晚了没有几天。这显然是文革领导人有效使用了现代通讯、交通以及宣传手段的结果。
关于王冷，笔者还亲身经历过一件与她有关的事情。1999年春天的一天，笔者下课以后，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遇到四位来学校游览的中国老人。他们请笔者在一个花坛前为他们照一个合影。四个人中，一对老夫妇是常住美国的老华侨，另一对老夫妇是受他们邀请从西安来美国游览的，其中之一是退休中学教师。彼此攀谈起来。笔者问起西安来的退休教师是否知道王冷被打死的事情。那位老太太说，知道，还知道王冷的丈夫叫张孝。这时候，她的丈夫把她拉到花坛的另一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立即跟我告辞离开了。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笔者感到惶惑而压抑。他们在怕什么呢？杀死王冷的余威，或者说文革的余威，三十多年以后，远在美国，还让人如此清晰地感觉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