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近代才出现的一个汉语词汇,在古汉语里称之为“政”，也引申为政权、政治制度等词义。搞政治即是“为政”，在党文化洗脑宣传中，其被炒成了极具杀伤力的一个名词，“政治”常常成为瞒天过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干尽伤天害理之事的代名词。“政治”在党文化中被附加了很多根本就不存在的内涵，成为政客刻意洗脑的手段。“搞政治”，成了党文化手中的一根打击异己的棍子，让国人谈之色变、退避三舍。
其实“政治”这个名词本身并不复杂艰深，政者，正也；治者，治理之意，“搞政治”实指当位者应用一套符合人间的正理来治理国家。
政治的出现源于人类的私心所引起的纷争，人们需要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公权力来调解社会的矛盾与纠纷。早期的人类一般都是推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来治理社会，这些被赋予公权力的人就是最早的搞政治的人。如果他们搞的好，人们就会争相依附于他，搞的不好或以权谋私，人们又会抛弃或离开他。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次的盛世王朝，曾经涌现出很多让炎黄子孙引以为傲的有道明君，同样也产生了一批有名的暴君。所以，“搞政治”本身并不可怕，而怎么搞却是至关重要的，在于是行仁政还是暴政。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无数的兴亡更替、朝代变幻积淀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在春秋以前，人类的道德还十分的强势，所以那时的政治也比较简单。人们都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只有一些简单的王法，就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王者一般都是以德化民、无为而治，法天道以行人事，敬天以保民。政治上处处体现的是道家的治世思想。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随着人类心灵的堕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开始向功利化和职业化发展，很多人把治政当成了一个实现自己私欲的工具。法家的兴起也为政治注入了许多的变异因素，强化严刑酷法，把政治变成了一种私权。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政治又回到了一个比较良性的轨道上来。这时的“举孝廉”（古代的选举制度）说明当时的道德观念对政治依然有强大的约束力。
隋唐以降，科举制度兴起，中国进入了精英政治时代。由于政权对社会各阶层都是公平开放的，所以能使各阶层的优秀人才都能脱颖而出，很多出身低层的贫寒学士通过科举而进入政界，使当时的政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儒学的主导地位也让社会人心持续在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唐宋时代的富庶繁华与康乾时其的文治武功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人类毕竟是一个善恶同在的场所，人心的好恶、情欲都能使社会偏离一定的轨道，这是政治所不能完全解决的，所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政治也一直在治乱之间反覆振荡。到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与进化论的传播给人类注入了一股强力的变异因素，人们的宗教信仰观念日渐淡薄，政党政治开始从西方出现，而且迅速向全世界传播。
政治的最高原则从道义至上逐渐被现实利益所取代，政客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无所不为，政治几乎成了肮脏的代名词。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政治呈现了两极化的发展，一个是基于普世价值的民主政治，一个是基于邪恶理念的极权政治。在西方，个人事务与社会事务界限分明，社会事务中又分为政治和宗教两大方面。专职从事政党、公共权力工作的人被称为政客——因为民选，能不能“政”，民众说的算，因而为客。但共产政客完全相反，是主。
如今，大部份国人反感政治的原因，主要是对共党暴政的恐惧与党文化的长期洗脑。共产政治根本就不是人类正常的政治行为，它们是借用政治的这种形式来进行暴力。如果从传统的文化理念来看，共产政治其实是一种乱政，用时下流行词汇来说就是“恶搞”。因为正常的政治行为都是基于一套完整的制度、法律与逻辑，即使是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也是如此，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要受到一定的法律与道德的制约。而共产政治的一切所谓制度、法律都是摆设，其行为是基于达尔文的丛林法则：暴力决定一切。所以共产政治也可称之为流氓政治或禽兽政治，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肆意摧残生命与践踏人类的尊严，毫无约束。
纵观百年来共产政治的轨迹，其运作方式不外乎杀人、抢掠、洗脑三个环节（亦可称之为运动、改革、教育）。可怜的中国人，在几十年中的共产搞政治中，被搞得亿万人非正常死亡，被搞得民族文化断绝、山河污染、道德沦丧、一穷二白却经年不醒，沦为亡国奴而不自知！当有人指出党文化罪恶的时候，共产政治的主导者们却条件反射似的指责别人搞政治。共产政治的主导者指责别人搞政治则更是荒唐至极，政治本是一种公权，人人都有权利去选择从事。这种完全泯灭是否非善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就是党文化对国人心灵的摧残与毒害。
政治在中国古代通常政和治分论：政令、政策；国家和人民管理。在传统文化中，行“仁政”、“德政”为上。执政者对老百姓“礼乐教化”，辅以刑法。这种概念，为历朝历代全社会认同，顺和逆，也就成就了不同姓氏王朝的存亡。孙中山倡导的政治为众人之事，为众人管理，获得中国民众赞同。专制王朝被推翻，历史进入现代。然而，共产政治的蔓延，老百姓浑然不觉历史之倒退：打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帜，实行了人类最黑暗的思想与行为钳制。用人民做定语，实行了对人民的专制。政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政治成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特定的涵义，带来了中国的政治至上，政治运动、政治口号代替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国进入泛政治化年代，一切和政治挂钩。比如当年《白毛女》煽动起对地主的仇恨，共产政治指责地主拥有土地是剥削，无地农民是被剥削，号召农民跟着自己，“打土豪、分田地”，受鼓动的农民跟着共产政治跑；但真分了土地，欢天喜地没几天又要收回来。简单的农民，心里一时转不过来弯：“说给我的，怎么不给了？”出尔反尔，违约背信。这时，《李双双》上场，给出了农民的评价标准：李双双和孙喜旺同为夫妻，妻子因为听党的话，积极加入合作社，是先进份子，政治觉悟高；丈夫因为有抵触情绪，虽然也举手了，但比较晚，是落后分子，政治觉悟不高。政治觉悟，关乎一个人上下得失，甚至死活。极端的例子，买饭都要背一句毛语录，草和苗都要问问姓资姓社。这种文化语境下奇迹发生了：如果某人让你去抢别人的东西给他自己，恐怕流氓也不干；让你辱骂自己祖宗和圣人，恐怕傻子也不干，但为了美好的共产主义，为了荣誉、利益、活命，农民干了，工人干了，知识份子干了，或主动或被动，或无可奈何干的，或欢天喜地干的，或争先恐后干的，或麻木不仁干的。……
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共产政治是一个披着政党外衣的邪教。人类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治党派，其立党的目标是获得世俗的权力，一旦成功执政，其所管理的是一些公众事务，而并不涉及思想领域，也没有这个权力。而共产政治则不然，夺取政权只是其实现目标的一个工具，夺取政权后就疯狂钳制人民，管天管地管人的思想，在它的治下几乎无所不管。共产政治极端的仇视正教信仰，对神、佛以及神、佛信仰的诽谤完全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但共产政治者们却称之为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就是妄图洗去每一人心中那与生俱来的神性、佛性乃至人性，把人都同化成一个个没有道德廉耻与精神归属的无根人。纵观共产政治文化成长起来的很多人，不敬天地、不信神佛、蔑视传统，没有任何的道德、信仰与心灵的归属，就像无根的柳絮任由共产政治摆布，最终走向毁灭的深渊。
其实在当今中国大陆，除了共产政治的主导者，是没有人有能力搞政治的。因为搞政治的前题是心须掌握了政权才能搞，而一般的社会民众或民间组织对时下政治或政治人物的批评只是一种言论范畴或曰议政，与搞政治相差太远。共产政治霸占了公权为非作歹，却指控别人在搞政治，实在是一种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
在当今的世界，如果让人对某一个姓氏称臣，接受其对你生杀予夺的权利，恐怕很多人会愤然反抗；但让人对某个组织献身，该组织对所有国民肆意生杀予夺，却是很多人熟视无睹的现实。让人把夜晚说成白昼，白天说成黑夜，很多人会觉得不可能，但把白天说成黑暗的，把夜晚定义为光明的，渐渐的，说不定很多人会自己就开始颠倒黑白。
这些年的中国大陆，很多人会就是这样陷入一种和正常人类文化异质的文化，沦入和整个世界不同的悖谬生活。把人变成鬼，共产政治的一切行为最终就是围绕这个核心。所以，站在正常政治的立场上看共产政治的一些行为，很多人会觉得难以理解。从常人的角度来看，民族的思想启蒙与精神觉醒，其本身并不涉及政治范畴，只就会触痛人类一切不正的因素。个人的生命选择与价值取向，都是人的生而有之的权利与自由，不能像共产政治一样强迫人进行选择或做什么表态。自古以来，人们用来衡量事物对错的标准只能是道义而非个人后天思想所形成的种种观念，明乎于此，我们每一个人就不难对人生的大事作出正确的判断。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