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普适价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中国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广东模式、重庆模式对比”研讨会。作为主持人之一，茅于轼在开篇发言《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中说，普适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而普适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当前世界有各式各样的矛盾，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本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不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与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部分。
针对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茅于轼指出，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模式更接近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中国从满清的封闭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有争论。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共产主义。
紧接着，茅于轼说，中国现在不大会有人再要求共产主义，虽然还叫共产党，“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中国宪法虽然写公有制为主，但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
中国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茅于轼认为，这个收敛的结果，就是人类最基本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做法、政策，通通要唾弃。文化大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1949年)解放后好多事都违背最基本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他非常有把握。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煳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虽经三十余年改革，中国迄今尚未完成转型，而依然停留在中间状态，旧体制与新制度犬牙交错，不甚协调。过去十年间，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问题日益显现、爆发，改革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天则经济研究所认为，在此万马齐喑之际，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异军突起”，引人注目，但其纲领和做法也引起广泛争议。与此同时，汪洋治下的广东也以其开放的理念与务实的态度，在社会治理之诸多方面形成一系列独特的制度，而隐然成为另一种模式。
与会学者纵论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浮出水面，标志着改革已死，标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标志着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了。理想模式就是多元共治。现代社会模式是多中心、多元的社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提供私人产品，社会组织提供准公共产品或者非公共产品。在这种模式下，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自治化，三元均衡发展。一个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政府管政府的事，市场管市场的事，社会管社会的事，并且分别依据民主、市场、自治的原则分别治理，共同创造社会和谐。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新鲜的，如果硬要搞出什么新鲜东西来都属于年少无知式的冲动，是对现代社会常识的颠覆。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秋风：从整个中国政治演进角度来看这两个模式。我觉得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在过去半年的浮现以及他们隐约的竞争，其实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所指的现代政治，我在微博上曾经而过一句话，就是有意识形态动员大众，然后分配资源，这就是现代政治。用观念公开的唿吁支持、寻求支持，然后把这个作为自己力量的来源，这就是现代政治，然后相互竞争。以前我们很多政治，尤其是上一届九个人，都是一些宫廷阴谋，都是私下分配这些东西。所以，在这样架构下是什么？我们中国在过去十年，我想其实是被耽误的十年，为什么被耽误了？因为没有政治。所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非常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念，我想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观察中国问题者关注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对的，提出模式二字，我认为这是有意的，外面人吹我们，我们自己不能陶醉。如果自己陶醉，就此掩盖问题、就此回避问题。第二，故意谈模式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想把体制固定在现在的状况。所以，今天谈这个问题不是光讲重庆和广东问题，而是讲整个国家怎么走的问题。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不客气的说，最近十年越来越明显，就是这个政权有统治没有治理，统治上无所不能，治理上百无一用，治理上是彻底失败的，因此在两个地方的试验都是解决治理失败的问题，都是从自己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按照原来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统治下去了，究竟怎么统治下去？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中央也不知道，胡锦涛、温家宝不知道，薄熙来和汪洋在做实验。广东实验最大的特点、最大的贡献、最大的突破在于四个字，就是社会建设。我们过去30年只有经济建设没有社会建设，我们是牺牲社会建设的经济建设，我们今天以及将来都要为这一点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在这点上广东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心，放在首位，这是拨乱反正，根本的拨乱反正，这是广东最大的贡献，最大的意义。汪洋新政只是走到这一步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汪洋新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重庆模式，从现在来看依然是党政主导。唱红打黑且不说，民生建设，崔之元大力倡导的，也是政府主导。我认为，中国当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政府主导的扶助农工，而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共资源包括官职等向社会开放，按照罗尔斯的两原则，政治平等原则居于首位，其次才是差异原则。政府和党来决定平等和差异性分配，扶助农工，决定平等，你垄断权力，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干这些呢？王绍光的社会主义30版，说现在的重庆是既平等又有效益，第一个原则都没有实现，何来平等，效益如何能持续。说到底，还是政府和党为人民或工农大众包办，包办分蛋糕，包办国民经济，这与计划经济时代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是我的疑问。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薄熙成（薄熙来弟弟）告诉我，现在薄熙来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是理论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依靠的“邓、三、科”，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他感觉对于重庆下一步要搞的事情的实践的理论工具，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田飞龙：茅于轼老师列举了自由、民主、法治、平等诸多价值作为普适价值，现在能拿出来的好的东西都在里面，这就有一个危险，因为这只是在最高规范层面承认了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价值，具体如何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加以实践，其间的张力（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如何纾解，并不清楚，因而对具体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价值本身的制度化要依附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价值本身要稳妥地进行历史实践，存在阶段性的重心选择，这个需要借助政治决断和民主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