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学者认为，中国受贿亿万元以上的贪官不断落马，加强制度上的反腐机制迫在眉睫。
北京出版的《新京报》20号发表署名学者王琳的文章，题目是《“亿元贪官”：制度防腐迫在眉睫》。文章说，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依法核准死刑后，已于7月19号被处决。姜人杰、许迈永案的贪腐金额显示，中国贪官已经走进“亿元时代”。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为五个单位的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置换等事项上牟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许迈永这位人称“许三多”的前杭州市副市长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共折合人民币近两亿余元。达到“腐败至死”的地步。
文章说，上述两案都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两罪犯都曾主管城建工作，主要犯罪行为也都与土地审批和建设领域相关，都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审批等行政权力违规操作，为自己攫取巨额私利，而且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在城市开发建设领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海外中文网刊“中国事务”主编伍凡指出，中国房地产和建设工程领域里贪污巨额的案例多，是因为这些领域涉及的金额巨大：
“ 工程可以有很多钱，经手的经费特别多，贪污的机会就特别高。就像最近的铁路工程，工程领域占整个投资里很大的比例，贪污的机会特别的多。大肥肉谁都要去贪污。中共是越反贪污，贪污越多，贪污的级别越高。还有贪污的年龄越低，现在的小科长都大贪污，所有的人都贪，无官不贪。”
《新京报》的文章指出，腐败不仅仅发生在土地、城建部门，在交通、司法等领域里腐败也是“前腐后继”，而决定腐败金额高低的，除了部门权力涉及利益的大小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贪腐行为有能免于被查处的安全度。如果许迈永、姜人杰在贪贿十万层级时，就东窗事发，自然不会有亿元贪官。
文章强调，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多年来被认为是遏制贪腐的有效利器。将官员的财产状况公开于民众面前，才能借助于社会层面的无缝监督，让贪腐官员早日现形。财产公开同时也是一种舆论压力，它将大大提升腐败的风险，进而阻止官员一步步迈入深渊。
美国民间机构“劳改基金会”的杨莉藜认为，中国迄今所搞的反腐都不是从制度抓起，仅靠出台各种规定来反对腐败是难以有成效的，要有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才能遏制腐败蔓延:
“ 说到底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因为关于腐败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而且数目非常惊人。中共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试图来遏制腐败，但是现在看来都起不到根本的作用。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没有真正地痛下决心进行刮骨疗毒的方法，比如说对于制度的监督、对于权力的制衡、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些真正防止腐败发生和扩散的方法他没有采用；而是用了一些小打小闹的方法。”
中文网络上有人发文说，目前中国“亿元贪官”呈现出三个趋势：一是人数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案值越来越高的趋势；二是大多数都不被判死刑，甚至有明显的重罪轻判的趋势；三是有从大官向小官发展、传染的趋势。从查处的案件看，不仅有地位显赫、权力巨大的省部级的高官，还有地位卑微、权力较小的乡科级“芝麻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