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近日说，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到来，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给出的这一人口变迁的更准确的时间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乃至个人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蔡昉甚至预言，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好社会的变革，中国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蔡昉的这次论述，不同于过去的风格，终于承认低生育率的巨大危险性了。不过，笔者认为，蔡昉还说的太轻了，未来中国失去的岂止是两三个“10年”？据统计局数据，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4以下，属于危险的超低生育率，这就意味着未来人口的崩溃式减少。即使按1.4的总和生育率计算，人口大约每过一代就会减少35%，三代人（约90年）就会减少3/4！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是经济的载体，人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经济？人口的衰落必然带来经济的衰落或低迷不振。在此方面，日本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二十多年后经济便一蹶不振。
决定宏观经济总量变化的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变化。从需求方面来说，由于日本1990年25至34岁人口比1980年下降了20%，最富消费需求的年轻人口减少，导致房产等相关产业需求萎缩。这时，无论日本是刺激消费还是刺激投资，都不能撬动总需求。原因就在于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老化，必然导致最终消费不振，最终消费不振又必然导致投资不振，这是无论如何也刺激不起来的，所以现在的超低生育率必然导致未来的总需求萎靡不振。
同时，从总供给角度来说，年轻人口减少，劳动力更新换代断层，最富创造力的年轻人口萎缩；人口老化，经济创造活力降低，不工作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而工作的劳动人口比例减少，人均GDP增长必然放缓，甚至可能面临萎缩。而GDP增长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低生育率的结果，最终必然导致人口增长的放缓或萎缩和人均GDP增长率的放缓，因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失去10年再失去10年。中国还没来面临这种情况，一是中国经济起点低，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城市化还能支撑中国十几年的发展；二是因为超低生育率的危害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劳动力大规模减少还没有开始。但到2028年左右，当第二次婴儿潮人口大规模退休而年轻劳动人口急剧减少时，中国必然陷入长期的低迷。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4以下，比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要低好多，而且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化养老的推进，超低生育率还会持续，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失去的将不是一个10年。
独生子女政策，会导致未来出现大量的4-2-1或类似的重老龄化家庭结构，给年轻人沉重的养老压力。也许你还认为国家养老或社会养老或自己养老。钱只是一堆纸，还必须有劳动者把他变成真物品或服务。事实上，一切养老的实质永远是工作的人口养活不工作的人口，重老龄化的压力必然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年轻人身上，如缴税、缴养老金、购买老人出售的资产等，没有年轻人口就不存在养老，重老龄化社会必然给年轻人以沉重的家庭和社会负担。
笔者在文中已经指出，低生育率必然导致未来需求不振和经济低迷且没有任何良策。而需求不振或经济低迷，必然首先危害年轻人的就业与收入。与此同时，在重老龄化社会，大龄劳动力与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将明显的显现出来。由于老龄化严重，预期差，对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能力的不信任导致大龄劳动力不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由于大龄劳动力有经验，且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必然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就业竞争压力，并降低年轻人的收入增长空间，甚至是年轻人的收入因此而减少。
另外，由于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长时间处于高房价，加之贫富差距巨大、年轻人收入不高，大多数年轻人必然被迫选择小户型。而未来，由于中国过早的低生育率，必然是未富先老，加之中国人更容易长寿，未来中国社会化养老必然难以运转，政府将不得不推行家庭或“家庭+社区”的养老模式。这样一来，无论是两室一厅还是三室一厅，皆没有孩子的住处。即便是四室一厅，年轻夫妻住一间，双方老人各住一间，第一个孩子住一间，如果再生一个不同性别的孩子又住在哪里？谁还敢再生？难道已经负担很重的年轻人会为再生一个孩子而换一套更大的房子？
这样一来，在一个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社会，由于年轻人家庭和社会负担沉重，就业压力大，收入增长和前景不乐观，加之小户型限制生育，未来中国必然继续超低生育率，然后继续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这个恶性循环，岂止一个100年可以结束？经济无非就是人的生产和消费，人没有了，就没有了经济。如果说经济是“毛”，那人口就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未来中国，将至少失去1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