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二0事件”，国内已有的党史教材大都指责林彪、江青蓄意挑起武斗事端。前揭席宣、金春明书即说“早在1967年春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中，林彪、江青一伙就把武汉军区作为打击重点之一。”但是现已有不少文章对此事件予以较为客观、详实的研究和分析。值得关注的就有徐海亮先生编著的《东湖风云录》和《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542－573页），还有一些参与事件的当事人也发表一些回忆和文章等，如《王力反思录》。但当时北京中央高层对突发的武汉事件是如何处理的披露不多，而邱会作回忆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空白。
林彪的态度。林彪对突发的武汉事件非常冷静，指示邱会作立即带一只精干的小队伍飞赴武汉。林彪指示说：1、向毛泽东报告全国形势。全国有的地方闹事，但不能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大局；2、请毛泽东立即转移离开武汉，到哪由他自己选择，以便为他作好安排；3、武汉若是乱得很厉害，而陈再道又不听指挥的话，你在武汉保卫毛泽东，固守待援。武汉附近的陆军第二十九师和空降兵第十五军已进入临战状态。你到武汉后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指挥调动救援部队行动。邱会作回忆说：“林彪相当冷静，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把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关系处理好，没有把武汉军区，特别是陈再道的思想作通，使矛盾激化了。只要处理得当，矛盾会很快缓和、化解。为了防止万一，必须作应有的防备。林彪还交代我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小型医疗队去，以备急用。”（页147）
江青的态度。江青已从其他途径得到武汉方面的最新消息，开始时较为紧张，声称武汉发生“兵变”，毛被“劫持”了，要求林一定保证毛的安全。随后让邱会作带信给毛，要邱说服毛立即离开武汉。（页147）
毛泽东的态度。毛临飞上海之前召邱会作谈了几句话，毛说：“我太疲劳了，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形势的看法。但有一点林彪同志没有提到，那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我先到上海去，这的事留给总理处理。你早些回去吧，把情况向林彪同志说说。”邱说：“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从毛泽东口中听他说造反派不好的话。”当林听到邱的汇报提及毛这句话时，林彪高兴得点头称是。（页149－150）
中央碰头会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中央碰头会决定以中央名义发表《告武汉人民书》，要求全国都要大张旗鼓地支持武汉造反派，并将武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由于毛泽东不同意，才未最后决定。7月23日中央文革在北京西郊机场搞了盛大的欢迎王力、谢富治的仪式。7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凯旋。此外，中央碰头会还要求北京各界派代表团去武汉声援慰问造反派，同时还要求武汉造反派派代表团来京做报告，宣讲他们的事迹。7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扩大的中央碰头会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中央文革还顺便邀请了不少造反派的代表与会，以壮声色。8月1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揭露出来”。显然，中央文革利用武汉事件大作文章，希冀再次拉抬造反派的声势。
邱会作认为，武汉“七二0事件”的直接作用就是毛就文革中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邱说：“‘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修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从完全信任支持造反派，改为节制他们，加大了使用军队干预运动的力度。对老干部，从一味‘炮轰’‘火烧’，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和刘少奇决裂，改为思想教育，引导干部‘自觉革命’，站在他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毛泽东对‘王关戚’自然要考虑重新定位了。”（页156）日后陈再道、许世友等军队干部被接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免遭了造反派的武斗和冲击。这不能不说是“七二0事件”之后的一个重要结果。由于中央文革要对武汉军区独立师支持了造反派的对立面大搞兴师问罪，对中央军委形成很大的压力，林彪为了不使中央文革借机插手军队事宜，干脆提议撤销该部队，并得到毛的批准。这在解放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事实上，武汉“七二0”事件的爆发纯粹是毛泽东的极左政策的结果，毛泽东去武汉之前就已认定陈再道压制造反派，中央碰头会已决定要扶持一下造反派，然后再搞所谓的“大联合”。但是局势的发展出乎了毛泽东的预料，毛的极左政策引起武汉地区军队的强烈反弹，引发了一场意外的风波。这场风波的发生与林彪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林彪不过是在事件发生后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应急措施。那种声称“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借机滋事的说法显然于史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