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季度中国出现了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是这丝毫阻止不了外汇储备继续创新高。4月14日，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稳居全球第一。
而上次中国出现季度贸易逆差是在2004年1季度，当时的官方外汇储备只有4500亿美元。短短七年间，外汇储备增长近七倍。外汇储备主要由贸易顺差、FDI和外国贷款等组成。无疑，这些年的外储高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即是近20年的贸易顺差，尤其是近5年来的急速增长。
从上世纪90年底初开始，除了极个别年份，中国都是贸易顺差。尤其的，长时间的贸易顺差，直接导致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快速超发。这些年，货币投放的急速膨胀，这其中除了国内常年的信贷极其宽松格局，招致M2持续维持20%以上增长外，由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则是目前货币汪洋洪水泛滥的另一根源因素。
还是来简单看看历史数据。1995年，贸易顺差首超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67亿美元。十年之后的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而之后的五年，则是中国贸易顺差井喷、外汇储备飙涨的时期。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更是接近3000亿美元。
造成这几年顺差急速攀升的原因，还有人民币的汇率机制改革，我们采取了“小步慢跑”式的升值方式，升值预期不断强化，直接招致了热钱以隐身于贸易顺差的方式不断涌入。到了金融危机之后，虽然贸易顺差略有减少，但是在2010年依然达到了1800亿美元。
而且，自1994年那次汇改之后，一直要求企业强制结汇，这就使得央行就成为最大的外汇购买者。于是，强制结汇制度下的外贸顺差，就成了今日国内巨额外汇占款的来源，基础货币迭创新高也就不足为奇。去年底，外管局发布新规，允许外贸企业可以将自己的出口收入存放境外，这可以减轻央行对冲外汇占款的巨大压力，缓解通胀预期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明智之举。不然，央行官员的工作将更加的疲于奔命。
无疑，长年高顺差，带来了中国出口企业前所未有的繁荣，解决了大量人的就业问题，亦是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动力。出口导向战略和相应政策是促成贸易大繁荣的主要推动力。 不过，已经走过了20年，出口导向模式愈发成为经济转型和健康增长的累赘。
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投资渠道狭窄，加上出口企业粗放式生产，导致我们虽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额顺差，但是并未带来相应的财富积累，相反是在资源无法实现优化配置的情况下，低效的和不可持续成为必然。
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贸易失衡，被斥之为引起大危机的罪魁祸首，虽然这一说法有偏见的成分，但是国内外的经济现状说明，有必要对这一模式进行反思。2003年到2008年，中国顺差占全球总顺差的规模，从6.84%上升到了24.31%。就是说，当今全球顺差的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事实说明，如果像2003年之前那样，如果贸易顺差不大，那么其对全球失衡的影响不足为虑，外汇占款带不来基础货币急升的话，那么出口导向模式真可谓美丽的“馅饼”。可惜，伴随着经济的长期两位数增长，就业形势严峻，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过于严重，并渐渐形成了政策上的“路径依赖”，外贸的过度繁荣，就完全不是好事情了。就像药和毒的关系，过量的药就为毒，二者转化一步之遥。
失衡已经成形多年，由此，出于平衡国际收支、收缩外汇占款、缓解国内通胀的多重动机考虑，“十二五”时期，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乃至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都已经不可避免。
当前，伴随着人民币的“不得不升值”，现在是到了该大举进口国外商品的时候了。这一进程如果从2005年汇改之初就逐步进行，那么当前，无论通胀形势，还是人民币升值压力，都不会像今天这般痛苦。通过大量增加进口，不仅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国内的总供给，缓解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更为主要的是能够逐步扭转持续近20年的长期贸易顺差格局。而通胀和顺差，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逻辑关系。
不过，校正失衡不可寄希望于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完成。比如，通过人民币升值固然能够淘汰掉一批竞争力不强的企业，提升贸易顺差中的质量，但是并不能够终结固有模式。未来五年，中国必须尽快调整外资、外贸和产业政策，加速市场化进程，尽早完成出口企业的优化升级。彻底摒弃过往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双双低下的老毛病，产业链最低端的企业发展和利益来源，不是中国经济应该需要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