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刻书史上，辽代有开创之功，而金代则有继承之劳。金代的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仅有百余年，北京作为金朝的都城，也就62个春秋，金朝遗留下来的文物本来就不是很多，作为当时规模宏大的金朝首都——金中都，却没有能够遗 留下来，而流传下来的金中都刻书就显得极其珍贵了。金代刻书在古籍版本学中被称之为“金刻本”，仿照这种命名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金中都的刻书称之为“金 中都刻本”。
要说金中都刻书，就不能不说一下金中都。
可考的金中都遗址在北京市旧城外城的西南部。
它是金海陵王在天德三年(1151)，于辽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中的宫城为重建。贞元元年(1153)新的宫城建成之后，金朝由原来的上京迁都于此，并改名叫“中都”。金朝迁都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因 为金朝的仰慕汉族的文化，也希望通过吸收汉族的礼仪文化来加强女真自己的统治。另一个原因，是完颜亮当上女真首脑以后，为了打击反对他的女真贵族，加上他本人对汉族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将都城迁都北京。
据专家考证，金中都外郭城的东南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凤凰嘴村南和马连道附近的地面上，尚保存有 南垣和西垣的夯土残壁。外郭城东、西、南各开3个城门，北城垣据《金史》记载有4个城门，总计13个城门。宫城位于全城的中央，平面呈长方形。前朝是大安殿，遗址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南路西侧，经钻探得知面阔为11间， 与文献记载相符。宫城正南门应天门、皇城正南门宣阳门和外郭城正南门丰宜门同在一条轴线上。丰宜门内大街、端礼门内大街、会城门内大街，以及丰宜门和端礼门之间东西向横排的街巷，都已被勘查出来。据考古复原研究，金中都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的街道，仍保存着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扩展的部分，则改变为沿 大街两侧平行排列街巷的形式。两种不同形式的城市街道共处于一个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规划的特点。
金刻曾子固先生集
金朝文化的这种融合性的特点，还体现在金朝 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向往方面，还在公元1140年的时候，金熙宗从上京来到燕京，在这里住了一年，“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 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在金朝还没有进驻燕京以前，汉文化就已经成为金的主要文化氛围。在这一年里金熙宗还亲自祭孔，并积极的学习汉文化典籍。这些为后来中都刻书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完颜亮摄取帝位以后，迁都燕京， 汉文化传统得到优先发展。汉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典籍，成为这一发展的主流。翻译汉文化典籍，是中都文化事业的核心工程。据《金史》记载，翻译了汉传世经典《贞观政要》《白氏策林》《史记》，两《汉书》，为了这一翻译更加富有成效，还专门在中都成立了翻译汉文化典籍的翻译机构——“译经所”，1183年该所翻译了汉文化原典中的重要著作《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列子》《新唐书》。可以说这一翻译活动，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书籍的质量上，极大推进了中都的刻书事业的发展。金世宗曾经对大臣们说:“我呀，之所以命令你们翻译《五经》，就是想让咱们的人也都知道仁义道德的标准。”1194年金朝又在中都设立了“弘文院”， 进一步翻译大量的汉文化典籍。金章宗还下令收购《崇文总目》里面“所缺书籍”，设立藏书之所。金朝在中都的最后几年，金章宗还命令自己的侍卫人员35岁者，必须要熟读汉文化经典。
为了配合金朝统治者吸收汉文化的需要，金朝官方在中都设立学校，这一措施拉动了人们对图书的需求。学校分为两极，国子监和大兴府学，前者为国家一级的高等学府，后者为地方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规定 了学生的学习课本。《易》用王弼、韩康伯的注本，《书》使用孔安国的注本，《诗经》使用毛苌注释、郑玄笺注本，《春秋左氏传》使用杜预的注本，《礼记》使 用孔颖达注本，《周礼》使用郑玄、贾公彦注本，《论语》使用何晏、邢昺注本，等等，《金史》中的“选举志”对此又十分详细的加载和说明。
金中都时期这种对于汉文化典籍的需求，囊括 了主要的经典。而辽代留下来的刻书技术，则为其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中都刻书的机构有国子监、府学，同时一些政府机关也参与了刻书活动。国子监出版的图 书著名的有《六经》、《论语》、《孟子》、《孝经》、《十七史》、《老子》、《荀子》等，这些图书使用都是北宋旧版。金世宗还命令国子监出版《东坡奏 议》，金章宗命国学出版金代诗人刘迎所作的《山林长话》。因为有译经所，使用女真文字翻译的各种汉文经典，也在中都出版发行。所译有《五经》、《史记》、 《汉书》、《贞观政要》等。这些译本都由女真国子监和弘文院刊印。金世宗还以女真文字《孝经》千部分赐给卫兵，让他们学习阅读。京城金刻无论从数量上，还 是从经籍的质量上，都超过了辽代，只是因为金代政权处于一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刻书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只有到了明代，刻书才真正走向了成熟，不过正因为 有了金代的刻书活动，明代京城的刻书才有了基础。金代取自北宋国子监的图书，使历史上的刻书中心随着书版的北移，刻书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北方。
大致与南宋同时，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的 刻书中心，主要在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其刻书最为发达，虽然流传下来刻本不多。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金朝灭辽国、迁都燕京后，中都就成了金代刻书的中心之一， 与原来的平阳平分秋色。可惜这些代表着京城刻书历史的实物，京城金刻本虽大都失传，但金中都刻书，在京城图书出版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