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在刻书史上的功劳(组图)

发表:2011-01-01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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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刻书史上,辽代有开创之功,而金代则有继承之劳。金代的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仅有百余年,北京作为金朝的都城,也就62个春秋,金朝遗留下来的文物本来就不是很多,作为当时规模宏大的金朝首都——金中都,却没有能够遗 留下来,而流传下来的金中都刻书就显得极其珍贵了。金代刻书在古籍版本学中被称之为“金刻本”,仿照这种命名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金中都的刻书称之为“金 中都刻本”。

要说金中都刻书,就不能不说一下金中都。

可考的金中都遗址在北京市旧城外城的西南部。

它是金海陵王在天德三年(1151),于辽燕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中的宫城为重建。贞元元年(1153)新的宫城建成之后,金朝由原来的上京迁都于此,并改名叫“中都”。金朝迁都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因 为金朝的仰慕汉族的文化,也希望通过吸收汉族的礼仪文化来加强女真自己的统治。另一个原因,是完颜亮当上女真首脑以后,为了打击反对他的女真贵族,加上他本人对汉族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将都城迁都北京。

据专家考证,金中都外郭城的东南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西南的四路通,东北角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今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今丰台区凤凰嘴村。凤凰嘴村南和马连道附近的地面上,尚保存有 南垣和西垣的夯土残壁。外郭城东、西、南各开3个城门,北城垣据《金史》记载有4个城门,总计13个城门。宫城位于全城的中央,平面呈长方形。前朝是大安殿,遗址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南路西侧,经钻探得知面阔为11间, 与文献记载相符。宫城正南门应天门、皇城正南门宣阳门和外郭城正南门丰宜门同在一条轴线上。丰宜门内大街、端礼门内大街、会城门内大街,以及丰宜门和端礼门之间东西向横排的街巷,都已被勘查出来。据考古复原研究,金中都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的街道,仍保存着唐代街坊的形式,而金代新扩展的部分,则改变为沿 大街两侧平行排列街巷的形式。两种不同形式的城市街道共处于一个城市之中,是金中都规划的特点。


金刻曾子固先生集

金朝文化的这种融合性的特点,还体现在金朝 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向往方面,还在公元1140年的时候,金熙宗从上京来到燕京,在这里住了一年,“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 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在金朝还没有进驻燕京以前,汉文化就已经成为金的主要文化氛围。在这一年里金熙宗还亲自祭孔,并积极的学习汉文化典籍。这些为后来中都刻书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完颜亮摄取帝位以后,迁都燕京, 汉文化传统得到优先发展。汉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典籍,成为这一发展的主流。翻译汉文化典籍,是中都文化事业的核心工程。据《金史》记载,翻译了汉传世经典《贞观政要》《白氏策林》《史记》,两《汉书》,为了这一翻译更加富有成效,还专门在中都成立了翻译汉文化典籍的翻译机构——“译经所”,1183年该所翻译了汉文化原典中的重要著作《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列子》《新唐书》。可以说这一翻译活动,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书籍的质量上,极大推进了中都的刻书事业的发展。金世宗曾经对大臣们说:“我呀,之所以命令你们翻译《五经》,就是想让咱们的人也都知道仁义道德的标准。”1194年金朝又在中都设立了“弘文院”, 进一步翻译大量的汉文化典籍。金章宗还下令收购《崇文总目》里面“所缺书籍”,设立藏书之所。金朝在中都的最后几年,金章宗还命令自己的侍卫人员35岁者,必须要熟读汉文化经典。

为了配合金朝统治者吸收汉文化的需要,金朝官方在中都设立学校,这一措施拉动了人们对图书的需求。学校分为两极,国子监和大兴府学,前者为国家一级的高等学府,后者为地方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规定 了学生的学习课本。《易》用王弼、韩康伯的注本,《书》使用孔安国的注本,《诗经》使用毛苌注释、郑玄笺注本,《春秋左氏传》使用杜预的注本,《礼记》使 用孔颖达注本,《周礼》使用郑玄、贾公彦注本,《论语》使用何晏、邢昺注本,等等,《金史》中的“选举志”对此又十分详细的加载和说明。

金中都时期这种对于汉文化典籍的需求,囊括 了主要的经典。而辽代留下来的刻书技术,则为其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中都刻书的机构有国子监、府学,同时一些政府机关也参与了刻书活动。国子监出版的图 书著名的有《六经》、《论语》、《孟子》、《孝经》、《十七史》、《老子》、《荀子》等,这些图书使用都是北宋旧版。金世宗还命令国子监出版《东坡奏 议》,金章宗命国学出版金代诗人刘迎所作的《山林长话》。因为有译经所,使用女真文字翻译的各种汉文经典,也在中都出版发行。所译有《五经》、《史记》、 《汉书》、《贞观政要》等。这些译本都由女真国子监和弘文院刊印。金世宗还以女真文字《孝经》千部分赐给卫兵,让他们学习阅读。京城金刻无论从数量上,还 是从经籍的质量上,都超过了辽代,只是因为金代政权处于一种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刻书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只有到了明代,刻书才真正走向了成熟,不过正因为 有了金代的刻书活动,明代京城的刻书才有了基础。金代取自北宋国子监的图书,使历史上的刻书中心随着书版的北移,刻书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北方。

大致与南宋同时,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的 刻书中心,主要在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其刻书最为发达,虽然流传下来刻本不多。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金朝灭辽国、迁都燕京后,中都就成了金代刻书的中心之一, 与原来的平阳平分秋色。可惜这些代表着京城刻书历史的实物,京城金刻本虽大都失传,但金中都刻书,在京城图书出版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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