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度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的科目有两种：孝廉和茂才。孝廉即孝子廉吏之谓：孝与廉是古人非常推崇德两种德行，尤其是孝，更是被作为天下之本，所以孝廉首先成为察举的常科，也是汉代入仕的主要途径。许多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如曹操、孙权等。他们对汉代政治的影响很大。
孝与廉原本是分开的，武帝时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到后来则同为一科，所以史书中多为孝廉并称。每年，地方郡国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且有人数限定：岁举二人。由于各郡国人口多寡不均，所以到东汉和帝时期举孝廉的名额改以人口为标准，每二十万岁举一人，不足二十万的小郡二年举一人，十万下则三年举一人。对少数民族地区则加以优待，十万以上的岁举一人。
孝和廉的评判主要通过两种方法：一是把评定标准化为较直观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光禄四行”。凡应孝廉之选者，先隶属光禄勋，拜为郎官，郎官享国家俸禄，却非实职，为“备选官”。一旦官职空缺，光禄勋即可按“四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的标准推荐属下郎官出任。二是把评定标准转化为实际从政能力的高下或儒学素质的优劣，以此来进行评判。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曾规定，孝廉逐渐转向以选拔经学之士为主。
举孝廉制度对汉代封建统治的历史作用是：一、为统治者提供了庞大的官僚来源；二、孝廉中以儒生最多，使得汉朝官吏队伍逐步儒学化；三、在孝廉制度刺激下，读书人竞相讲求孝行、廉洁，也有助于全社会养成一种注重名节、操守的风气。
茂才，又作茂材，是汉代的另一种察举常科，西汉时原作秀才，到东汉时因避光武帝刘秀的讳而改为茂才。茂者，美也。茂才者，有美才之人也，即优秀人才。
《汉书》记载，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因感朝廷里文臣武将缺乏，急需选拔新的人才，乃下诏令各州郡察举吏民中有“茂才异等”之士，举荐给朝廷。开始察举茂才只是特举而非常科。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光武帝下诏令三公、光禄、御史、州牧等岁举茂才各一人，从此茂才由特举变成了岁举常科，成为仅次于孝廉的一种察举科目。其特点：
第一，举荐者的多重性。西汉时期茂才的举荐者不仅有州，而且还有郡，另外还有派员专举，包括列侯、丞相、光禄、御史、中二千石等等，到东汉，举荐者主要是王公、将军、光禄、司隶，以及各州刺史，与察举孝廉几乎清一色的郡国完全不同。
第二，茂才的组成往往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官员、州郡属吏、孝廉，也有太学生和平民，但以已仕官吏和孝廉为主要来源。这与孝廉多从平民中产生完全不同。从对茂才的任用看，绝大多数茂才担任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这和孝廉多数仅拜为郎官的使用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根据汉制，郎官俸禄三百石，而县令俸禄则自六百石至千石，还有个别茂才被拜为二千石的例子。所以茂才在汉代是比孝廉高一级的察举，而且在孝廉与茂才之间往往还存在着一种升迁关系，即先被察举为孝廉，其后又举为茂才。被察举的孝廉大都充任光禄勋属下的郎官，而光禄勋每年都要从其中挑选出一名才能、品德最优者，举为茂才，人称之为“光禄茂才”。正是由于这一点，茂才在汉代更多的被当作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在东汉后期，把是否察举茂才看得格外重要。如三国时著名的军事家陆逊虽已封侯、官拜上将军，但孙权仍让扬州牧察举他为茂才，以此来彰显他的才干和地位。
第三，茂才的数量较少，由于茂才是层次较高的察举，名额有限，所以尽管举荐者较多，而每年被察举的人数却很有限。东汉时每年只有二十人左右，人数还不到孝廉的十分之一。
茂才作为汉代的一种察举常科，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举荐，名额少，故得人不若孝廉之众，但因为察举严格，且地位高、任用重，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自茂才，如班彪、郑玄、孙权等，这就远非孝廉可以与之相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