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致命伤害。
整整四十年后，沈元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仍是个陌生的名字，网上关于他的信息也稀稀落落，有点儿冷清。在他的母校北大，大多数学子连林昭尚且不知道，更不要说沈元了。这个流血太多、至今还将许多流血者的名字视为禁忌的民族，沈元只是这个被杀者名单中的一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名录中，他能拥有一席之地，几百字的介绍，似乎已属万幸，因为更多的人连姓名都已被湮没了。
当年的祸根
我读过沈元同学郭罗基的长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回忆录》，对他的生平和遭难才有了一点了解。沈元以“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罪被夺去三十二岁的年轻生命是在一九七O年，种下祸根却是在更年轻的一九五七年，甚至更早的一九五六年，那时他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满脑子的雄心壮志，要成为“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他也确实有“狂妄”的理由，在史学上有过人的天分，也坐得住冷板凳，他生前不仅深得黎澍、丁守和等学者的赏识，凭一篇《急就篇研究》就得到了郭沫若、范文澜的好评。
一九五六年，他有机缘从英国《工人日报》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震惊之余，他摘译了部分内容与同学分享，这是他们课堂上学的《联共（布）党史教程》看不到的，在同学之间的议论中，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郭罗基仍记得他当时的疑问，“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凭什么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干了坏事可以长期隐瞒？”赫鲁晓夫仅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他却直言根本上还是年代问题。一九五六年所谓“双百”方针出台，正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何况又是私下的议论，他自然没有什么顾虑。
一九五七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搞的。“五一九”以后，他虽然也同意林希翎、谭天荣的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还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他是标准的左派。说到底，他只想做学问，钻他的故纸堆。然而，在北大按百分比划右派时，他还是在劫难逃。
来自身边的“指责”
在感叹命运之神对沈元的不公时，熟悉他的人常常感叹一个天才的夭折，赏识他的黎澍认为他遭难的因由来自人妒其才。这些说法也许没有错，我更在意的则是自一九五七年那场灾难降临以后，包括他身边的同学、最接近的人们做出的反应。“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四二三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那些同学当初可都是认同他的观点，而且是一起出的墙报。他的中学女同学、时在北大东语系的宋诒瑞直接找到郭罗基，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沈元与她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如果不是郭冒险把这些信悄悄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因这些私人通信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幸免的宋诒瑞多年后编了一本纪念沈元的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才生之死》。
远在“鸣放”之前，沈元的党员同学就指责他“不靠拢党组织”。他的一举一动早就被悄悄地盯着，当然每个人都被盯着。这就可以理解郭罗基想保他过关时，上级认定“他早就是右派”，不仅指出他的“《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地向党进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那些私下的议论。原来指控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年代”的伏笔在一九五七年之前就已埋下。
成为“右派”，而且是“极右”，这是沈元短暂一生的转折点，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O年之路的起点，事实上，死亡之门一九五七年即为他打开了。数年之后，沈元以“摘帽右派”之身成为识才、爱才的黎澍助手，并在《历史研究》发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轰动，范文澜说他文章比自己写得好。研究机关和大学都在谈论这位“右派明星”。历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发“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泽东那里，虽被秘书田家英暂时压下，但接着又有人到中宣部告发“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调查之后的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老实说，有史学才华的沈元与那个时代并不构成冲突，他既没有林昭那样洞穿极权奥秘的思想，成为右派之后也没有对现实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只想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围内做学术研究，而不是挑战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现存权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连黎澍也被揪出来了，这片土地几无才华横溢的沈元容身之处。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装成黑人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表达去苏的意愿，被拒绝收留，过几天再去，即遭逮捕。随身所带的所谓“机密材料”不过是当时的红卫兵小报。（这是郭罗基的说法，与《文革受难者》所说他进入马里驻华使馆不同。）
吞噬他生命的是人性的伤害
最终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个黑暗的、罪恶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来自人性、人心的致命伤害，正是这些伤害与那可怕的年代一起将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场。或许有人会说，那些打小报告，举报他的，在大难临头时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华而告发到中宣部乃至毛泽东那里的人，都是那年代的产物，是那个鼓励告密、鼓励躲在阴暗角落窥视的时代造成的。这样说诚然没有错，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举报、告密不是来自上级命令和职务行为，完全是自动的、自发的个人行为。即使为了自保，在运动到来时迫于压力的划清界限，也并不完全是不可避免的。这当中仍有可凭良心选择的余地。
毫无疑问，来自原本抱有同样观点的同学尤其是亲密关系的同学的揭发，对他内心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当他得知中学同学交出他们的通信时，他脱口而出：“她怎么能这样干？”郭罗基劝他说：“你不要怪她，这种时候谁都会这样干。”这也确是实话，那个时代这样干恰恰是正常的，不这样干却是不正常的。（不过宋诒瑞回忆，交出这些信还有一个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证明沈元不过是个普通纯真的学生，这应该也是可信的。）这是一个年代对人性的异化，不仅将恐惧内化到一个人的骨髓中，更严重的是往往还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胆小、害怕所致，而且自认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与这个年代、时代保持一致乃至参与作恶不是一种羞耻，反而是一种光荣。
沈元最终想逃离这样变态的时代，并因此而丧命。可以说，是这个密不透风的极权年代杀害了他，更是他身边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与他有关联的人合谋杀害了他。如果不能从人性深处得到反省，仅仅在年代上寻找沈元之死的根源，还是不够的。在他被虐杀四十年后，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唤醒良心、人性，从道德根基上重建社会，与改变年代的责任一样紧迫，甚至更为艰难。记住沈元他们，记得许多被黑暗无情吞噬的人，无论是天才洋溢的生命，还是普普通通的受难者，不只是要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更是为了建立一种人人可以免于恐惧、免于被异化、免于被虐杀的安全正常的生活。这比简单地追诉谁是凶手来得重要，也远比感叹天才的消亡来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杀十一年后，迟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这一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恸哭，应该永留在历史当中，时时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