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这话去看《文汇报》的从业人员，真是恰如其分，别看香港文汇报是一张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报纸，但它的人员构成则五花八门，威震天下，有的是地道的港人，有人是后来移居香港的大陆人，更多的是临时从内地或世界其它地方选派的神秘人物，比如副社长刘永碧的先生是宣传部副部长刘芳安，副总编张卿云的太太是副部长周珊珊，北京办事处的记者滕越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公关部的杜明明是杜导正之女，主笔何亮亮之父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何为，海南办主任林刚的太太是作家蒋子丹，上海办副主任吴菲的先生是著名作家陈村，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由于我的出身和背景平平淡淡，《文汇报》的高层领导不可能真心信任我，故他们不会在大会上和私下里透露更机密的东西，多年来我对核心层的人员详情所知甚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作为共产党设在香港的外宣阵地的特点，则决定了他的领导人必须和中共上层保持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个上层主要是指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
我1994年初至2000年底，这段期间，我印象中是张浚生在主持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他公开的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也是宣传部和报馆的顶头上司，中共在港沿用内地的管理模式，禁锢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这令我首先感到震惊，后来渐渐地随着见识的增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文汇报》工作的人，不论来自何方，不论处于什麽位置，都仅仅把工作当成一碗饭，未必每个人都赞成文汇报的“党八股”，假大空，只有“六四”时期除外。那时，编辑记者的人格是统一的：同情学生，推进民主，大家拧成了一股绳，都把《文汇报》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做。
而后来呢，人们看到了政治人物的升降起伏，一党执政的丑恶和残酷，也意识到了文人的渺小和卑微，对国家民主化的前程心灰意冷。于是，我发现，《文汇报》的员工回避敏感话题，特别是领导层从不向员工深谈报纸的背景和历史，更掩盖中共中央宣传部遥控他的实质问题，当然，没有任何人细谈过“六四”时期《文汇报》的黄金岁月。每个员工都把广告，发行，出版，印务，公关等当成第一要务来抓，而新闻则按照中南海的声音附和，具体部门是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而各地的设在宣传部的外宣办，则对文汇报的基层办事处或记者站起监控作用，但总体上来讲，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作用举足轻重，副社长张浚生的角色尤为显眼，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的指示精神是通过他代为传达的。
我见过张浚生不过几面，没有单独谈过话，他可能对我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我记得刘永碧曾把我介绍给他，他说，东北人都高高大大的！实际上，我是东北人里的矮个子！不过，他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认真地听过他许多次讲话，应当讲，他的外在形象和口才都不错！总的感觉是，用“鸡蛋掉在油锅里”形容他的言谈举止，可能最为恰当，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时期，他领导中共对香港的宣传工作，我看很合适，因为他很油滑，能随机应变，口若悬河，八面玲珑！但细听他的演讲，可知大都是诡辩，其内容由上级而定，他像一个中共设在香港的新闻发言人。他自己说，他在香港过马路有时闯红灯，被媒体批评过，以表明英国人盯着他，我想，在讲话方面，他是不会闯共产党的红灯的，他总是鹦鹉学舌，而《文汇报》则是他领导下的鹦鹉群！
1997年香港《文汇报》举办五十周年庆典，我有幸参与，在一次豪华的宴席上，第一次见到了原《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以前我读过许家屯的回忆录，故对其十分敬仰，宴席上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他也应邀入席，这表明共产党比过去有点进步，对“六四”“开天窗”起义的老报人李子诵还手下留情，但《文汇报》的领导谁也不和他搭腔，而且，张浚生对他十分冷淡，虽然，他们被安排同桌吃饭，但形同路人，几乎大家都不和李子诵亲近，只有我主动要求与其合影，我认为他是香港新闻界的一条汉子！新闻记者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文汇报》许多同仁身上已经死了，但还藏在他身上，尽管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但他头脑清醒，目光深邃，我知道张浚生和张云枫与他有隔阂，显然与“六四”事件有关，这个疙瘩结了这麽久，已是无解，使当时的气氛很尴尬，我深感悲哀，一时语塞。
实际上，中共亏对老革命李子诵，据说，《文汇报》1947年注册时，主要是以地下党员李子诵的名义申办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创办《文汇报》，《大公报》，《商报》和《香港经济导报》等四家媒体，其初衷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但他们不太自信，一是担心英国政府的打压，二是媒体竞争的残酷性，可能会使它们夭折，故当时多注册了一些，以为优胜劣汰，能活下来一两家就行了，但不料香港风水特别好，四家都存活了，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到了如今，四家国企，各养一大批人，均被允许在大陆发行，同是共产党输血供养，同是党中央的宣传喉舌，同拉大陆的广告生意，却内斗不止，自相残杀，恶性竞争，大概张浚生最头疼的事就是平衡这几家左报内部的纷争了！
滑稽可笑的是，《文汇报》伊开会，社长总编就自我吹嘘说，自身是中央认可的政治性大报，他们是政治家办报，但《大公报》对此不以为然，则强调历史悠久，也是政治大报，他们才是党的忠诚的喉舌，真正的政治家，而体现在报社领导人身上，则是讲级别，排场，物质待遇，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大家争吵不休，互相告状，纷纷争宠，闹出很多荒唐的故事，张浚生不胜其烦。但张社长也会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到《文汇报》讲话，强调《文汇报》的独特性，到《大公报》作指示，再讲《大公报》的重要性，反正每个媒体的老总都敬着他！逢年过节有好事，请客送礼，迎送往来，都有他的大份子！
《大公报》驻深圳的一位记者告诉我，王某某原为山东局级干部，但到香港《大公报》当一把手后最敢干，他经常去深圳开会，每每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吃喝玩乐，十分腐败。《文汇报》的领导对此心里不平衡，也去攀比，但刘永碧，张云枫到东北，还没有这麽奢华过，较之王某某还有点自律。只记得1994 年11月，刘永碧在大连的确和王社长攀比过礼遇，她说，《大公报》的王社长到大连，市领导薄熙来，曹伯纯均出面接见他，那麽，她也应当得到同样的安排。她不知道自己是副职，曹书记有理由拒绝见她，但见了她并盛情款待，是破格礼遇。总之，上行下效，张浚生和左报的领导们，都过于追求物质待遇和满足虚荣心，对记者的天职和民间疾苦则漠然待之。这当然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如果没有一党执政，没有新闻封锁和“一国两制”，就他们这些人能力来说，自己拿钱办报，能不能喝西北风，都是一个问题！
两刘龙虎斗，下属无所适从
我在《文汇报》工作的那几年，常有机会和社长，总编见面，但彼此没有深入的了解，张云枫给我一种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印象，而刘再明呢，则有点诗人般的动辄信口开河的激情，据说他以前是《南方日报》总编辑，很有办报经验，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被中共驯服了的文人，而秘密武器就是恐吓与收买，不论总编，还是社长，他们都是被历次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苦胆的人，为了保住共产党所给予的优厚物质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言论自由的原则，虽然，他们心里可能也有不满，但行动上只是顺从。此外，我接触最多的是副社长刘永碧，因为她具体负责外联工作，经常在全国各地跑，与我跑熟了，也相处不错，但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其过人之处是讲原则，从不感情用事，她从不与我谈论社委会决策的任何问题，但她和刘再明的矛盾却越来越表面化了，以致两人经常发生冲突，令下级十分尴尬。
有一次，在深圳开会，中午吃过饭，我和海南办的主任林某同处一室，我们都正在午睡，忽然被吵闹声惊醒，我翻身下地推门看到杨某急匆匆地走过来，她刚离开了一个房间，据说，他们当领导的太忙，牺牲了午休时间开会讨论问题，结果，刘永碧和刘再明争吵起来，竟拍了桌子，刘永碧是女强人，凡事要拔尖，刘再明是总编，也不甘示弱，她们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竟为了某项人事任命各持己见，最后闹翻了脸，刘永碧还气呼呼地坐在那里，但刘再明已气愤地拂袖而去，别人拉都拉不住。我生性爱凑热闹，想过去看个究竟，广告部经理杨某说，你赶快离开吧，最好别看领导吵架，这对你不好！。。。。。我遵命了，但他们的摩擦绝非一日，也不止一次，所以，也回避不了，《文汇报》盛传“二刘”龙虎斗，斗个不休！
2000年上半年，情况有些不妙，刘永碧可能受到上级的压力，与陈桂雄找我谈话，问：你在香港给某报发稿了吗？我知道，为《前哨》供稿的事，尽管用了笔名，也难免走漏风声，心里忐忑不安，我誓口否认，刘永碧说，没这事就好！我看出她一直对我很期重，也不忍心辞退我。但5月份风云突变，我最后一次去香港开会，也第一次主动要求与刘再明私下谈话，却很不投机。明显看出，他把对刘永碧的不满转嫁到了我的身上，仿佛我是通过后门打通了刘永碧的关系进了《文汇报》的，我感到委屈，便向他作了解释，我还告诉他，我 1991年还在深圳写信给他求职呢，他好像不相信，他说没看到这封信，我说《文汇报》办公室给我一封加盖公章的打印信函，说没有在东北建站的计划。。。。。。后来，我才知道，《文汇报》很多事由办公室主任刘伟昌私下做主，他是一个喜欢把领导架空的人！我为刘再明不能公正地对待我而遗憾，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再后来，刘永碧带领刘伟昌，陈桂雄赶到大连，在大连国安局拘捕我之前，先以东北办迁往省会城市沈阳为幌子，把我辞退了。这样做是为了撇清《文汇报》与我的关系，以便下一步薄熙来放心地整我，但我还蒙在鼓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汽车，电脑，账本等物品如数上缴之后，刘伟昌把我的同事留在另一房间 “策反”，刘永碧坐在办事处外间的皮沙发上，忽然浑身抖动，头发凌乱，无声地哭了起来，我把纸巾递给她，她擦了一阵子眼泪，但怎麽也止不住，我苦笑了：别难过！你可以再聘其他人，为什麽要这样？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后来，我在狱中把这一情节回想了无数遍，我想，她可能知道我将被捕，但她不敢告诉我，又知道我是个书生，她不忍心！如果她透露给我，凭我的关系，就能躲到一个薄熙来找不到的小地方，藏它几年，等平安无事再回来，但我不幸，我没有陈建平和鲁平的那种关系和运气啊！。。。。。。2006年初，我获释了，主动打电话给刘永碧，她还是那麽快言快语，我想问她，假如她与刘再明没有矛盾，都一起保护我，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刘永碧说，没办法，你知道《文汇报》的情况，你爱人打电话求助于我，唉！我实在是帮不了你啊！。。。。。。
昧着良心，出卖员工
刘永碧所说的《文汇报》的情况，是什麽呢？是它的党报性质吧？正是这个可恶的东西把人性中最美好的友谊，信任，热爱，感情践踏了！先不讲他的言论自由的原则，只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讲，1993年底，关齐云携款潜逃，留下一个东北办的烂滩子，《文汇报》一分钱也没有，只有几个空账号，是我用个人的多年积蓄筹建了班底，又用多年的人脉关系为《文汇报》创造了效益，我还撰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为刘永碧等领导访问大连奠定了基础，此后文汇报的事业才发展起来的！但我一旦受到国安局的审查，《文汇报》立即把我出卖了，如同当年抛弃陈建平一样，毫不留情！
2000年上半年，《文汇报》的办公室主任刘伟昌，还亲自与东北办的同事某某谈话，让其与我划清界限，而且在我被捕的前一天，国安局的特务还秘密地到办公室从电脑中取走了证据，某某竟和特务们站到了一起，对我不透露半点风声！《文汇报》的领导上窜下跳，结交了各级官员，但没有动用人脉关系，解救员工免予坐牢的任何举动，反倒把弱羊送进了虎口！坐牢5年多，文汇报的领导多次又去大连拜会当地官员，但他们从未过问我的家人！其冷酷无情，形同路人，令人寒心。。。。。。试问：全世界的媒体，哪一家能如此寡情无义？特别卑鄙的是，2002年3月，薄熙来为了掩盖徇私枉法，打击报复的罪行，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信誓旦旦地对中外记者说，他从来就不认识我，此案与其无关，这我并不愕然，因为薄熙来本身就是个骗子！但奇怪的是，静耳聆听，知道内情的《文汇报》非但不批谣，还刊发了如下短讯：
[2002-03-10] 薄熙来谈姜维平事件
【本报两会报道组北京九日电】针对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原首席代表姜维平事件，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今天在此间表示，姜维平和我本人没有打过什么交道，没有个人恩怨。对他问题的发现和审理，都是政法机关的事情。随著时间的推移，你们会感到真相大白。
姜维平原为本报东北办事处首席代表，二零零零年四月本报东北办事处由大连迁往渖阳，家住大连的姜维平离开了本报。数月后，姜维平因涉嫌违法被捕。
辽宁省省长薄熙来今天在此间一个小型的记者会上表示，其实这个事情，我用不著回答。这个人没有跟我打过什么交道。过去可能在有些场合，我们可能同时在一起。薄熙来否认与姜维平存在任何个人恩怨。
薄熙来说：他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听到外界在炒作这个事件，我觉得哭笑不得。后来，有关他的问题，听说他被抓起来了，对他的问题的发现还在审理，都是政法机关的事情。
薄熙来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有人曾经把那几篇文章送给我看了看，当然和事实的距离是很大的。他讲的问题，大概有几篇是涉及到大连，还有的涉及到其他的地方。涉及别的地方的，我没有去了解，涉及大连的，我一望即知，有很多事情是和事实相距很远的。」
薄熙来称：「具体的事情，可以看报纸。我没有精力管这么多事情。网上对这个事有炒作，有报纸说到我对传媒不好，说到我怎么样，这些都无所谓。你们问我对传媒有什么评论，任何一个市，一个省，外界怎么评论，都听其自然。我认为，像比较大的省或市，正面或负面的报道都会很多。这个问题，不奇怪。我这十几年，当过市长，现在又当省长，听到的各种议论很多。我认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好，压力是很大的。」
这篇文章2003年发表，我是坐满了5年多冤狱，又被软禁了3年，在6年之后于加拿大才看到的！可能目光如豆的薄熙来和阿谀奉承的《文汇报》，都不会预料到我有一天能来到言论自由的土地，所以，才狗胆包天，歪曲事实，自打耳光，实际上，《文汇报》只把“牌子”迁到了沈阳，在大连一直设有常住人员，其谎言不攻自破！薄熙来称他没和我打过交道，但他接受我专访的文章印在《文汇报》上，大连市委宣传部还为此授予我“年度优秀新闻奖”，我多次与其合影的照片和获奖证书都在，白纸黑字，岂能信口雌黄？显然，他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瞒天过海而已，而拍马屁的《文汇报》更是无视事实，丑态百出！
由此可见，中共一党执政的专制制度多麽残酷无耻啊！他们口口声声地把“反腐倡廉”，“舆论监督”挂在嘴上，但一旦记者的文章触及了官员的疼处，他们立即用监狱和刑罚对付，而应当秉持社会良知的《文汇报》则变成了为虎作仗的帮凶！他们落井下石，翻脸不认人的举动彰显了《文汇报》的虚伪性和脆弱性，而每天该报还在摆出一副教育他人的政治大报的无耻嘴脸，舞文弄墨，喋喋不休。但《文汇报》不要忘了，香港号称法律社会，过去东北办很多的证据材料俱在，以上这篇短讯已涉嫌诽谤，本人保留下一步诉讼的权利！{请世界各地愿意代理此诉讼的律师与我联系：[email protected]。}
2010年10月5日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