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张鸣先生的文章《这个疮疤揭不得》里谈到：“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运动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扫荡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运动是个绞肉机……” 对此，本人有强烈的同感。下面仅以我父母亲的片断遭遇，将当年某山区的“运动”略述一二，以飨读者。
我的双亲是赣西北的普通民众：父亲解放前经商，解放后做财会工作，也务过农，为人正直厚道；母亲会织布，善女红，做豆腐、养猪，为人善良勤谨。凭着他们的勤劳能干，在亲友的帮助支持下，解放前三年造了一幢彼时彼地颇象样的房子：占地200平方米，窑砖砌墙，瓦盖顶，两进两重含厨房、厕所共八间。这房子成了我家比较富裕的象征，在那越穷越光荣、富裕是罪过的年代，我家便成了历次“运动”光顾的对象。
解放后农村最初的运动叫“土改”，对全国五亿多同胞划分阶级成份，划出最革命、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等次。我的家乡是个穷乡僻壤，凭着新造的房子与母亲的外婆家定为地主（舅父是当地热心办学的开明之士，与我家关系很好），有人起劲地要把我家成份定为地主。
成为“地主”意味着什么？首先是没收所有家财房产（含生活必须品），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农村常见的方法有：绑、跪、打、吊、墩、用地箕（晒谷子的农具）把人滚到里面倒竖、冬天放冷水桶里浸，头上用冷水浇；有的用冷水浸后再用风车扇；有的用箩绳绑人唯恐不牢，把棕绳用水浸泡，在墙上打两个孔，把湿绳套在人身上，穿过墙孔，再到墙的反面死劲拉、勒；更有甚者名曰“打土地公公”：地上打入一木桩，约二尺多高，被斗之人跪在桩旁，两拇指用苎麻紧系在桩上端，然后由一猛恶汉用斧头从桩中间使劲劈入，被害人顷刻骨折……
“运动”的酷刑谁不怕？我母亲的外婆、舅父就因交不出大量钱财而害怕酷刑，母子俩一夜间同时自尽，丢下舅母拖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历次运动中自抑的现象并不鲜见。我父母成天担惊受怕，熬过一些时日，因田土数量未上档（我家仅6亩田），“地主”成份暂未划上，算是一场虚惊。
土改运动伴随着“反霸”运动。当地有一个被定为“恶霸”的叫卢某某的人，躲藏起来了，隐秘难找。工作队摆了一席酒宴请地方上较有名望之士，我父系其中之一。喝酒时不明就里，大家陪着小心吃喝。席毕，工作队长发话：“在座者必须在10天内负责交出卢某某，否则拿你们是问！”大家吓得目瞪口呆。我父因此精神失常一个多月，后多方疗治才慢慢康复。
土改之后是复查运动，依然如此这般在心惊肉跳中熬过。
当时，我家靠打豆腐、养猪作为生计之一。打豆腐是赚不了几个钱的，但用豆腐渣养猪就比较划算。说来真可怜，每天做豆腐卖，自家一块豆腐都不舍得吃，只吃些锅巴或豆渣。而每天都要免费供一巴箕（盛食品的篾器）豆腐给一农会主任，因害怕他们在运动中非难。后来，随着四个女儿接二连三的出生，家里经济负担更重了。母亲凭着不掺假的好手艺，为当地一支驻军制作布鞋。当时人们衣食短缺，做衣用布要用“布票”，记得有一年，每人只有1。8尺布票。为此，人们想方设法去外地购进棉花，几乎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纺纱，但会织布的却很少，我母亲会这门手艺，织了几十年的布，那种家织布很受欢迎，母亲因此赚了些手工钱。可“运动”又来找茬了：要取缔私人作坊。后来经人说情，协定每月交公10元，顶一个全劳力的贡献（当时全劳力日值0。3元钱），方才罢休。
时光流到了1964年，那年春，乡间又开始风声鹤唳，有好心人到我母亲耳边絮语：“运动又要来了，又要升阶级了！”随之不久，社教工作队进驻，大会小会接连不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家是不准参加会议的，斗争的恐怖又笼罩了山村，笼罩了我的家。
我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是不断地祈祷家里平安，一进家门总是看到在织布机上埋头操作的母亲脸上阴云密布，眼角耳边挂着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懂事的乖乖女便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走路放轻脚步，说话不敢高声……我深深地知道，那“运动”的幽灵又在游荡，母亲又在那极度的恐怖中煎熬……（我长大了才从母亲口中知道，父亲因受不了多方的纠缠与煎熬，竟同母亲商量过打算全家辞世）。
上苍保佑--又过了一关！
转眼到了1966年冬，“运动”更加疯狂了--造神运动、上层的权力之争搅乱了整个中国，而在农村，造反的人们紧盯的还是银钱！还是利益！于是乎，一场自发的“缴银”运动在我的家乡惊天动地。造反派首先拿我家右邻一地主遗孀--一个三寸金莲、个头1。5米的孤老太婆--开刀：不足30公斤重的身躯很轻易地被绑吊起来，绳子跨在屋梁上，吊上去，放下来，墩几下，操作的人轻而易举，婆婆却受不住了，答应有银元，在那在那，于是到指定地点果然挖到一罐，接着又墩，又挖到一点，如此循环往复，毫无生活来源的孤老婆子的一点积蓄被革命了，婆婆也气息奄奄……
如此活剧，我父与左邻的两家乡亲被强迫“陪杀场”并被警告：如果不交出银元，明天照此伺候！
我母亲解放前就帮人织布，曾攒下30块银元，见此势头，赶紧全部交出。当时还受到表扬。谁知一转眼，催逼更甚，口号震天响，大字报满天飞，强令还要交银元，否则另天批斗伺候，就这样闹腾不休。
父亲生性耿直，一生自尊自爱，哪堪受这般刑罚侮辱？是夜辗转反侧，无法安生，竟于第二天（1967年元旦）凌晨以死明志，辞尘而去……可怜我的正直勤劳善良无辜的父亲就这样被彻底卷进了“运动”绞肉机……
留下孤女寡母，论理，“运动”总不该再光顾了吧？可是不行啊，因为我家那房子还在；我两个姐姐参加了工作，母亲依然把一个家打理得比较光鲜。这样的人家不当地主行吗？
1968年10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那时我家在老家居住的成员是：我外婆、母亲、我和小外甥女。母女四代，真想不到“运动” （后来才知道叫“清理阶级队伍”）又光顾了。11月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一伙人突然擂开我家大门涌入，依然是那句老话：要升地主！要交钱财！当时我母亲被他们带去会场批斗，逼着要她交出艰辛劳动所得。凌晨我才眼巴巴盼回母亲。此时家里一共8间房子，只留一间厨房、丢出一条旧棉被给我们母女栖身过冬，其余的房间（包括日用品与厕所）全部用封条加盖公章封锁！我们的活动空间就是厨房到厅堂到大门口。
这一封就封了一年多时间。其间，不允许我母亲织布，强迫她参加体力劳动。文弱的母亲难吞这口气，经常发病，几次昏死过去。我这个回乡知青呢，则被迫与 “牛鬼蛇神”们一起指定为父亲写“交待”。此时的我义愤填膺，一点不畏惧他们的淫威。仅我所知，如实写下了父亲正直清白的一生，并多次向上申诉。不知是申诉有效，他们找不到茬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一年多后，封锁解除了，我家的成份依然如故：小土地出租。只是一些被抄的物件不翼而飞了，我们也懒得去计较。
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因为凭勤劳挣了一口饭吃，想让日子过得顺畅一点；就因为造了房子，讲文明卫生，想日子过得光鲜一点；就因为刻意送女上学，想生活稍上档次一点……竟然遭受了如此没完没了的缧绁，何况日子过得还是极其艰苦的：造房子后，家中负了债，一贫如洗，吃了几年山芋当饭，大米也吃不上，吃的菜少盐没油；在大集体时期与大家一样，我家在农村的成员都是饥肠辘辘，吃山芋根、豆秆稍、花草粥……那日子苦不堪言。我在学校读书也经常挨饿，至今也忘不了那饥饿的滋味啊；我大姐上学时冬天穿着单薄的衣衫；我二姐在县城读书寒假步行一百多里路回家，成了一个冰人，饿得一进门就倒在母亲怀里，却艰难地从口袋摸出2 元省下的钞票交给母亲……
母亲受尽磨难，人性善良的光芒依然照耀着我们：当初在我家造反的一成员后来被人“咬”为“反革命”，占用我家的一间空房子关押。我母亲依然被吓得心惊肉跳，并深表同情，还从窗口送上茶水供他解渴。此人也因此改了兽性，换了人心。其实，邪恶的一小撮也是可怜的被蛊惑者，没有那种反常的政治气候，没有那么多的“运动”，人心也不会那么坏啊。
值得庆幸的是，受尽了欺凌与磨难，我们一家人做人的骨气依旧，善良的本性依旧，父母亲在那个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坚持培养四个女儿，使我们后来分别在省城、县城的医务、教育、商业、新闻工作岗位上服务社会，自食其力。母亲年过九旬，早已苦尽甘来，过上了好日子。
回顾往事，“运动”之丑恶罄竹难书。当初尽管“运动”恐怖万分，其实真正发难的也还是少数人。在我父亲罹难之时，就有正义之士不畏株连，与邪恶抗争，郑重安葬吾父；在我母女被封锁的第一天清晨，就有几位老农登门为我母亲呼冤；在被封锁的日子里，经常有亲友送来珍贵万分的食物……正是这生生不灭的人性鼓舞着我们战胜万恶的“运动”，活着、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