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30、40年代，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言论之一，因而颇有回顾与评论的价值。注1
罗隆基生于1898年，江西安福县人。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到美国留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25年，罗隆基离开美国，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师从费边社的代表人物拉斯基。注2
1928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回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的主任与教授，1930年11月4日下午1时，罗隆基正在中国公学的教员休息室里翻阅演讲笔记，几个警察把他抓走了，并把他带到上海市公安局，理由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幸运的是，当天傍晚，他就被释放出来了。积极营救他的，正是校长胡适。
1931年，罗隆基从上海迁到天津，就任《益世报》的主笔。稍后，又做了南开大学的讲师与《北平晨报》社的社长。由于罗隆基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比较激烈，他主持的《益世报》遭遇过停止发行的处分。
上世纪50年代，他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委员。1956年，出任新成立的森林工业部部长。1957年，他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受到了批判，从此沉默下来。1965年12月7日，他死于北京寓所。直至1986年，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纪念罗隆基诞生90周年的大会上，注3才算是给他正式恢复了名誉。
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政论性质的文章中。本文以这些文献作为资料，把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分为人权思想、法治思想、宪政思想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分别予以述论。
人权思想
罗隆基说：“人权，简单说，是一些做人的权。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有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须的条件。”注4
这段话，从四个方面讲了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揭示了人权的四个层次。首先，是维持自然生命的物质条件，这是最低层次的人权。譬如工作权，通过工作获得报酬，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一种人权。这样的条件，主要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是排除别人侵害的条件，它满足了人对于安全的需要。它针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再次，是个性与人格发展的条件。它针对的是身与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的生物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关系。它意味着，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有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一种人权。最后，是个体向群体作出贡献的条件。它针对的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或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人是一种类的存在，人要通过为人类作出贡献的方式，来实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融合。这种条件的实质，是个体在群体中获得承认、获得尊重的权利。这几种条件层层递进，让人联想到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五层次说”。
在阐述自己的人权概念的同时，罗隆基还批评了若干经典作家关于人权的看法。譬如17世纪的霍布斯，“认人权是满足一切欲望的东西”。但罗隆基认为，人有许多欲望，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满足，“许多自命的大伟人有专制欲，有多妻欲，我们就不能根据人权的理论，说这种欲望，应该满足”。再譬如18世纪的卢梭，“认人权是天赋的，说我们要归真返朴，到自然的环境里去自由发展我们的本性。”但罗隆基的观点是，“我始终相信一九二九的上海没有法再变成五百年前的原野。”这就是说，彻底的归真返朴也是不可能的。还有19世纪的边沁主张“人权依赖法律根据。”对此罗隆基也不赞同，他说：“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强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国近来的现状。”注5这种实证意义上的法律，显然也不可能为人权提供根据。
罗隆基认为，人权是要争取的，中国争取人权的运动也一定会成功。至于“争回人权的手段，原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纸笔墨水，可以订定英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枪弹鲜血，才能换到法国一七八九年的人权宣言。在不同的环境下，争人权的手段亦随之而不同，这是历史的事实。”注6这两句话，在不经意之间，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权传统：第一，英国式的，或经验主义的、渐进主义的人权传统；第二，法国式的，或理性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人权传统。他对这两种不同的人权取得方式，是有比较的，也是有自觉的。
人权与法律既有联系，也有显著的区别。他说：“法律与正义公道是两件东西，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通病。从法律上我最多可以知道我现在有些什么权利，找不到我应有什么权利。”他还说：“人权是先法律而存在的。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这是人权的原则之一。法律的目的在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有人民本身知道他们本身的幸福是什么，才肯为他们本身谋幸福。谋取本身的幸福，这又是人权之一。所以说人民制定法律，就是人权。所以说法律是人权的产物。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我的结论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注7
这段话表达了罗隆基关于法律与人权的基本观点：法律规定了人权，但人权的范围，绝不限于法律的具体规定；法律也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人权——这是就两者的形式关系而言。在实质上，法律与人权还有更深层的联系：“法律为保障人权产生的。法律为人权所产生的。第一项，指法律的功用；第二项，指法律的来源。”所谓法律的功能，是指“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注8所谓法律的来源，是指法律产生的源头与缘由，也是为了保障人权；若不是为了人权，就不会出现法律这个事物——这层关系表明，人权是法律的根据，法律为人权而存在。法律应当保障人权，人权应当作为评判法律的尺度。
罗隆基还进一步认为，“法律，用简便的话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宪法，一为宪法以外的普通法。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法。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统治人民，人民同时统治政府。所以法治的真义是全国之中，没有任何个人任何团体处于超法律的地位。要达到政府统治人民，人民统治政府，非有宪法不可。”他说，“在蹂躏人权方面，所谓个人或私人团体，其为害实小。……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虽然干的是‘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的勾当，其影响所及，远不如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这才是对于人权的更大的威胁。更可怕的是，“宪法有时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人权，且为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的蹂躏人权的工具。这又非历史上统无的事，这也是争法治的人所应顾虑之点。”因此，“谈人权者固然要谈宪法，但在宪法上必要附带着宪法的来源的条件”注9 ——罗隆基所说的这个条件，其实就是卢梭所说的：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如果取消这个条件，宪法与法律就可能异化为某些强势者蹂躏人权的工具。
如果说，法律是为人权服务的，那么，国家与人权的关系又当如何理解？对此，罗隆基一语道破：“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注10
这句话表达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国家的正当性在于保障人权，一个不能保障人权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无效的国家，或不具有正当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上看，国家必须履行保障人权的义务，否则，国家就不能得到个体的承认。第二，国家与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国家保障个体的人权，以换取个体对于国家的服从；而个体对于国家的服从，就是以国家保障个体的人权作为前提的。
1930年4月9日，劳动大学的章渊若院长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约法刍议”的文章，认为人权已经过时，应当提倡民权。对此，罗隆基给予了批评，他认为，以民权否认人权是错误的。因为，人权与民权含义不同。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是在政治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政治国家是人类许多组织中的一种，有不是国民的人，没有不是人的国民。因此，人权范围比民权范围更大、更基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偏重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既做国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注11换言之，人的义务，要在社会上做人，不只是在国家做民，因此，国家的职权不是万能的。国家承认我们在社会上做人的必须的条件，就是承认人权。注12
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还论述了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生活诉求，因此，人权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法治思想
罗隆基理解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呢？他从法治的对立面说起：“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它野蛮退化，它的执政者模暴专制到什么地步，它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而且，“法治根本与执政者个人的专横独断的权力是不相并立。”注13这就是说，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百姓守法，也不是法治。按照这样的标准，秦始皇时代，就绝不能称为法治时代。法家学派的主张，也不能像梁启超那样，称其为“法治主义”。注14
以罗隆基的标准来判断，梁启超理解的“法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更具体地说，“法治的重要原则，是法律站在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官员和普通的人民都站在平等守法的地位。我们不认识总司令副总司令的个人，我们只认识法律，我们犯了法，他们只有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可以用法律来制裁我们；政府的官吏犯了法，我们亦可以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用法律制裁官吏。这才是法治。”注15
虽然法治的真义，就是政府守法。但在罗隆基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反映法治的全貌。他说：“国家有特殊阶级特殊地位的人具备了守法的精神，这固然是走上了法治轨道的初步，然而人民有否法治的实质，又另为问题。……要达到法治的目的，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保障人民权利上一切细则的整理。”譬如，“英国法治出人头地的地方，不在原则的树立，而在对各个原则，它有缜密周到的施行的细则。承认人民的权利是一件事，防止人们权利的被侵犯，侵犯后补救的方法，又为一件事。前者是宪法的责任，后者是普通司法制度的责任。英国法治的长处，就在‘防止侵犯’与‘侵犯后补救的方法’这两点。”注16罗隆基在此强调的，是法治的另一个支点：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要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宪法提供原则性的规定，还需要普通法提供具体的路径与方法。
罗隆基认为，“世界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法治上的障碍，总在有权力有地位者的专横独裁。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法治演进的程序，就在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到了主权在国会，代替了主权在君主，法治的原则才算真实成立了。主权在国会，就是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就是法律处最高的地位的意义。”注17
什么是法治？按照罗隆基自己的总结，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是执政者与人民平等守法的地位，他们一举一动，要以法律为准则。第二、法治的重要条件，不止在国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而在原则施行上，要有审慎周详的细则。法治要注重‘法定的手续’。”注18这就是说：法治的第一要求是执政者守法；法治的第二要求是法律要承认、保障人民权利。前者针对法律的运行，后者针对法律本身的内容。
宪政思想
罗隆基的宪政思想，由“破”与“立”两个方面构成。“破”的一面，体现在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立”的一面，体现在他对于宪政的期待和呼吁。我们先看他对训政约法的批评。
消解“主权在民”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一。罗隆基说：“宪法或约法最重要的功能是规定国家主权之所属及其行使的方法。在这点上，我对这次政府所提出，国民会议所通过的约法，绝对不满意。”因为这部约法的第二条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三十条却又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第三十一条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在罗隆基看来，有了后面这几条之后，第二条规定的“主权在民”就“成了骗人的空话”，“是绝无意义的虚文”，它表明，“主权在民”原则，被全面消解了。
在罗隆基看来，承认主权在民，“就应该知道并且承认‘主权是不能委托给人的’。”因为它是20世纪欧战后一切新宪法的一致的新趋势。“主权是人民最后的取决权。代议制是民主政治上不得已的便利办法。人民委托某人，在某时期内，办理某事，所付托的是有范围的职权，不是无限制的主权。在‘人民的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上，就在人民的代议机关，都不能行使国民的主权，一部分人民所组织的团体，更无论了。因为主权失了，政治上主仆的位置就颠倒了。国民失却主权，国民就失掉法律上国民的地位，民主的真义就根本丧失。”在这里，罗隆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这部约法把人民的主权委托给了国民大会，因为它违反了主权不能委托的原则；至于国民大会自己都没有主权，还要把主权再委托给国民党的机构，就更不对了。按照这样的规定，“政府是国民党产生的政府，立法是国民党主持的立法，若然，人民即能选举，何选何举？人民即能罢免，何罢何免？创制者何从创制？复决者何所复决？”换言之，人民享有的几项主权，转瞬之间就已化为乌有。因此，这样的训政约法，“只有‘主权在民’的虚文，没有人民行使主权的实质。”注19
消解人民权利：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二。训政约法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规定人民的权利。“照约法的表面说，如今人民有言论的自由，有出版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有结社的自由，有通信，通电，居住，迁徙的自由，有一切一切的自由。究其实质，言论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出版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集会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结社自由‘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之’。一切一切的自由‘依法律都得停止或限制之’。左手与之，右手取之，这是戏法，这是掩眼法，这是国民党脚快手灵的幻术。”注20
训政约法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不仅存在着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遗漏，那就是没有规定政治信仰自由。罗隆基质问道：“如今一班领袖们在宗教上可以离开中国的孔老夫子，去祈祷耶稣基督，小民在政治上何以不可离开孙中山去信仰别的政治思想家？强调儒教徒做礼拜，强调基督徒拜祖先，精神痛苦，固为相等。宗教信仰，政府信仰，易地皆然。”注21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分离的时代，政治信仰的自由空间相对较大，因为思想权威还可能引导政治权威；但是，在思想权威与政治权威合二为一的时代，政治信仰自由的空间就会急剧缩小，因为政治权威宣告的信仰将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信仰。
除此之外，罗隆基还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理论，批评训政约法只规定人民的纳税义务，拒绝规定人民监督财政的权利，因而，在“我们要财政管理权” 一文中，罗隆基提出：“我们如今不埋怨政府的苛捐杂税，只问政府的一切收入，得到了人民同意了没有？不责备政府的虚耗白费，只问政府的一切开支，得到人民的同意了没有？如今政府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故无论账目怎样，法律上根据在哪里？所以关于财政整理一层，我个人的主张，先谈法律，后谈经济。”注22在罗隆基看来，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宪政问题，然后才是一个经济问题。罗隆基为我们揭示了宪政的两个关节点：征税由人民决定；财政支出也由人民决定。
消解分权原则：对训政约法的批评之三。训政约法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政府组织的不当：没有实质的分权，只有实质的专制。罗隆基说：“根据如今的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掌握一切的治权。名义上虽有所谓五权，实际上只有一权。实际上只有委员会的全权。同时，根据约法，国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会已经万能，主席，又为万能委员会中的万能的领袖。如今国民政府的组织照约法的规定，只有两个结果：成一个独夫专制的政府，或成一个多头专制的政府。这种办法，绝对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所标榜的五权分立说，将来的结果，只能保存五院的空名，托庇在一个全权的主席或全权的委员会之下。”不仅如此，训政约法没有给立法权应有的地位，“如今南京的立法院，等于一个法制局。”此外，“国民政府委员依法兼任五院院长。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五院院长。结果，法律上的结果，院长自任自免，自免自任了。天下制度之可以令人发笑者，有于是者欤？”注23
对于这样的训政制度，罗隆基认为，“应该结束了”。他说，结束训政制度，至少有助于实现三大目标：维持政府的信用；统一全国的人心；提高行政效率。注24
结束训政，目标是要走向宪政。罗隆基以一篇建设性的言论：“期成宪政的我见”，阐述了在抗战条件下实施宪政的基本思想。
首先，宪政可以改变国民心理。“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在人民心理上可以造成重大的影响，国人知道国家是全国人的国家，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党的国家。御侮抗敌的牺牲，是为国家而牺牲，不是为任何一人或任何一党而牺牲。这心理很重要。……宪政并没有什么神秘。宪政只是从法律制度上建筑一种‘团结人心，集中力量’的正常轨道罢了！”注25
其次，是宪政与民权的关系。宪政承认民权，但宪政高于民权，是“现代式国家”的保障。罗隆基说：“宪政尊重民权，宪政不止于尊重民权而已矣。实行宪政，等于说，政府的组织制度化，公务人员及全体国民的行动法律化。宪法不止规定人民的权利，更规定国家组织上的基本制度以及人民与政府的一切关系。……中国既然要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的国家，且须在抗战中奠定这新的现代式国家的基础，那么，今日自然要从事制定宪法，开始实行宪政。”注26可见，在罗隆基的视野中，民权仅仅是宪政的一个要素。有民权，但不一定有宪政；如果建立了宪政，那就一定有民权。
再次，宪政的实施，取决于当政者。他说：“谈到中国宪法公布后，国人能否遵循宪法轨道，依序求进。这点，不应追问民众，而应追问国家之少数知识领导分子，不应追问在野者，而应追问当权在位者。国家法律有宪法，有普通法。大体说来，宪法是人民约束当权在位者的法律；普通法是当权在位者统治人民的法律。世界从有宪政历史以来，小百姓违犯宪法之事实极少。小百姓其地位与权力尚不够违宪之资格。……宪政危机，不在窃钩者，而在窃国者。……故国家能否实施宪政，宪政能否成功，当求诸有权有势者的诚意，不应求诸普通人民之知识。”注27罗隆基把当政者的诚意作为宪政的前提条件，虽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没有找准治疗病症的药方。因为，宪政的核心在于约束当政者的权力；当政者实行宪政的诚意，就是当政者约束自己、主动取消特权的诚意。在通常情况下，当政者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诚意。从实践中看，宪政的实行，尤其是要实现对于权力的约束，根本原因还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抗衡，销蚀了某种势力独尊、独大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宪政体制，至于宪法文本，不过是对这种体制的文字记载而已。
结论
罗隆基法哲学思想的三个方面——人权、法治、宪政，虽然可以从学理的角度分别加以论述，但实际上是联成一体的。三者之中，人权是基础，人权标示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条件。为了让人成为超越于动物、区别于动物的人，人类社会创造了人权这个概念。国家与法律的功能，就在于维护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的正当性、法律的正当性的依据。什么叫好法律？就是能够保障人权的法律；什么叫好国家？就是能够保障人权的国家。因此，人权定义了法律，描绘了法律的理想图景，构成了评价法律的标尺。至于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但是，法治的重心在于政府守法，所以，法治是法律对于政府的约束，核心在于政府守法、官吏守法。当然，法治也必然要求维护人民的权利，因为法律本身，就应当蕴含着保障人权的品质。至于宪政，则可以理解为保障人权、实行法治的制度框架。它通过宪法来表达，是“现代式国家”的条件，它的核心要素包括：主权在民，自由为本，分权政体，等等。至于宪政的实施，则主要依赖于当政者的诚意。可见，在罗隆基的眼里，人权、法治、宪政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
注释：
注1 关于罗隆基的身世，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并不少，很多材料都是出自于与罗隆基有交往的人。譬如，冯克熙：《不堪回首，又应当回首——我所知道的罗隆基》，《同舟共进》2000年第12期；章诒和：《一片青山了此生——罗隆基素描》，《全国新书目》2004年第3期；闵良臣：《胡适说罗隆基》，《同舟共进》2005年第11期；骆驼刺：《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读书》1999年第12期，等等。此外，还有谢泳的长篇传记《罗隆基评传》（载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勾画出罗隆基的简要生平。
注2 我有一个印象，现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都与拉斯基发生了密切的渊源关系。倘若收集资料，写一本《拉斯基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想必是很有意义的。
注3 袁建达：“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10月25日第三版。
注4～注10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期。
注11 罗隆基：《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新月》第三卷第七期。
注12 罗隆基：《“人权”释疑》，《新月》第三卷第十期。
注13 罗隆基：《什么是法治》，《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注14 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注15～注18 罗隆基：《什么是法治》，《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
注19～注21、注23 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第三卷第八期。
注22 罗隆基：《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新月》第三卷第二期。
注24 罗隆基：《训政应该结束了》，《独立评论》第一百七十一期。
注25～注27 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