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
（四）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对杨、余、傅的突然打击。
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在军队的一次大会上，林彪直接出面，宣布了军委的三个决定：（１）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并予以审查；（２）审查北京警备区司令傅崇碧；（３）逮捕法办空军政委余立金。
指控杨、余、傅三人的共同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与“搞右倾翻案风的小爬虫”。
现在已知道，傅崇碧是因为一些包括鲁迅文稿等档案材料的存放问题，无意中得罪了江青所致；而余立金则是因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有些矛盾，而加上又有人检举证明他在“皖南事变”中有叛徒行为，而林彪是支持吴法宪的，故顺势将余立金撸了下来。
相对来讲，整这二个人还是顺便的“小事”，真正的大事是将杨代总长给撤职、审查。
在文革开始端掉总参谋长罗瑞卿后，就由杨成武担任了代理总长。文革的头两年中，毛泽东看来是很相信杨成武的，到哪儿去视察，都带上杨，他有什么指示，也经常由杨负责代为传达，并且，杨经常以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处理地方与军队内的文革问题。然而，为何却突然一下子又给打倒了，还被囚禁起来（长达六年！）？
对此，杨成武在说到这事时，也只说是林彪想拉他，他却并不想做林彪集团的人，而只愿服从毛泽东指挥，因而，得罪了林彪，才招来此祸。如同罗瑞卿总结的那样。但是，这些说话，却不能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即在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前，任何重大的人事任免，均须由毛泽东才能决定，而不是由林彪所能说了算的。没有毛泽东的同意首肯，谁敢撤杨代总长的职？！
毛泽东为何要撤免杨成武，还将杨打为阶下囚呢？不知道。现在没有什么资料披露这方面的情况，连杨成武在回忆中自已都没说清楚，或是不愿意说。
当年，给杨成武安的另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已的权威”。这个罪名，当然是属于“莫须有”之列，当时就是连老百姓也都不相信。因为，人们起码的常识都知道，凭他杨成武那始终头上还顶个“代”字的总参谋长之份量，哪里够得上“大树”自已的份儿！杨的上面离毛泽东的地位还差多少级台阶呀？！杨成武有这胆吗？！
这罪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让杨成武垮台了呢？
（五）毛泽东为何突然要整倒陈伯达？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在文革中期召开。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功臣身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五人常委之一。当时，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常委，被称为最革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将要领导中国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１９７０年８月，陈伯达就从这个最革命最强大的“司令部”中被开除出来，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一落万丈堕入到那可怕的秦城监狱。
导致陈伯达倒台的公开原因，是陈伯达于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小册子，在会内到处宣传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由此，鼓动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拥护毛泽东出来做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不但不称赞陈伯达，反而怀疑陈想与林彪集团结盟，搞什么阴谋，因而，“龙颜大怒”，亲自动手又写了一张内容极夸张、语气则愤怒之极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毛泽东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指责陈伯达有“炸平庐山之势”，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们”，不懂马列，是“政治骗子”。
结局是，庐山会议一结束，陈伯达便被关了起来，没有任何过渡形式。
毛泽东的疑心，固然是陈伯达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大师级人物，难道会就凭陈伯达那些充斥了书呆子气的活动，而对其施以如此沉重的打击？甚至连给其稍稍过渡一下（如撤职、降职等）的喘气机会都没有，便直接将他从“最高的司令部”而打进监狱？
从延安时起，陈伯达就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于陈的书呆子气，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早已熟知，为何对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举动，毛泽东就这么大的火？而且至毛泽东在六年后的１９７６年去世，毛泽东都始终没有作过对陈伯达可以网开一面的批示。而在１９７４年后，毛泽东对罗瑞卿、杨成武都给予了宽恕，放出来，安排工作。
陈伯达到底还有些什么事，惹得毛泽东至死也不愿原谅他呢？陈伯达在自已的回忆中，对此，他也莫名其妙得很。
（六）康生称病内情有没有其他玄机？
康生注定是一个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谁让他从进入中共领导层后，就长期从事领导特科、情报、锄奸、安全、审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已众所周知，勿庸多言。
但，自陈伯达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倒台后，康生便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了。１９７３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基本没有他指手划脚的痕迹了，直至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却似乎歇了下来。
现在资料都说，那是因他病重所致，无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党阀”主角了。但，在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委书记之一的刘俊秀有一个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讲话，被揭露出来，并遭批判。其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条：“想不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老会从此甩手不干！”
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令陈伯达倒台的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
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后期主动隐退，并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与陈伯达的倒台有关。当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陈伯达问题牵连，因为，在中共“十一大”上他仍任要职。
也许，是他对毛泽东将他为数不多的“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这一做法很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的。
但，这个观点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佐证，而仅仅有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
不过，刘俊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会全是空穴来风。
另外，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显然比与陈伯达的关系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时，康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较量中，就敏锐地不再支持王，而坚决转到毛的这一边起，康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员能干与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当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给毛的，并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赞成此桩婚事时，康生则极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质，更使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康生比毛泽东还小五岁，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公开场合下，有时都称之为“康老”。可见二人关系的特殊。
陈伯达那个书呆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建立象康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批陈的庐山会议的大字报中气愤地说：“我与他（指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配合过！”
因而，陈伯达触犯了毛泽东，毛当然就会极为不满，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点小脾气，毛泽东则可能会以大度之态处置对待。康生在毛泽东面前似乎有这个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