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八月三日，山东淄博博山，一名歹徒闯入博山区机关小区一幼儿园，砍杀小班的多名幼儿及一名教师，造成四人死亡，十三人受伤。虽然官方媒体对这次 屠童案没有进行任何公开报导，但是借助于网络和海外媒体，这一悲惨的消息还是快速传播开来，再次煎熬着国人的神经。今年以来连续的屠童案只是当下社会病态的一个极端的征兆。类似的征兆还有不少，比如湖南永州枪杀法官案件，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这些接连不断的暴力事件是弥漫在中国社会的戾气的沉闷回响。
如果执政者有心倾听网络上表达的更深层的愤怒，则他们应该感到更加惊恐。面对永州枪杀法官和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网络上几乎很难见到对死伤者的同情，反而充斥的是对杀人者的叫好声，凶手被看成英雄。从道德的角度去指责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是乏力的，因为这些扭曲的表达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无力的普通公众对公权力的厌恶与愤怒，恨屋及乌，以致发泄到那些和体制有些关联但是同样是受害者的身上。
弥漫在中国社会的这种戾气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并不是一个容易 回答的问题。但是压制性的政治结构，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逼仄的公民权利空间，无疑是最重要的成因。更重要的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共集团不深刻反思目前制度的弊端，不思进取，改革失去动力，社会发展方向开始逆转。政治上集中收权，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在社会上强化控制，在道德上展开“反三俗”运动等等， 都是这种病症的表现。这种倒行逆施，使得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关系渐趋紧张，冲突频发，这是普遍性社会戾气的制度土壤。
从诸多迹象来看， 执政者对这种公众情绪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勇气和智慧来系统性的化解这些潜在的暴力，他们更多的是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断扩张的维稳体系就是这种典型的征兆。从机构设置上，维稳体系已经贯穿整个官僚系统，无数无法见光的维稳办隐匿在各个官僚层级中。根据社会科学报的 消息，二○○九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二○○九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因此有评论认为，为了维持稳定，国内已经陷入某种内战状态。
在如何理解稳定，如何维持稳定缺乏清晰的甄别，维稳机构的运作缺乏透明度，也缺乏问责的情况下，维稳机构很容易异化为一 种特殊利益机构，以此来榨取公共资源，目前的维稳泛化就是这种机理的后果：拆迁要维稳，征地要维稳，教育要维稳，奥运要维稳，世博要维稳，任何风吹草动， 都可能激起维稳体制敏感的神经。其实，很多冲突是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和稳定大局根本不沾边；但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压力下，在不受约束的财政资源的纵容下，维稳机构客观上成为了纵容恶邪的力量。福建上杭紫金矿业的污染事情，当地政府机构就是以维稳的名义拒绝公布污染信息。因此目前的维稳机制同时也是一个死结，其效果并不是导致稳定，而是庇护邪恶，正义得不到声张，其客观后果是酝酿了更多的不稳定，这个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暴力行为越来越普遍，就印证了其中的相互关联。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更多的维稳投入，维稳资源的占用挤压了社会矛盾解决的空间，这种恶性循环是对正常社会生活的最大威胁。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其实道理已经被反覆陈述，路径也并不复杂，最重要的是决策层是否有能力和智慧启动必要的政治变革，约束公共权力的恶意扩张，给公民权利的伸张提供更多的空间，同时改变目前僵化的维稳思路，撤销维稳机构，让社会冲突和矛盾通过法治，社会规范和道德引导等方式进行解决。化解弥漫性的社会戾气也许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但是漠视公民权利，迷信暴力控制的做法将会不断的把中国社会推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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