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遇上中国，揭示悲剧根源

作者：谢晓阳发表：2010-07-16 23:04

富士康深圳员工「十二跳」轰动全球，但「第一跳」死者马向前死因成谜，尸体仍放在殡仪馆内。富士康保安、稽查、质检员、线长、组长等高压层级式的监视系统，配以严厉苛刻的「连坐」惩罚，要求犯错工人写检讨书并被当众羞辱，成为最有竞争力的系统，但也是最使人「异化」的系统。它与当今中国的社会体制相遇，让西方早已扬弃的泰勒主义——反人性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发展到极致，成为连环自杀的悲剧根源。

轰动全球的富士康「十二跳」似乎已从人们的视线淡忘，但很多人不晓得，富士康今年初「第一跳」的死者马向前的尸体，还放在深圳市殡仪馆内，不能落土为安，也不能火化，因为死者的家属一直怀疑，从马向前的尸体上看到的可疑伤痕，显示可能不是自杀，陈尸之处甚至不是第一现场。

家属要求富士康当局「给一个说法」，也要求公安介入调查，但至今还不能如愿，检方还未能立案，而尸体就停在那边。家属怀疑马向前之死，和厂区内势力强大的保安有关。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保安错手杀了人，那么工人在厂区内遇害，保安部门也该负上了不可推却的责任。

富士康保安部门面对这样怀疑的眼光，也因为它有一层神秘的色彩。它的人数对外界来说始终是个谜。一位基层的保安透露：富士康的保安系统有五千多人，负责维持深圳约三十多万富士康工人的秩序。但工厂一位高层管理人士却说没有那么多，最多一千来人，但他不愿说出确切数字，说这是和安全有关。富士康的工人说，用工厂内部座机打一一零（就像香港打九九九报警），接电话的不是公安人员，而是厂区的保安处。如果要确保找到厂区外的公安，还要先打到总机转去。

但更耐人寻味的，是富士康和深圳当局的关系。富士康在十二跳之后，还传出了十三跳、第十四跳的自杀事件，但一些富士康工人相信，在十二跳之后，一切都嘎然而止，是因为很多信息已经被封锁。而中国大陆媒体也被告知，以后不能再报道有关富士康的自杀新闻。工人说，十二跳是绝响，以后即使富士康有人自杀，新闻也不会出现了。

香港大学自杀研究及预防中心的研究人员曾经透过港区人大联络上中联办，并安排前往富士康深圳厂区进行调查研究，希望找出悲剧的根源，「中联办本来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手续都准备妥当，但就在出发前二十四小时，我们就被告知不用去了」。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将一个本来官方已经安排好的行程临时取消？

不过，在十二跳之后，记者走在晚上的深圳龙华富士康厂区外的街道上，却目睹一派繁华的景象。霓虹灯的招牌闪烁，麦当劳、钱柜KTV，和法国普罗服装品牌Etam的灯影，照耀在富士康下班工人的脸上。他们的头发有些染上了金色、绿色或变幻的色彩，穿上看起来不和谐、但很有「混搭」味道的服装。KTV传出了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的歌声，在喧哗拥挤的身影中，空气中弥漫青春和欢乐的气息。没有人会想到死亡，对刚发生的连环跳的死讯，也是漠不关心。

但就在这样的「盛世」中，却拖着一条长长的死亡阴影。富士康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保安、稽查、质检员、线长、组长等高压层级式的监视系统，再加上富士康引以为傲的「工业工程」管理，组成最高效率和最有竞争力的系统。然而，这种管理系统的背后，却是身心高强度的压力，不仅是每天加班至十二小时或以上的体力极限，还有在每一个环节被监视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犯错的工人会被要求写检讨书，要在一个团队面前被羞辱，而生产在线的工序「碎片化」，又将员工变成一部单调刻板的「机器」，自我成就感低落，人也容易跟自己疏离，失去方向；此两者管理模式的功能，让工人进入了一种被扭曲的生存状态。

而这样大规模的生产模式和中国相遇，更成为悲剧的沃土。因为这一些和中国大陆进入全球化后所产生的问题千丝万缕，互生互长。而相对地，在越南的富士康，或是在中国其它规模较小、约只有万人的工厂，管理模式也跟中国富士康不尽相同，就比较不会出现这些容易发生悲剧的场景。

这两年，每天平均有四、五千人排队要进入富士康，然而，每天也有相若的人数排着队要离开……小王刚从湖南到深圳，坐在富士康龙华厂区外水斗村某小商店前，他告诉亚洲周刊：「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强！工资高，准时发薪，希望他们赶快恢复招工，我可以去面试！」然而，连串「跳楼」事件后，从五月二十九日迄今，深圳富士康一直停止公开招聘生产在线的员工。

全中国有约两亿像小王那样的民工，他们对于「外资」、「大工厂」、「新科技」，有无限的想象和追求，成为富士康源源不绝的人力。富士康其中一个悲剧工人马向前，也是这支蚂蚁雄兵的一员。

「弟弟从乡下到深圳，就是为了进入富士康，我们那时候住观澜，他天未亮便坐车到龙华面试，人太多了，去了七次都被挤出来，第八次才成功登记上。」马向前是富士康今年「十二跳」的第一跳，姐姐马丽群向记者诉说马向前的生前死后，一旁是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爸爸马子善，是传统中国农村的庄稼老汉，脸晒得黑实，双手结茧。这些年来，他俩夫妻等啊等，生了三个女儿才等到一个小儿子，「怎么去了富士康三个月，就没有了？」

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四时半，马向前被发现倒卧在宿舍楼下。警方法医报告几次修改，从「猝死」到「高堕致死」，都不能让家属信服。马家在殡仪馆看到的弟弟尸体，是「头顶有四个钉子孔、小腿内侧也有钉子孔、前胸严重凹下去，手腕少了一块血肉……」疑点重重，为何深圳警方事发后还发出「不立案证明书」？

当马丽群和记者跑到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要看马向前尸检报告时，分局接待人员说，若要看报告，要有受理原案的警官陪同。但当记者拨通了松原派出所主管此案件的陈荣发警官，他却反驳：「这是没有的事，家属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是这个警员不熟悉业务，你告诉我他的警号。这是你们家属不信任我们警方，既然不信任，为何还要找我们办案！」

一直有相关人士希望家属「赶快把马向前尸体烧掉」，说者还包括最近才出现的河南官员，马丽群很疑惑：「为什么河南的人跑来深圳，劝我们赶快烧掉弟弟的尸体？还说会给我们二十万，为什么是他们给呢？是否是最近听说富士康要搬到河南建厂，希望赶快把事情了结？」马丽群也许是瞎猜，不过富士康的确在部署把工厂向河南等地转移。

深圳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建于一九九六年，占地二点三平方公里，员工约三十多万，占富士康全球百万员工的三分之一，是全球人数最多的单一厂区。过去几年，富士康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总数百分之二十以上。走在龙华镇上，路上碰到的几乎都是富士康的员工，有的穿便服，有的穿上白、蓝、红三种不同颜色的厂服，绝大部分都是十来二十岁的年轻脸孔。

在富士康当一名普工，制度上，监控你工作和生活的，至少有四种人：车间里不同层级的主管、厂区内权力很大的环安课保安、人力资源部的稽查员，以及专责管理宿舍的「宿管办」。

二零零七年，小余头一次进厂，就是被分配到人力资源部当稽查员，但做了三个月就受不了了。「做稽查，人人在背后讲你，根本没有朋友，但如果不查，年终奖金又少！」富士康里人力资源部的稽查权力也很大，工作范围就是整个厂区，也包括车间。小余粗略计算，一个稽查大概看着一百名员工，「有一次，我看到有人在厂内非吸烟区抽烟，把他名字厂号记下来，他就被炒鱿鱼了。」小余说他三个月来查了几件，年终奖发下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约一百五十美元），「有些人查得比较凶，有五六千块的」。小余受不了被别人背后指骂，就主动申请去当「普工」。

除了稽查员，富士康里的安全管理处和环安课的保安人员，也是主要的监控者。在厂区里，有关保安的传闻很多，「十二跳」中，除了马向前，梁超、刘志军和去年孙丹勇的死因都传出和保安人员有关系。刘志军家人已接受富士康的赔偿方案，拿了二十多万元，不太愿意再谈。但刘志军的大学同学小明（化名）回想事件，依然觉得疑点重重。对于富士康和警方说刘志军是因为梦游「坠楼」，小明说：「我认识他那么久，都不知道他有梦游，而且如果是自杀跳楼，为什么在殡仪馆时发现他脖子上有道勒痕，而且身上有多处瘀伤？」

相较于一般大型工厂，拥有数十万员工的深圳富士康，保安系统确实严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管理者向亚洲周刊说，富士康的管理系统分两大块，一是环安课，设于不同事业群内，分成环境保护及保安两部分，第二是安全管理处，直属于总厂。这位管理人员说，富士康的保安人员功能很多元，除了目前一般媒体报道的查厂牌、监控人员进厂出厂之外，「譬如在厂区内，他们就像一个『交通警察』，负责控制汽车时速、人流穿梭，避免交通意外发生」。但问到富士康保安人员的总人数，这位高层管理者就表示「这个不方便讲」。

在富士康观澜厂区门口，挂着一块蓝色的牌子上写着「本厂区经政府批准，非本厂人员严禁进入」；而在厂区内，还有一块牌子写着：「富士康科技集团生产区和生活区均属海关特殊监管区，任何信息产品都不得带出本厂。」二零零一年，富士康集团正式试行「联网监管」，明显提高了竞争力，包括美国思科、IBM、苹果计算机、日本索尼等跨国品牌先后派下数十亿美元的生产订单。富士康新闻办公室曾经表示：「本公司实行保密文化，所以苹果等国际企业才会将订单给我们。」而这套保密文化，很大程度就需要保安人员来维护。

富士康给储备干部的培训课上，讲师分析了富士康园区分四道防线管控。第一道防线，是园区周边的各个大门；第二道防线，是厂区和生活区的各个门岗；第三道防线，是研发场所、重要物资仓库和重要生产车间，而第四道防线，则是机动的巡逻人员。一位保安跟记者说，富士康约有五、六千名保安，月薪约二千多块，大多数是透过人才市场公开招聘进厂，不少是退役军人，尤其是生于九零后的。被问及「外传保安都很凶」，这位友善的保安说：「这是因人而异，起码我不是这样的。」

目睹保安厂外打工人

小波进厂已经两年了，是模具车间的技术员，他讲了一些亲眼目睹的经历：「我们曾经见过保安在宿舍附近群殴员工，他们一般不会在厂里打人，会在外面打！」小波说保安在富士康有很大的权力，「可能跟他们和管理层的关系密切有关。工人们都很怕保安，没人敢嚣张，就算被凶了也不敢吭声，没有人敢得罪保安。」不过小波也说，保安打人的情况不算很多，「不过如果是被捉到偷东西会被打得很惨，打完才送他去派出所」。

据说，如果在富士康厂里打求救热线「一一零」，会转接到富士康内部的安全处。小波向记者证实说：「是的，在厂里打一一零会接到富士康内部的保安部，如果保安打人绝对是求救无援。」

一位富士康高层管理人员跟亚洲周刊解释：「富士康内部也有一个一一零号码，是接到保安处的，但这不妨碍员工打总机再接驳到社会上的一一零。我们设内部的一一零，是希望告诉员工，有时候，工厂也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不一定要打到外面的一一零去。」外界对于富士康，也许有所误解，但这也许也是富士康一直拒绝独立调查组进驻工厂所产生的结果。

「连环跳」事件后，深圳市政府三名副市长及二百名官派人员先后进入富士康进行「深入调查」，但详细结果迄今仍没公布。台湾三名自杀防治学会的精神科专技医师也「受邀」前往深圳厂区，了解十二名「自杀」员工的死因，后来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十二名员工中三人疑似有重大精神疾病、八人有明显情绪障碍，相关因素则包括男女情感、家人重病、父母离异、经济贫困等等，另一人坠楼则疑似和梦游症有关。

然而，这份报告受到台湾学界和劳工界猛烈批评，其中台湾工作伤害及受害人协会秘书长黄小陵于六月十日的台湾《苹果日报》便发表文章对这份报告提出质疑，认为声明「不够清楚」、「草率」。而香港学界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原本打算七月组团进驻富士康，但「行动」发言人陈诗韵跟亚洲周刊说，迄今，富士康不仅没有同意学界进驻，甚至已经不再跟他们联络了。官方派去的，不详细公布结果，厂方又不同意独立调组人员进厂，如何能停止悲剧的发生呢？难道调薪能解决问题吗？这是个人的问题吗？「不！」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叶兆辉表示：「这是制度的问题！」

在富士康的保安、稽查身上，隐约看到一种高压式的监视系统，而在车间里的线长、副线长、组长的分层管理，就像一种层级式的监视系统。

在富士康内部有着极其复杂的「资位」系统，分为不铨叙、铨叙；「铨叙」又分为员级和师级，员级分为员一、员二、员三，师级又分为十几级。每个级别的薪资都不同，这套体系师自台湾军队的管理等级划分方法。至于管理职位，也从组长、课长、专理，到经理、协理，再到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等，一个事业群的级别分成十几层。

这种层层而下精细分布的管理方式，原意是确保生产效率和质量，这对一个像富士康那么大的工厂来说，无可厚非，但这种管理模式，却同时会产生负面效果，它不仅会让员工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某些车间的「连坐惩罚」方式，更容易造成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小邓进入富士康已经四年了，由于是大学电子软件本科毕业，所以一进厂就是技术员工，「我曾经看过一个例子，就是一名生产在线的普工做坏一个产品，就从经理、副理、课长、组长、副组长、线长一直骂下来，最后，那名员工被炒鱿鱼，线长被记大过，组长被记小过，你说这种情况，大家工作时的关系怎么会不紧张。」

马向前的姐姐马丽群也曾经在富士康工作，她将一个亲身经验告诉了记者。马丽群工作的地方在观澜，厂区约有十多万人，工作主要是焊接一个speaker到MP3、MP4上，「一共有五个焊接点，科研部门会将这五个焊接点焊接的时间用秒数来分为四、三、二、二、二秒，我们自己在心里默数，时间到了把烙铁移开，再加入锡丝」。

拿秒表来监控

马丽群说，车间对每个焊点的时间要求非常严格，干部常常站在后面拿着秒表来测时间，「如果员工读秒快了或者慢了，都会被干部骂，然后罚你当众对着车间的卡钟去读秒数」。被车间里的干部逮到，还是小惩罚，「但如果被外部抓到，即事业群的质量保护员和人事部门的稽查发现有读秒不准，自己甚至全组的绩效分都会被扣，并且通知本班干部写违纪单」。最让马丽群觉得没有尊严的是，一些被罚者还需写检讨书，下班后在同一车间内的一百多人面前读出来，而且声音一定要足够大，「干部会问最后面的工人是否有听清楚她犯了什么错误，但有些女孩往往觉得丢脸，不好意思，读着读着就会哭起来，声音变小……」有时候，干部会将个人的错误连接到整体，让员工自己产生愧疚，譬如，他会说：「一个人耽误一分钟，这样一百个人得耽误多少事件。」马丽群说，有时候，干部还会要受罚者拿着检讨书让一百多员工逐个签名，目的是让所有员工知道今天犯了什么错误今后不会再犯此错误。

马丽群谈到的经验，不仅道出富士康员工在层级式监视系统中，人在群体面前是何等渺小，微不足道，更深层的是，一种长期处于单调重复的工作状况，也使人跟自己产生疏离，自我价值低落。台湾工作伤害及受害人协会秘书长黄小陵就批评：「富士康生产线的军事化管理制度、生活宿舍的高压管理（有人每天工作达十二小时，七秒钟一个循环重复工作的疲劳循环，无法相互交谈……把人当机器般的对待）……」

一名曾经在富士康工作数月、后来「再也不敢进制造业」的台干白先生对记者解析，为了精确计算生产在线的每一道工序，以获得更高产能，富士康采用的是「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简称IE）的管理模式。

二零零七年，富士康成立「富士康IE学院」，这些年来，培养数以万计管理人员，他们被分布到不同车间，研究生产在线的每一个生产工序，在厂内，就有「IE无所不在，IE无所不能」的说法。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将生产工序极度细致化，参考计算机逐格拍摄的技术，细致分析生产联机操作员操作时的每一个动作。这位台干举例说，在其它工厂，三个工序可能是一个人做，需时三秒钟，但在富士康，透过细致分析，就分开三个工序，由三个人来做，需时则只有一点五秒。这除了省时之外，当一个人不断重复只做一个工序的时候，他犯错的机会也相对减少。不过，白先生强调：「要做到这种细致分工，最重要的条件是量要够大，富士康就有这个优势！」

然而，人，毕竟不是机器，他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天生需要透过不同的活动来证明他的存在，左手、右手、左腿、右腿，还有头、胸、腰、股，一周六天，每天十个小时以上必须维持同一动作，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说，保安的威严让人震慑，稽查员和组长、线长的无所不在让人提心吊胆，那么，这一套科学化的管理模式，却很容易无形中将人推向一个无助的孤岛。

泰勒主义的悲歌

叶兆辉教授分析，富士康的管理思维来自现代工业生产之初的泰勒主义(Taylorism)。为了改善工厂和工人的效率，泰勒主义提倡生产程序固定化、精简化，要求工人重复做同样的工作，直到他们做得又快又好。「虽然泰勒主义在西方遭到批判，被认为是违反人性，但这种科学化管理后来被日本人发扬光大，再传到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地区。现在，在中国大陆更将科学化管理发展到极致，成为『世界工厂』。」叶兆辉指出，在富士康里，工人天天重复做相同而又简单的工作，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的价值，慢慢，也失去了做人的价值。

第七跳的卢新，就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结束生命。今年五月六日，卢新在富士康宿舍区一幢大楼六楼跳下来！

去年八月，卢新从湖南湘潭来到深圳富士康，他本来已考上湘潭大学，后来因支持弟弟读书放弃学业，考进了富士康当「储备干部」。卢新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技术工作，但原来，他被分派制造部去检查计算机主机箱盒是否合格。按照工业工程的科学计算，卢新一、二秒便需要看一个，不断重复重复，不仅速度要跟得上，而且不能出错，否则，会牵累整个部门。报道指出，卢新极度讨厌这枯燥无趣的分工，「在固定的地方吃饭、睡觉和上班，令卢新感觉浪费生命和前途。他在博客里写道：『刚开始根本就不应该看重钱，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茫。』」

面对「全球五百强」、「全球最庞大代工企业」大帽子的富士康，谁也不能否认，在大陆众多「血汗工厂」里，富士康准时发薪，遵守劳动法，厂区内还有游泳池、篮球场、桌球室、邮局、食街……这对于大部分的年轻民工来说，已经是个梦。卢新的应聘信就写道：「只希望被贵公司录用后，能够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证明自己。现在的我，无论过去怎样，一切归零。唯有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切。」

在巨大的富士康面前，马向前、刘志军、田钰、饶乐琴、梁超、卢新、小丹、小宋、小余、小王、小波、小明、XXX、XXX……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偏偏，他们又对未来充满憧憬，追寻理想，不像他们的父母辈，赚些钱，回家盖个房子，就满足了？

叶兆辉分析，现在社会结构变了，今天中国大陆的八零后、九零后年轻人的想法，跟前一辈人很不一样，他们讲究的是生活、权益、理想。「八零后都不甘于做机器人，他们都希望摆脱贫穷，不做农民，抱着希望来到城里打工，做一些体面又有尊严的工作。至于生活，新生代农民工期盼长期在城市生活，期盼更丰富的精神与情感生活。他们出来城里打工，大部分都没有想过回去，因为他们大多都不懂得做农活。」今年六月，中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即八零后、十六岁以上）问题课题组发表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二零零九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一点五亿人中，十六岁至三十岁的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六，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二十三岁左右，近八成人未婚，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为高。而百分之八十九点四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叶兆辉分析：「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不像上一代的工人，他们到了城市后，其实是回不去农村生活了。」

问题还不仅是他们回不了农村生活，而是当这些年轻生命离乡背井只身走到大城市，他们脱离了原来的社会网络，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成员的支持，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地方，还有不熟悉的气味，一旦他们遇到问题，找不到这些社会网络来帮助他脱离困境。一位富士康高层管理人员的分析，也可以旁证这一点。他指出，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比例太多，像深圳，本地户籍人口数目只有二百四十万，但流动人口就有一千万，「这不利于企业追求稳定」。

工人缺乏社会支持

叶兆辉也分析：「在我们的研究里，缺乏社会支持这个元素，对企图自杀者来说有很大影响。」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些富士康员工对这种高压、细致化的管理技术表示理解，他们对这种技术可能带来的对个人的扭曲，对人际关系的疏离，没法也没有时间去思量，他们通常的说法是：「工厂那么大，人那么多，不这么管理怎么成啊！」这让人想起中国某些官员的政治思维：「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不控制媒体，很容易煽动民众情绪，不镇压群体性运动，国家很容易会大乱。」

一九四六年，赫胥黎为《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撰写「再版前言」的时候，有以下一段文字：「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和他们的经理团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须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这一本约七十年前写就的巨著，控诉的并不是希特勒、史太林、毛泽东式的极权统治，也不仅是福特主义以来的「血汗工厂」，而是一个夹杂着华丽与悲凉的二十一世纪「新世界」。如何能让人类认清这个「新世界」，认清人类在华丽和悲凉间所付出的代价，这不仅是富士康要反思，中国领导层要反思，社会上每一个具体存在的个体，也需要反思。

（向瑜、潘澧瑶、贾思玉、贾选凝、顾冷冰参与采访与调研。）

来源:□ 《亚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二十九期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