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的提法很可笑”
东方早报：你对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这个项目倾注了很多心血，从报表上看，农民的还款率很高。但也有人说，你是这个项目的“定海神针”，如果不是茅老，小额信贷要想做起来非常难。也有一些小额贷款项目，遇到诸如缺乏资金来源等问题。我们想知道，你们遇到的阻力是什么？小额贷款如何才能可持续？
茅于轼：为什么普通人都做得不行？我们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让每个人都能做小额信贷。现在，我们跟穆罕默德·尤努斯(注：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不一样，我们国家对金融是垄断的，而孟加拉不是。尤努斯说过，“小额贷款不能吸收存款等于砍了他一条腿。”
背景的不一样导致我们困难重重。不过，中国能找出更合适的办法，中国的大银行有吸收存款的优势，我们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放款的优势。也就是说，小额贷款公司从大银行得到转贷资金，这样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资金缺乏。依靠资本金来放贷，总是很有限度的。现在解决小额信贷资金来源的办法，就是大银行转贷。
现在(小额贷款公司)政策上有很多限制。比如，注册资金门槛太高；对股东的身份有要求。还有，所得税营业税优惠的问题，我们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同样是服务“三农”，我们外在的税赋成本比其他机构高很多。虽然国家有相关规定，但我们就是享受不到。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我希望，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门槛要降低，股东身份限制取消，而且从小额贷款走向乡镇银行，然后变成商业银行，这条道路要非常清楚。满足什么条件可以成为乡镇银行，不要含糊，不要看人办事，要有一定的法律法规。
东方早报：你说过民间融资要合法化。
茅于轼：对，要取消“非法集资”的概念。
我觉得“非法集资”这个提法非常可笑，为什么国家银行集资就合法，我们集资就非法？非法集资出问题是有诈骗的原因，这个是要严格防备。但集资有时候会亏本，这个在商业上是可能的，你不可能百分百都赚钱。投资就应该承担风险，亏本也就认了。只要没有诈骗行为，我觉得都是“合法集资”。杀人是犯法的，集资怎么会犯法？社会是靠集资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要有金融业，就是为了要集资嘛。
“政府没找出高房价原因”
东方早报：宏观政策选择现在似乎很犹豫，主要是房地产投资降温，二次探底的声音又响起来了。你怎么判断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茅于轼：从全球的情况看，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因为造成危机的因素、原因并未完全消除掉，所以二次探底的危险还存在。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府。经济上问题不大，政治稳定的话，经济还可以往上升。政治保持稳定，这个是需要大智慧的事。
东方早报：6月11日国家统计局数据公布，中国5月份出口同比(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增长约50%，达1300亿美元左右。但是，欧债危机也让出口不确定性增加，这是否会形成经济周期的逐级下行？
茅于轼：这个很难判断，从道理上看是。但是，我没有看5月份出口增加这么大比例是哪些地区在增加，这个现象很奇怪的。
5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50%，从总量上讲，出口增加不能判断好坏，如果进口超过出口那是大好事，能把我们过量的外贸存款用掉。但是，顺差增加肯定是坏事，现在我们要监督的是顺差。
东方早报：房地产调控又到临界点，眼下的悬念是房产税，这一轮调控如何往前走？
茅于轼：这一波的调控比较行政主导。现在调控高房价，用的不是市场的办法，而是用压房价的临时性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理顺房地产市场。当然，有些问题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来解决。这要符合经济学道路，经济学一般是相信市场能自由配置资源，如果发现市场不能自由配置资源，这个时候市场本身不行了，才需要外力。
那么房地产是什么问题？现在需要判断是市场造成的还是非市场造成的，政府没有找出房价高的原因。现在国家不允许耕地转换成开发地，土地供给量这么少，价格就高，这就是非市场造成的。
至于房产税，我不太清楚它的利弊是什么。不过，现在政府做事逻辑就是这样，高了就压，降了就捧，而不去问压和捧的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原因还是市场之外的原因，我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贫富分化现象的确严重”
东方早报：5月21日，新华社援引两位研究员的话，对中国当今收入分配现状作出判断称：中国基尼系数(注：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该指数在0和 1之间)实际已经超过0.5，远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0.4的警戒线。但也有专家，比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目前无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在恶化。你的观点是什么？
茅于轼：目前中国贫富分化现象的确非常严重，而且城乡差别变成我们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
基尼系数非常高，高在哪儿？就是农村人口收入低。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把农村有限的储蓄调动到了城里，调动到其他地方去搞大项目 ——我们城里有地铁、有高楼大厦、飞机场、核电站、三峡，这些大项目的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农村的储蓄。
我们的农村金融机构善于从农村调出资金，农民再要想借钱就非常困难，农村本来就穷，你再把他的资金都调走了，他怎么发展？
我写过很多文章说当下的问题跟低人权有关，秦晖(清华大学教授)也是这么看的。我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化反映出来的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最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群体性的维权运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仇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等的抵制。
还有，我认为中国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有钱人都把资产转移出去，到安全地方去了。有没有外国的大富翁跑到中国来？这个说明，中国人的基本权利方面有问题。我们现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备，原因就是人权问题。我觉得要变成市场经济国家，首先是解决人权问题。
我不否认，往外跑的有一些是贪污腐败分子，但是不贪污的有钱人也向外跑。改革开放初期，人权问题是有很大进步的。但现在，人权是不是有了很大改善，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政府能做的事不多”
东方早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0多个省(区、市)下发文件，推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有20多个省(区、市)人大制定“集体合同规定”或“集体合同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就是国家让税收，通过转移支付，分配到居民头上。但是，让企业从他们的利润里多分一部分给职工，这个很难，事实上也引起很多争议。你怎么看？
茅于轼：收入分配改革，主要是市场来决定的。政府能做的事有限，最主要能做的是税收。但我估计，税收方面三五年内难有作为。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只对工薪征税，其他的收入征不到税，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征不到税？
其次，就是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公安等公共服务。过去公共服务是主要针对城里人的。比如，政府把巨额的公有资源拿来补贴城里人买经济适用房等补贴住房，而农民是没有份享受这个待遇的。这方面，政府可以改正。
其他方面，政府能做的事不多，比如容许工人自己组织工会，用“温和理性的办法”解决贫富差距过大。
东方早报：你说的“温和理性的方法”指什么？
茅于轼：主要是税收。除了税收，我看不出别的东西来。
我说过，应该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减少其他的税。个人所得税主要应向高收入阶层征收，这能够缓解贫富差距。但是，你首先得知道谁是富人，这个不大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