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虽然内地还是金秋时节，可是地处高寒的Ｓ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树木凋零，朔风呼啸。秋冬之际，Ｓ县从半夜到正午狂风由雪山向戈壁刮，刮得行人走路踉踉跄跄；正午过后，风势变小，风向渐渐地掉转，变为从戈壁向雪山刮。到入夜，戈壁狂风如狮吼虎啸，如鬼哭狼嚎；然后慢慢地转为凄厉和呜咽，风向又在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此时全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也有些日子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县中小学集中学习会开了一上午。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心烦。妈妈的，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说：死两回没听说，死一回躲不过。敬爱的林副统帅说：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我格老子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便！我撂下纸笔，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 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两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
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言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杨才铭是我们一帮年轻同事的老大哥，他忠厚稳重，同我们相处融洽。不过他有点小世故，过于谨小慎微——此乃在多次阶级斗争运动中备受惊吓的人所共有的性格，是惊弓之鸟那样的。他是从不开玩笑捉弄人的，何况在运动中间，他照例把嘴巴闭得很紧很紧。今天竟然如此说话，实在反常。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是不是谁家女人偷了汉？或是哪个野男人勾引了谁家的黄花闺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套他说话。在这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一个月才能看上一回电影的荒僻小城，最能耸动人耳目、令人津津乐道的文化生活，莫过于男女艳闻了；如果是县上哪个头头搞女人东窗事发，那可是爆炸性新闻。
那知老杨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明显地对我的猜测显出鄙夷之色：“不是不是，比那大得多了，天塌下来了！”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杀人放火、男盗女娼更有轰动效应，就央求、恳求他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了杀人案件？谁杀了谁？是不是谁放了火？是不是谁扒了灰？可老杨就是死活不肯透露一个字，只是低声嘟囔：“不敢说，不敢说，如果这事是假的，那谁散布了谣言，谁就没命了……”
急惊风遇上慢郎中，他越不肯说，我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我越是迫不及待想知道，他越是面露恐惧守口如瓶。我使尽浑身解数，始终未能从杨才铭口中掏出那如天塌下来的大事究竟是什么。我心里实在痒得难受。最后我悻悻地说，你不说，我去问别人。老杨急忙带着哭腔说：“不要问！千万不要问！要问，也千万不要提我给你说什么了啊！”他说什么了？什么也没说么。真是的！看他那惶惶然的样子，我觉得事情真蹊跷。我急不可耐，一心想满足好奇心，边往外走边回头说：“放心吧，不会出卖你。”
从杨才铭那里出来，我直奔王树田的宿舍。文革开始后，西北民院被军队占用，出身不好和站错队的教职工被遣散到民族地区，王树田被打发到Ｓ县来。中学里我和王树田向来友善，他消息灵通，他若知道什么，肯定会告诉我。
一进门，就见王树田正在埋头写检查，已经写了厚厚的一沓，足见他的“五一六”问题不少。我问他听到什么重大新闻了没有？他抬起头来，一脸的茫然。我告诉他，听说发生了天大的事，非常可怕，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王树田笑笑，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有人开玩笑。我就说，是老实大哥杨才铭说的，不可能是开玩笑。王树田开始重视我的话了。他想了又想，想不出能发生什么天大的事。到底能有什么重要消息把谨小慎微寡言少语的老杨唬成那样呢？
近两年小道消息时有时无，陈伯达出事了的消息是传过一阵子，谭甫仁被刺杀也是民间传说，不过都没有引起民众惊恐。像基辛格访华那样的特大新闻，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前预告有重要消息将在某时刻发布，请听众届时收听；同时县上也接到省上电报通知，要求各单位领导组织群众收听某时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于是我们奉命列队准时坐在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大喇叭下收听。喇叭下，县革委会保卫部的民兵还在四周巡视；他们当然是根据上级指示，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时乍一听见与我们中国不共戴天的美帝大头子尼克松要来中国，人人震惊，个个目瞪口呆！人们都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一连几天精神恍惚；不过谁也没有说一个字的评论。后来县上传达文件，老百姓被告知，尼克松是打着白旗要到中国来的；而且县革委会主任强烈暗示，美国总统尼克松是朝拜毛主席来了。
自那以后，还能再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我和王树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俩猜测也许是中苏边界上出了问题，或者与台湾有关。或许什么也没有，是杨才铭神经不对劲了。
我满腹狐疑，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前事皆忘，我早早去到城关小学会议室，继续参加揭批“五一六”的县城全体教师会。
众老师各就各位，我也坐我的老位置，摆出沉痛反省状；心里盘算，教员同仁中本地的“五一六”问题行将检查完毕，我暂不开口；俟检查外地“五一六”问题的同仁谈过三五位后，我再狗尾续貂不迟。
忽然我身旁的柴国金凑过头来。我心里一动，忙把耳朵伸过去。只听他悄声说：“发生重大事情了，听说了没有？”柴国金是民兵排长，年纪比我轻，可比我老练，现在刚一开会就和我耳语，必定有重大消息。我忙接上他的话茬：“听说有重大事情，究竟是啥事？”柴国金缩回头，极神秘地前后左右观察一番，才又凑过来用手捂着他的嘴和我的耳朵，以极低的声音一字一字地说：“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叛国投敌……”
我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脑子嗡地一下，似遭大棒抡击，天旋地转，一阵眩晕。我瞪大眼睛，顿觉失明又失聪，眼前仿佛有巨大的蘑菇云冲天升起！我觉得我要失声惊呼。我转过脸直勾勾地盯着柴国金，仿佛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我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反过去又把柴国金吓得脸色苍白。停了片刻，他又凑过头来，我木然地把耳朵靠过去。他的话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飞机越境时被打下来了……，只差几秒钟……”
我感到心慌，脑胀。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又转脸直眉瞪眼地看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就凑过头去颤抖着问他：“消息可靠吗？”他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说：“政治部康学谦说的。昨天党员开大会，已经传达了……”啊！康学谦，那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生，典型的京油子，是本县传送小道消息的权威人士。我有点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了。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月前的国庆节期间，我从石包城公社回县上。路过玉门镇，在小镇电影院的宣传栏前我看见有几个人在看什么。我凑过去驻足观看。原来宣传栏里贴着一张一尺大的肖像照，是秃顶的林彪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学习毛选。这是我头一次、也是唯一见到的林彪免冠像。我屏息凝神地注视他的秃顶。不知为什么，我越看越怕，可越怕越要看，有一种怪怪的异样的感觉。陆陆续续又有人走过来看林彪秃头照。人人一言不发，连大气也不出一声，只管默默地专注地看。我看了老半天才离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江青拍摄的杰作。我哪里能晓得，林彪此时早已死于非命了……。
……我痴呆了半天，定定神，偷眼环顾会议室，感觉果然有人神色异常：杨才铭泥菩萨似的，还在发怔，就像昨天在他房子里一样；何秀两眼呆滞，大口大口地吞烟，按说烟瘾再大也不至于如此一口接一口地毫不停歇；张涛紧锁眉头，好像有无限的大苦恼……；还有的人如遭电击，脸色僵硬，如灵魂已然出窍。他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肯定也知道了。显然是这个不敢使人相信的天塌下来的消息，在折磨着向来关心国家大事、以政治通自居的他们的神经。我回忆以往，绝没有见到过眼下如许神情稀奇古怪的人。
不过大部分老师还是通常的精神状态：正襟危坐，诚惶诚恐，脑子里大概是如何交待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以求蒙混过关。这些自知有罪的人脸上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所特有的自卑、凄凉、苦闷和“臣罪当诛兮皇恩浩荡”的表情。
王树田在翻动他的发言稿，这是他预备发言的习惯性动作。我连忙向他使眼色，摆手制止他。我的直觉是，既然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事，清查“五一六”恐怕要拉倒了吧！王树田看见我的手势，有点不知所措；他犹豫不决，但是终于把发言稿重新折迭起来压在《毛主席语录》本下面。景兆年校长的长篇发言开始了。他颇受我们的尊敬，从五八年起他就被视为右倾，幸而阶级成分是贫农，所以才没有怎样挨整；不过由县委宣传部长改任中学革委会主任，在当时无疑是大贬黜。此次清查运动，有人要把他打成Ｓ县“砸烧武装部大门‘五一六’事件”的“幕后摇鹅毛扇子的黑高参”，责令他讲清楚。他平时讲话很有水平，慢条斯理的，还有些幽默感，很能吸引听者；可是今天他的发言，只有只言片语跳进我的耳朵。
我头疼，我心慌，我发懵。林彪出事了，那么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实现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的崇高而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胜利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毛泽东亲自选择林彪做自己的可靠接班人和副统帅，因为他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学生，这已经写进了庄严的党章，还要载入神圣的宪法。谁能把文化大革命同林彪分得开呢？林已然是仅次于毛的神，这位次神为何转眼要叛国投敌呢？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无法想象！
我想得头脑发胀，我觉得我忽而发高烧，忽而打寒颤。我不由自主又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耳朵，进而怀疑柴国金。我斜眼偷瞥柴的脸。莫非他受清查运动领导小组的指示，设套子故意对我讲反革命话，引诱我随声附和，然后倒打一耙，置我于死地？我的腿哆嗦起来，背上冷汗淋漓。可是杨才铭呢？难道他俩串通起来要把我做成“现行”么？不会吧？杨是我始终认定的憨厚者，如果他也有害人之心，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这个晴天霹雳的小道消息紧紧攫住我的神经，我惊异不定，我胡思乱想，我如患了病似的呻吟，挣扎，我渴望获得最确实的答案。
散会后，我魂不守舍，王树田使眼色叫我去他的宿舍，自然是因为我制止他发言令他摸不着头脑。从祁连雪山刮来的风正猛，我跟着王树田趑趄而行。
一进他的门我就按捺不住地问他：“特大消息你还没听说么？”王树田瞪着一双大眼睛摇头：“没有啊，究竟发生什么了？”我追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回答说昨天他写检查稿直到半夜两点多，哪里也没有去过。我摘下帽子，说：“林副主席——”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飞机倒栽葱的手势。他更胡涂了，大眼睛瞪得更大。我这才如此这般把柴国金的话学说一遍：“飞机越境时被高射炮打下来了，都死了。他的女儿林豆豆在上飞机前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当时毛主席在上海……”后面的话也是柴国金在景校长发言时断断续续说给我的。
王树田的眼睛越瞪越大，终于瞪成一双牛眼睛；他的嘴巴也越张越大，像一个大窟窿。好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能吗？真叫人不能理解……”他语无伦次，脸色由吃惊变为恐惧。我说：“是呀，做梦也想不到……”我一下子又害怕了：“如果是造谣，那可……”，王树田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那可就是不可饶恕的现行反革命了，非掉脑袋不可。”
忽然有人推门进来，我和王树田吓得同时跳起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部的人抓我们来了。
进来的原来是女老师康炳清；她和王树田是校友，又都是数学老师。她心地善良，平时我和王树田议论政治，对她不设防。可是今天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和王树田面面相觑，紧闭起嘴巴。看着我们呆若木鸡的样子，康炳清深以为怪，她问：“你们在说啥呢？”
王树田缄口不言。后来还是我沉不住气，脱口而出：“林彪垮台了！”一言既出，吓得康炳清转过身赶快把门关上，回过头带着哭腔颤声说：“你胡说八道啥？哪里听来的谣言？你不想活了？”王树田打断康炳清的叫嚷，说方才他心里一分析，觉得这消息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他头脑向来冷静，于是给我们分析：柴国金的消息来源比较可靠；昨天杨才铭虽然只露了口风，可绝对是同一消息；今早的开会，气氛是有点异常；昨天全县党员开大会他恍惚听谁说过——康炳清忽然插嘴说，今早上她刚一出门就碰上古怪事：已经有半年多时间不和她说话的邻居，竟鬼鬼祟祟走过来问她，昨天去开党员会了没有？把她问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邻居明明知道她并非党员，却如此发问。当时她想这个邻居可能没睡醒，发神经病呢！就漫不经心地回答，不知道开会的事。现在想来，邻居岂不是在拐弯抹角试探她听到什么没有。
王树田忽然奔到桌子边翻报纸。最后翻出一篇最新的两报一刊社论。他在字里行间搜寻。终于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指着一行字让我们看：“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滔天罪行……”
“叛徒卖国贼”，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名词。文革开始以来，我们都无师自通地知道了一些潜规则：如刘少奇没有被公开点名之前，用“中国的赫鲁晓夫”影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是特指邓小平：“反革命两面派”则代表陶铸。去年又有了“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的提法，消息灵通人士说那是指陈伯达。现在这个 “叛徒卖国贼”，肯定是一个重量级的大人物！但是报上既没有点明“叛徒卖国贼”是何人，也没有点明“叛、卖”的具体事实。不过这足以同我们听到的片言只语互相印证了。
种种迹象显示，林彪垮台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康老师这才惊魂甫定。我们三人大眼瞪小眼地感受着“叛徒卖国贼”新名词的强烈刺激。我们小声议论，这事件太重大太可怕了；它越是真的，就越令人惊怖，肯定会吓疯很多人。王树田说我阻止他发言是对了，出此大事，人心惶惶，还清查什么“五一六”呢！
忽然有人在门外喊叫：紧急通知！晚上开全县干部职工大会。
十一月一日晚，在电影院内召开Ｓ县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中央文件。风声已经传开，来开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电影院座无虚席。晚来一步的人便在门厅站立。没有人打听要传达的文件的内容。人们表情严肃紧张。个别人悄声和熟人打招呼。大部分人只是意味深长地交换眼色。
担任县革委会主任的张凤翔政委宣读中央文件。文件是分批逐级扩大传达，这是他在本县第四次宣读。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听众无不竖起双耳屏息凝声谛听。于是文件上的措辞清清楚楚地入耳而来：“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尽管张政委得知此消息全县数他最早，但显然他还没有从最初的极度震撼中恢复正常。他的嗓音发颤，手也打颤；那红头文件似是一只烫手的山芋。
张政委本来是一位脾气平和的军人，很有些文化。在走马灯似换来换去的革委会主任之中，他是唯一不把“负隅顽抗”念成“负偶顽抗”、“赤裸裸”念成“赤果果”、“撑腰”念成“掌腰”、“悼念”念成“掉念”的人。往常传达文件，他总要解释一些词句或重复某些段落，甚至有时还要发挥一番；可是这一次的传达，他只是一字一句、平铺直叙地照本宣科。我猜想他惟恐多说一个字或是流露一丝个人倾向会承担严重责任。
文件很长。除了张政委的声音，电影院内静如旷野，寂如坟场。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东张西望；数百名到会干部职工个个如同僵尸，如同泥塑。这是县城史无前例的一次无声的大会。然而在这静寂中，与会者的脑海里，狂涛巨浪在呼啸，万钧雷霆在轰响，十二级台风在震撼，威力强大的原子弹在爆炸。
九月十三号，我默默地心算，那林彪摔死已经四十九天了，可是我们都蒙在鼓里……。
文件宣读完毕，没有多说一句话，张政委就直接宣布散会。人们默不作声地离开。我偷眼观察，人人神情异常，尽量避免和别人对视，咳嗽的人也格外捏着喉咙。
天很冷。黑夜里，我们几个老师拱肩缩背，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学校。半天没有人吱声。临近校门口，我忍不住冒了一句：“我觉得林彪垮台比刘少奇垮台还叫人高兴。”王树田和杨才铭装作没有听见我说话，柴国金、张涛、闫尚雄、何秀连忙往旁边一躲。片刻，何秀冷冷地丢过来一句话：“你说话注意点！”再无人接话茬，都好像身上没有带耳朵。何秀是个直脾气人，他如是说其实包含着好意；因为我的这句话很可能会被积极分子们分析成刘少奇倒台我不高兴，那我就死定了。
看看看！毛泽东专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
文件传达之后，如同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人们在震惊和恐惧中纷纷奉命销毁一切地方的林彪题词和林彪照片。原先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最忠实的学生和亲自选定的可靠接班人林彪的合影巨画，一夜之间统统消失。单位奉命督促和监视职工销毁私人物品中的林彪图像和题词。我的大学毕业证有林彪题词的“四个伟大”和“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名言，一撕一扯，毕业证残缺不堪，我索性扔掉。几个笔记本，有很多毛、林合影的插页，我看着林彪的像，心里仍是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忍不住冒险留了几张毛林亲密无间在一起的照片。
林彪仓皇出逃，使追查“五一六”的运动就此不了了之，我们死里逃生。为证明林彪是叛徒卖国贼而向内部传达的林彪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发给各单位。人们以批判的名义争相传看。许多人掩饰不住对《纪要》中称毛是“当代秦始皇”、阶级斗争是“绞肉机”、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用语的浓厚兴趣；似乎享受着这些词语所产生的感官快乐。大家反复掂量它们的分量，再三咀嚼其中的含义。我私下认为林彪说的是大实话。不过人们决不互相交换看法，只是你争我抢地把《五七一工程纪要》看了又看，看时眼神闪烁，目光游移。在批判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疾言厉色地批判林彪反动透顶、阴险毒辣、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必须碎尸万段、千刀万剐。
事情的另一面是，最高领袖的威望随之动摇。人们不再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论。什么反修防修继续革命！不过是刘邦朱元璋诛灭开国元勋的历史重演罢了！文革的龌龊虚伪开始被一般老百姓感觉到。红色恐怖失去了它得心应手的威慑力。这时候广播开始经常播放“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歌曲，听上去给人理屈词穷、蛮不讲理、撒泼耍赖的感觉。文革已是强弩之末了。
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六八年十月中央全会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时，特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人人都极为夸张地装出无比激动无限幸福的模样参加庆祝游行，高呼拥护的口号。可是这次“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怎么没有举行庆祝游行呢？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庆祝；当然那时候谁都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没人轻易议论林彪问题，只是不断地开会，不停地念声讨“叛徒卖国贼”的报刊文章。大家一边拼命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口诛笔伐，一边偷偷地观察别人的脸色，谁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的。
后来我还又想过，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何以见得？文革之初，毛故意让刘少奇领导运动，随后马上宣布刘少奇派工作组是犯了镇压群众的方向路线错误，刘少奇哑巴吃黄连，不得不靠边站。毛一本正经地宣布：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当权派。可是当他终于打倒了刘少奇、彻底铲除了刘少奇的势力和影响后，却言而无信，翻脸不认人，把斗争矛头指向老百姓。又是派工宣队，又是派军宣队，又是军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无一不是向群众大开杀戒。其镇压群众的血雨腥风远远超过文革之初刘少奇的批反动学术权威和揪右派学生。毛亲自指挥的“三大战役”乃是文革最恐怖的时期。
我敢断定，毛一定怀里揣着一个文革结束时要给几百万知识者和普通民众戴上阶级敌人帽子的计划。因为戴“地、富、反、坏、右”帽子的阶级敌人随时间推移人数正在自然和非自然地减员，亟待补充，以保持必需的数量。制造这样一批社会贱民，交给工农兵群众实行专政；只许贱民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是毛的独家发明。如此，既可以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绝对真理，又可以使多数群众因为能对活生生的敌人拥有指手划脚权而产生社会优越感，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同时，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有强大的威慑力自不待言。有位网民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但他说得要比我透彻精辟多了。他写道：“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这批据说占百分之五的‘贱民’绝非可有可无，而是一定要有。这是稳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战略。这一小块垫脚石的意义在于：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过过‘统治者’ 的瘾而麻木被统治的感觉，即侥幸还属于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于坠入百分之五，于是在诚惶诚恐中滋生心理平衡。这一卑贱的参照无疑缓解了大众对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肤之痛。这便是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义吧！”极权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不二法门就是让人民永远处于恐怖状态。毛泽东的奴役人民的独门功夫，就是让人民在恐怖的同时，还要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在当家作主。他的秘诀就是暴力镇压整肃与谎言欺骗愚弄双管齐下。
林彪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却以鱼死网破的激烈方式回应毛泽东对他的整肃。这肯定完全出乎毛的意料，毛的如意算盘不得不搁置起来。所以我有林彪事件很可能消弭了知识分子的另一场血光之灾的推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