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文学与人学，文学中现实主义的非现实和人性的阴暗面，作家的能量和焦虑
5月17日，作为今年悉尼作家节的活动内容之一，艾士菲图书馆邀请到了中国著名小说家苏童，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原著作者光临做客，并与悉尼大学中文研究部主席王一燕女士一起谈说起了他的新作《河岸》和其他作品以及文学爱好者关注的问题。
《河岸》是我最好的小说
在“年度杰出作家”的争夺中，苏童凭借《河岸》“击败”了众多的强劲对手，拿下了自己“一个仰慕已久的文学奖项”，苏童对于自己的获奖作品《河岸》也表示相当满意，“目前来说,它应该是我最好的小说了。”苏童表示，他对《河岸》的满意，其实更多是情感上的，不是从技术上考量，“我一直想以小说的形式表达‘河流’这样一个比较浪漫、比较抒情的词汇。现在写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满意的最大的原因。”
谈到自己出生的年代—60年代，苏童认为很特别：没有直接遭受“文革”的苦难，但比后生们多了一份“文革”的记忆。童年的生活是在难以想像的压抑中，但他和许多同龄人却在这种压抑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和精神生活。他在河岸边长大，对河流和船队都有着特别的情感。因此他一直想从情感上来表达70年代的生活。《河岸》使他满足了这个愿望。
《河岸》中描写了一个由一批被下放的人组成的一个船队，远离陆地上充斥的革命和斗争气氛。而在这批被社会抛弃的贱民团体中，却存留着温情或残存的人伦之美。
王一燕女士风趣地说，对《河岸》故事的理解是一个“反革命”小说。因为小说中将当时的革命故事都反过来讲述，比如对李铁梅的故事就是反过来看的，没有当成是一个革命英雄来讲。
评委会给苏童的授奖辞里这样写道，“他在2009年度出版的《河岸》，依旧陈述历史和现实重压下的个人记忆，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个人的卑微和高尚在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宏大叙事中，渐渐被抽象成了‘无’，而权力对日常生活的修改，又让我们看到，在扭曲的时代里根本造不出笔直的人性。”
现实主义的非现实
针对是否有兴趣写当下的作品，苏童答道，“关于当下的小说，你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个性。你比如说，现在的官场小说，很好卖。因为这是当代社会生活的热点。如果你去抓这个热点的话，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可是你如果是有针对性的想法的话，你不会去故意去抓这个热点，你总是觉得在你眼里，比如说当下的生活值得怎么写你就会怎么写。但是这样的小说，一般作家对于当下的把握，就像我一直喜欢说的，就像一杯水，刚刚放出来的现实是没有沉淀的，你是看不清楚的，你自己也不知道所谓的被遮盖的，哪一部分是重要的。就是沉淀以后，似乎本来就是要时间的。所以作家写是写了，你写出来的当下现实也没有多少人认同，很少有这样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
“那些属于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其实他也不是紧扣当下写的。你比如说雨果的《九三年》，他也不是1793年写的。巴尔扎克，所谓的现实主义，他的时间也经常是往前推的。”
文学是人学
对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苏童认为“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是最极致地阐述了文学是什么。有时候文学是什么呢，真是说不清楚。我自己个人觉得当一切文学的问题说不清楚的时候，用这句话说，特别合适。那么文学作品他的终极目标，你出于各种的艺术立场或者是文学立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文学永远绕不过人这个字。所以就是说，我们觉得就像船归海啊，万流归海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海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不是什么一个政治话语，而不是一个什么道德观念，也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文学为什么服务啊，但是有一种服务，我觉得永远是……文学为人服务。因为首先，我觉得从写作来看，他写作出来，首先是，对很多作家来说他好像是一种内心的需要。然后，当他形成了一个作品，形成一本书，被人阅读的时候，别人的阅读又是一种内心的需要。所以他总是跟人有关系的。”
关注人性的阴暗面
苏童的作品很多都是关注人性的，而且写得非常细腻，写的入木三分。那么也有一些批评人士说，苏童过多的关注这个人性的黑暗一面。对此苏童解释道，“人性光明的一面，有牧师，有神父，他都会告诉你的。但是我觉得人性之所以是一个大课题呢，因为黑暗的那一面从来没有人告诉你，没有地方。因为你有时会发现一些非常意外的事情。你没有思想准备的话，我觉得你会发疯的。所以我觉得一味地讴歌社会的光明，把世界描述成一个美好的世界，那是不负责任的，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世界。在我的印象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东方西方，没有任何一个世界可能是完美的，他都有问题的。我的一贯的信条就是，因为人是有问题的。因为人与人的问题必须伴随着社会，伴随着政治，伴随着他的情感生活，所以人永远都是要处理问题的，那么社会也是永远都要处理问题的。”
作家的能量在于想像
会场中许多听众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苏童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而他的众多作品都是描写他出生以前的时代，那么他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想像力和间接经验，来完成这样一部部作品的呢？
苏童认为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想像力的产物。大家都说对诗歌比较容易理解啊，诗歌是想像力的产物。小说是不是，其实也是。只是小说他借助了一个能量，能掩盖个人想像力的这个部分，让人感觉是观察生活的细节。“一个作家的能量，很大部分，其实不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多么多么细致，其实他的能量，最大的能量，最能有效利用的能量，还是他的想像。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像《妻妾成群》这样作品，我是完全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没有直观的那种记忆的那种生活，甚至我们家因为世代贫农，也没有一夫多妻的这个现象。但是我觉得一个作家的想像就是一个巨大的，他必须要有的能量。”
作家的焦虑
苏童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他非常焦虑，那么这种焦虑来自那里？他表示众多的作家都有焦虑，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于自己事业的想像、与自己目前所处的这么一种生活的分裂、割裂。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脑子里想像的那样一部作品，但是他在完成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没写出来。“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写完这个作品的一年多来，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写，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逼迫我……或者说我是觉得值得现在就坐下来写。就是说我还不能相信自己。我特别喜欢就是，对自己、让自己完全信任了以后坐下来。那么自己对自己的不信任，是另外一种焦虑。自己对自己的不信任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就是对于那部作品的不成熟，或者他的方向是歧途。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焦虑主要是一个个人跟作家心目当中的那部伟大小说的关系不清。这样的关系不清，造成的某种焦虑。当然我觉得的这个焦虑还是有进步的。我觉得就是那些糊涂的作家才认为自己多么牛呢。一般来说，我自己觉得焦虑是一个作家正常的状态。”
《河岸》还获得了亚洲版诺贝尔文学奖的曼氏亚洲文学大奖。对于苏童的《河岸》，作为评委的印度作家米甚拉和爱尔兰作家托宾形容是“充满魅力的浪人小说”，“是有关过分溺爱和父子关系的故事”，当中隐含了许多既滑稽又悲哀的生活和政治寓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