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格是撕裂的，善良与邪恶，正直正派与奸诈虚伪，积德行善与缺德作恶，狂躁暴烈与中庸平和，利他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奴颜婢膝与无政府主义等，这些截然对立的品性，往往纠缠在同一个灵魂之中，出现了大面积的人性扭曲、良心泯灭和道德畸变……有人用“社会溃败”来形容，我认为是准确的。
“社会溃败”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社会失去正义的品格，政治成为少数人的游戏，经济被强势集团垄断和掠夺，民众失去选择和发展的自由。在社会层面，真善美被欺凌和侮辱，只能躲藏在一隅可怜地悲泣，假恶丑却甚嚣尘上，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
人们稚嫩的心灵失去了最后的庇护所，被风霜雨雪摧残和蹂躏，活着已经成为极为劳累的事情，有人干脆以杀人和自杀的方式来寻求解脱，没有勇气寻求解脱的人则苟延残喘，不得不把缺德和不义，作为维护生存的手段，……
到处都是喧嚣，到处都是愤懑，到处都是哀吟，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啊！
一
最近，党和国家喉舌、肩负意识形态宣传职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两个惊人消息：中国每年流入各大饭店、餐馆的地沟油，达300万吨之多！我们平时作为奢侈行为的家庭和朋友聚餐，实际上是在兴高采烈地吃比砒霜还要毒百倍的东西；前几天，福建省一个凶犯，挥刀杀死8个无辜小学生，再一次以令人发指的方式提醒我们，以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为标识的社会溃败，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
有学者痛心疾首：“中国已经国之不国了！”
一个号称实行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什么到处都是猖獗的腐败？为什么政府肆无忌弹地拆除民众房屋而无人能够问责？无人能够阻止？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什么蔓延着如此触目惊心的社会罪恶？
从来被认为勤劳善良、朴素正直的中国人民，为什么竟然如同日本皇军所言“良心大大地坏了”？某些方面甚至把“缺德”和“残忍”发展到了人类所能想象的极致？
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啦？
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有人认为，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规律，或者说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有人则归结为中国文化中的有毒因素，认为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造就了特殊的国民，人格“撕裂”是国民对生存条件做出的被动适应；还有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缺少中间等级，很难建立起健全的人文环境，等等。
或许都有一定道理，然而，所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我们内心深处的疑惑！
必须正视，就“撕裂”程度而言，1949年至今凡六十年，毫无疑问是历史最严重时期，即使在黑暗年代，也没有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
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溃败，是“辉煌六十年”之结果——这种溃败与传统社会文化无干，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你就会从典籍和民俗中，感受到宽容、善良和美好；这些东西如此集中地在一个地域、一个历史时期爆发，成为社会显态，必定有这个社会独有的原因。
现在我们就把表面看不出来的东西挖掘出来，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
二
六十年来，执政者就像周期发作的精神病人一样，一个劲儿折腾，没有一刻停歇过，从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规模“工商业改造”运动，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从六十年代“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从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到19八九年以极端方式平息“天XX事件”……
有心人做过统计，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单是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就多达一百余次，这些政治运动，都被宣传为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搞这些政治运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亡党亡国”……
凡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种宣传全部是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谎言！恰恰是这些政治运动，直接导致了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持续地制造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六十年来，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娃娃，都被这种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谎言裹挟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被浸泡到了虚假的政治液体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权力掠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民脂民膏就在权力者的“为人民服务”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高调喧嚷中，被抽取为少数人的财富。
——巨大的社会不公，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以种种极端的形式显现。
你只要稍稍关注一下网络舆情，就会发现，人们对意识形态谎言遮蔽下的社会罪恶，已经忍无可忍，谴责声讨，铺天盖地，但是，改变什么了吗？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人民的血汗只是一种廉价的润滑油，只能使它复杂的结构更加坚固，运转得更加顺滑。
看一下1949年10月1日到今天的〖人民日报〗，你就会知道，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喧嚷，包藏着多少谎言，多少无知，多少狂妄！
就是这份〖人民日报〗，大跃进时期，不是曾经有粮食亩产1万斤的报道吗？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曾经刊载过很多“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闻照片吗？不是曾经用通栏标题，向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人民通告，“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吗？
就是这份〖人民日报〗，不是曾经把企业改制导致无数工人顷刻间成为无产者，说成“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吗？不是还在想方设法遮掩权力资本，用黑社会方式疯狂掠夺土地、强拆民众房屋，造成的一系列血腥罪行吗？
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针对苏联社会说过这样一句令人警醒的话：谎言是这个国家的支柱。
索尔任尼琴说的难道只是苏联吗？不，他概括的是所有不正派国家，概括所有国家权力并非来自人民用普选的方式授予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被庞大特殊利益集团挟持的国家，概括的是所有失去民间社会、人民作为个体，直接面对强大的专制机器威胁和辖制的国家。
我不愿意说我的祖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但是，从〖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六十年所作所为来看，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说谎是被国家操纵的所有宣传机器的本能，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全部是谎言，赤裸裸的谎言！
这就是说，政府与民众始终在用两套话语进行观念表达：一种是政府通过它所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制造并不存在的“第二种现实”，它强大而专横，人作为个体根本无法抗拒，你只能违心地承认它，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安全；另一种是民众在至爱亲朋中、在日记里、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观感。
——这两套话语体系，彼此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兼容，甚至可以说处在尖锐对立状态。有人说：“如果政府出面辟谣说某件事没有发生，我就会认为那件事确实发生了。”还有人说：“〖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这正是这种不兼容和对立的鲜明写照。
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乃至于社会全面溃败，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不信？那就让我们用数据来说话！
三
经常上网的人都知道，数据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数据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它只存在于民众的话语体系之中，我这里列出的，就是从网上信手拈来的几组数据，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联。
其一，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GDP的比重，欧美国家达到55%，南美国家达到38%，非洲国家达到20%，而我们中国是8%。中国人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第159位，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甚至排在32个非洲国家之后。
其二，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0.4的贫富差距国际警戒线，与之相对比，日本的基尼指数为0.25，欧洲为0.32，印度为0.33。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以每天消费1美元极度贫困线标准衡量，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人口的15%；如果按联合国新的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1.25美元(相当于人民币9元)计算中国尚有贫困人口2.5亿,实际上，中国2亿人平均每天消费仅为0.42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不足2美元（即14元人民币左右）的贫困人口，达到4.3亿，占全国人口的32%。
其三，2009年中国政府税收，突破6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纳税4615元，平均以每户4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纳税18461元。
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土地转让费、过路费、养路费等各种形式收费，汲取不少于60000亿的民间财富，两者相加达到120000亿，相当于13亿国民每人给政府奉献超过9230元，以每户平均4个人计算，相当于每个家庭奉献36923元。
其四，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有27310人，超过1 亿元以上，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超过90%）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也就是说，中国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到2000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
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中国有1310000县、团级以上干部，这些人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
其五，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元至600多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每人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其六，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其七，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指出，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豪达到24万人，这些人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 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重庆五省二市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2005年就有98%的人拥有或超过1000万元财产。
其八，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掌握了70%财富，美国是5%的人掌握60%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却掌控全国41.4%的财富。
全世界有960万户家庭，金融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约占全球家庭总数的0.7%，它们控制的金融资产为33.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3.9%，比较上面两组数据，全世界千分之七富人，在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中所占比例，低于千分之一中国富人“掌控全国财产”的比例，据此推算，中国贫富差距和全世界贫富差距比较，大概在10倍左右。
我列举这些数据只是想告诉读者，所有这些真正“关乎人民福祉”、“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骇人听闻的数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会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予以披露，国家有关机构也不会在〖人民日报〗正面回应以正视听，中央电视台、政府更不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讨论。
回旋在我们耳畔的全部是关于“盛世”、“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喧嚷，这样，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屁民”，也就根本无法判断上述数据是真是假，多少真多少假，我们只能从现实对比中检验它们——很不幸，直觉总是提示我们：这些数据很可能是真实的。
政府之所以不对它做正面回应，实在是因为它对于这个国家有太多的不方便……国家感觉不方便的东西，能公开谈论吗？当然不能。
现在我可以把前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了：当社会黑暗被政府冠冕堂皇地表述为社会光明的时候，当巨大的天灾人祸被政府回避和遮掩，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时候，当一个人认为生活在被谎言浸淫的世界里，所谓“真善美”只是愚弄人的咒符的时候，当政府谎言和社会欺诈成为人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局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人在精神上站立多久？当人由于无力坚守而轰然倒地的时候，人性扭曲、道德畸变、良心泯灭，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社会溃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四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既不是改变外部世界，也不是推进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要改变人性。”（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人性被改变、被摧毁的地方，兽性必然趁虚而入，我们用一个甲子的时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果。
孙立平先生最近有《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一文（请读者务必阅读全文，网上找得到)，很让人警醒。下面我引述先生一段话，来给今天的话题做一个了结——
“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
“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
“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
“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还要说什么吗？我觉得不需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