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六分半书”手迹
郑板桥(郑燮)是我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向有“三绝”之誉，曰画，曰诗，曰书。他独创一格的“六分半书”也已成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
郑板桥从小遍临各家法帖，一生挥毫临池。在创造“板桥体”的过程中，巧妙地将隶书与行楷熔于一炉，创造了著名的“六分半书”。古时隶书也称“八分书”或“分书”，郑板桥以分隶掺入行楷，创造了一种介乎楷隶之间的新书体，这种书体既非隶书，又非行楷，而是隶楷的融合，其中隶意多于楷法，因此板桥自称为“六分半书”。
当时统治书坛的是墨守成规的馆阁体，崇尚乌黑、方正、光洁，实际上端方拘谨，纤靡软媚，千篇一律，毫无生气。板桥的六分半书，“另辟临池路一条”。他在《四子书真迹序》中说：“黄涪翁(即黄庭坚〉有杜诗抄本，赵松雪(即赵孟俯)原有左传抄本，皆为当时欣慕，后人珍藏，至有争之而致讼者。板桥既无涪翁之劲拔，又鄙松雪之滑熟，徒矜奇异，创为真隶相参之法，而杂以行草，究之师心自用，无足观也。”这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独创精神。
隶书与楷书是两种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书体。稍为探索一下书体的源流沿革，可以知道隶书是篆书笔划和结体的简化和变革，圆转改为方折，狭长变为扁平，笔划间出现了波磔。隶书发展到汉朝进入成熟阶段，汉隶在书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楷书即真书，是从隶书、隶草演变而来，它减省了汉隶的波磔，形体方正，笔划平直，可作楷模。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说：“上谷王次仲(上谷：河北怀来；王次仲：东汉书法家，也有说是秦朝人)善隶书，始为楷法”。而行书则是楷书的发展。唐张怀鲳《书断》中说：“行书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隶、楷、行相互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既然各自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就必然有其独自的特点、规律，无论结体、笔法、风格都是迥然不同的。郑板桥正是利用了隶书与行楷之间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这种关系，博采其长，熔于一炉，创为新体。他的六分半书把隶书与行楷掺合糅和，结构上多取扁形，笔法上吸收了隶、楷各自长处，它有隶书的苍劲凝重，又不拘于古板沉闷；它有行楷的活泼流畅，又不失于潦草难认；布局上则如乱石铺街，看似歪歪斜斜，但总体给人错落有致，别有情味的感觉。
郑板桥还大胆地将画法渗进了书法艺术。世界上各门艺术都是触类旁通的，特别是书法与中国画更是亲近的姐妹艺术，我国一向有“书画同源”的说法。首先中国的文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书和画同样都是以线条来表现的，其次，书与画所用的工具也相同，都是笔、墨、纸；从艺术技法看，它们都讲究结构、布局、韵致、笔法、枯润等；从艺术效果看，它们又都是以造型的美去感染读者的。
郑板桥是深谙其中三昧的，他在一则兰竹画的题款中这样写道：“日日临池把墨研，何曾粉黛去争妍？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郑板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通过细致的研究和揣摩的。他研究黄庭坚的书法，揣摩苏东坡的画艺，得到了奇妙的发现：“山谷(即黄庭坚)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不比寻常翰墨间，萧疏各有凌云志”。他又进而研究画竹与书法的关系，他说：“书法有行款，竹更有行款；书法有浓淡，竹更要浓淡；书法有疏密，竹更要疏密”。他分析了画竹与书法的相通之处，并且大胆地提出了将画法渗入于书的创见。而他讲的渗入又并不是将画竹的那一套生硬、机械地搬进书法，而是强调“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这就既说明了画竹与书法的相通之处，同时又注意了书法毕竟不完全同于画竹，而只能将画之关纽，透入于书。
板桥在创造“板桥体” 时，就巧妙地把兰竹的画法渗入于书法之中。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把板桥的书法归入“极瘦硬之致，亦间以画法行之”一类。清乾隆时著名的词曲家蒋士铨在一首题板桥画兰的诗中曾这样评价他的书画：“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砾奇古形翩翻，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他就是这样把书法与画法沟通起来，互相渗透，互相借鉴，达到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的境界。我们细细鉴赏他的书法，可以发见极为浓郁的兰竹笔意，有时中锋一竖如同竹枝挺立，有时斜欹一撤如同竹叶翩然，有时在布局节奏上可以领悟到兰竹的韵致。因此看郑板桥的书法，就像欣赏他的绘画一样，可以得到无穷的意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