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就是当之无愧的连结北大和台大的标志性人物，也可以让我们一窥民国时期，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有许多的杰出教育家的年代，更是北大最引领风骚的年代。
傅斯年，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生于1896年，卒于1950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他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先祖傅以渐为清朝的开国状元。“”
自幼天资聪颖的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11岁时已通读“十三经”。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后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此可见，傅斯年与北大的结缘，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已开始。
1918年，受民主与科学新思潮感染的傅斯年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倡导新文化、影响颇广的《新潮》月刊，因而出任北大学生会领袖。“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走在前头，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1919年夏，大学毕业的傅斯年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并进行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的研习，打下了学贯中西的坚实基础。1926年冬回国，翌年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和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中文系主任。
从1928年11月起，傅斯年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这是他再次与北大结缘。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时常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御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也有所批评。1937年春，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斯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傅斯年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后兼任台湾大学校长。直至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
从以上并不完整的简历可看出，北京大学不仅是傅斯年的母校，同时也是他长期执教的地方。自1929年到1948年，连同抗战时汇集北大、清华、南开大学的西南联大在内，傅斯年在北大“授业解惑”几近19年。期间1945年9月至1946年9月还任代理校长一年。北大对他的影响和他对北大的影响可想而知。
那么，为何只是出任代理校长而不是正式校长呢？原因是这样的。1945年8月，在北大任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卸职后，国民党政府原本想让办事干练、敢作敢为、长期为蒋梦麟当“参谋”的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恢复抗战前北大的局面，但傅斯年没有答应。傅认为只有他的恩师胡适才够声望，适合担任此职。于是致信蒋介石，除以自己身体不好、难以承担重任加以推辞外，并列举出胡适的很多优点和长处，极力推荐其出任北大校长。由于傅斯年陈述的理由充足，国民党政府后来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但因胡适当时人在美国，一时仍回不来，因而由傅斯年先行代理。
任代理校长期间，傅斯年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一是负责抗战胜利后北大从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迁回北京复校的任务；二是对日伪时期设立的所谓“北京大学”进行清理整顿，将伪教职员一概摒弃；三是致力于北大爱国传统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风的恢复；四是平息学潮，营造平和的读书环境。
就任几个月后，傅斯年在写给夫人的信中曾谈到在北大复校中遇到的困难和坚决不录用伪教职人员的原因。他说：“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适）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于是他以“正是非，辨忠奸”的大无畏精神，不为各种说情所囿，坚决将北大伪教职员，包括周作人等一概拒之门外。“为北大保持了一个干净的纪录”。之所以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为北大将来的学风着想”，为恢复北大的优良传统着想。这也是他任北大代理校长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其“傅老虎”的性格表露无遗。
在长期从事大学教育中，傅斯年也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教育思想。其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的独立；二是强调大学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平。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傅直指：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故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确切地说，傅斯年虽任过北大的代理校长，但他关于高等教育的思想和改革的设想，却是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内才得以全面实施的。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期创建的台北帝国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台北帝大，并于1945年11月将其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
当时的台湾，局势动荡。台大学潮迭起，加之办学经费不足，师资匮乏，管理混乱，问题成堆。国民党政府接管台北帝大后的三年，尽管先后派了三位校长，但任期长者不到二年，短者仅数月，就都知难而退。身患严重高血压的傅斯年正是在这种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于1949年1月出任台湾大学的第四任校长。
刚上任的傅斯年经过全面详细的调研后认为，台大校务工作之所以长久未能步入正轨，根本原因在于规章制度的不健全，已有的也贯彻执行不力。因此，他采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尽快健全有关规章并保证其得到严格执行。首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建立校务会议制度，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六个学院院长及教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定期讨论、议决学校大事，促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事实证明，这项有利于集思广益的制度很快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学校由一盘散沙迅速凝聚成一个指向明确且运转灵活的有机整体。
接着，他又着手整顿沿袭已久的新生入学为权贵大开方便之门的乱局，制定了周密的考试与录取制度。努力改进命题、印卷、考试、评卷各环节的组织保密工作。并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若谁发现台大负责人中有以人情收录任何一个学生，他本人愿受“国法的惩罚，社会的制裁”。同时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由于他顶住各种社会压力，终于使台大考试、录取工作中的舞弊之事，悉为杜绝。难怪后来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长期在大学从事各级行政管理工作的傅斯年当然也深知，师资对于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他常说：“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他接任校长的初时，台大的师资选聘正处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原来在台北帝国大学中占绝大多数的日本教授早已离台，另一方面，由于局势的持续动荡和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被共产党统治，从大陆聘请教师也殊为不易。师资因此严重匮乏，滥竽充数者多。所幸傅斯年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职，与“中研院”所属各学术机构多有交往。加上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使他得以聘任该院数十位著名学者到台大担任教授或兼职教授。让台大几乎集中了当时台湾岛内所有著名学者，连同原有教授，形成空前雄厚的师资阵容。
在选聘高水平师资的同时，傅斯年也采取了强硬措施，裁汰冗劣教员。他根据各学院师资的数量和质量，规定了当年教职员的淘汰率。并通过不定期地旁听任课教师的授课，使敷衍塞责的教师无法容身。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之一，同时又是受教育者。傅斯年上任后，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十分重视。并依据其积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三原则：一、帮助学生解决吃饭、住宿、穿衣、读书、看病等五大问题，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二、制定学生上课考勤和考试奖惩条例，既要求教师要“认真地教”，又要求学生要“认真地考”，使学习不努力、游手好闲的学生难以蒙混过关；三、提倡开展多种课外活动，使学生有“健康的体格，健康的精神”。
傅斯年还主张“机会均等教育”。他指出，由于贫富差别，或“既得利益的关系”，使得禀赋好、学力强、应升学的穷学生不能升学，而那些能力差、成绩差的学生却反而升学，这“确是不公道”。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一再公开表示：“我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为此，他在台大设立了贫穷学生奖学金、救济金、工读补助金等，使台大三千多学生无一人因生活困难而失学。
与此同时，他也倡导简朴的学风。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傅斯年发布了一个布告。布告称：“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竽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对基础学科的教学，傅斯年同样非常重视。主张“最普通的功课由最有学问与经验之教授担任，以便（使学生）入门的路不错”。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即提出充实六个学院的基础课程。并组织成立了大一国文、英文、数学三科教学委员会，亲自主持各基础学科教学讨论会，选聘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基础学科教学工作。
对各个学院各年级的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他也亲自过问，提出具体指导性意见。还在台大主持创办了一批研究所，为教授的研究和学生的学术训练提供条件，并对研究所提出了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教育的双重任务。一批台大毕业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与傅斯年在台大的教育思想指导及其实践是分不开的。
除了繁忙的校务工作，傅斯年还结合自己在台大的教育管理实践，撰写了《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多篇教育论文。
正是在傅斯年这样废寝忘餐的努力下，台大的校务工作很快被导入正轨，奠定了其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学的基础，并为日后发展成亚洲一流的大学打下根基。坦率地说，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确是难以想象的。而他自己却因超负荷的繁重工作，病情日益恶化，最后突发脑溢血而倒了下去，英年早逝。这时距他出任台大校长还不到两年。
诚如后人评说的，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
傅斯年去世后的第二天，台湾大学决定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1950年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蒋介石亲临致祭，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五千余人参加。台湾大学全体师生敬书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以此表达他们对校长逝去的痛惜、崇敬和爱戴。
为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又将其骨灰安葬在学校内的实验植物园里，并建斯年堂一座以资纪念。台大人称为“傅园”，同时铸钟一口，置于校内行政大楼前，称为“傅钟”。
笔者参访“傅园”时，见斯年堂旁边翠绿的草地上，立有一二尺见方的牌匾。上面写着：“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零），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及本校校长。1949年11月15日，傅校长在校庆演说中，期勉学生做到敦品、励学（原为力学）、爱国、爱人。这八个字，即成为台大校训。中研院王泛森主任说：一个学术的风格，一种自由开放的空气，我想这是他留给台大最主要的遗产”。这应是对他的盖棺定论了。
“傅钟”下面同样有一牌匾。上面一开始就写着傅斯年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接着是“一九四九年傅斯年先生担任本校校长，奠定本校发展基石。本校为纪念傅校长的贡献铸造了傅钟，而傅钟也成为台大的精神像征，傅校长的思维哲学正是傅钟二十一响的由来”。匾文为曾任台大校长的陈维昭所题。
近60年来，一直被视为台大精神像征的“傅园”、“傅钟”连同傅斯年所拟定的台大校训不断激励着台大人向前行。而每任校长都要为新生介绍傅斯年和他制定的校训已成为台大的一种传承。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傅斯年就是那种死了却还活着的人。每次敲二十一响的“傅钟”，就是傅斯年活着的象征。
值得指出的是，傅斯年在推动历史研究上也成绩卓著。他任“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所长的23年，不但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了70余种学术著作，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领导了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前后达15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数据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派专人进行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