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留学生，可比不上现在经济条件优厚的小留学生们。那时，有些没有全额奖学金的留学生们不仅经常是囊中羞涩，有时候，他们的生活和学费都没有着落。为了在异国生存，这些留学生们必须要通过校外打工来赚取部分学费或生活费。
听说美国移民局有个规定，学生非法在校外打工是不允许的。即便如此，这些留学生们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谁都知道，没钱不仅交不上学费，也买不起面包和牛排啊。为了学业和生活，咱哥几个豁出去了。
有一些警惕性特别高的留学生，为了防止打工时让移民局突击检查时被打上黑户口，他们斗智斗勇，与各路好汉们用隐姓埋名的策略玩起了游击战或仿间谍战。要想当打工“特务”，就得改头换面当假人。假做真来真亦假，改名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误会就会由此而来。说起来十分有趣，我刚来美国时，和一位名叫大河的哥们，在名字上就闹了个笑话。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四。在我出生前，父母按照性别排列的随机猜测，我应该是个男孩。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大概在我出生前，爸妈就给我起了一个特别男性化的名字。据说，女孩叫男孩的名字，皮实，好养。
到了美国不久，男男女女的留学生们都开始给自己起洋名字了。其实，有个英文名字没什么不好的。老美叫着顺口，老公叫着简单，何乐不为呢。话虽这么说，来美国这么多年了，我这人一直很固执地保留着父母赐给我的中文名字，至今没有人叫我什么娜什么达什么卡的。
大河是一南方帅哥，在刚到雅典城时，我和他相识于热热闹闹的图书馆休息区。平时，我和他基本上就是个点头之交。后来，我搬家后，与我合租一套公寓楼的小莫和他比较熟。在那里，我遇到他几次，我这才把他的名字牢牢地记住了。
1991年夏天的某日晚上，我们公寓楼的公用电话响了。首先接到电话的小莫“咚咚咚”地来敲我的门：“那谁，那谁，快，你的电话。”这里的“那谁”，当然就是我的中文名字了。九十年代初，还没有网络，书信和电话是大家交流的主要方式。那时，我课后的主要盼望就是电话和家书了。听说有人找我，我高兴得像过年似的，我赶紧拿起了我房里的电话分机，开口就是哈罗哈罗。很意外，我刚把哈罗说完，对方就给了我一闷棍：“你怎么变成女的了？”。此话怎讲？我一直就是女的呀。做女人多好啊，有人疼有人爱的，还可以时不时地向男人发个小脾气什么的。在我看来，做女人好，做男人累，做重压下的中国孩子最受罪。
话说那天，我挂下电话，真是百思不解。我想，对方一定或者是打错电话号码了，或者是名字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这种事情，在美国几乎天天都会发生.遇到这种情况，大多只要说一句wrong number就没事了。这件事虽很奇怪，但生活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值得我操心，我很快就把它忘到九霄云外了。
没过多久，好久未有声音的大河出现在我们的公寓楼。据说，他从纽约打工回来，几天前刚刚回到了雅典城。大家见面后，自然免不了一阵开心的嘻嘻哈哈。在谈到纽约打工的经历时，大河幽默地讲起了他在那里的中餐馆隐姓埋名的故事。讲着讲着，大河说，你们知道我在纽约用的是什么假名字呢？
“用的什么名字呢？”我好奇地问到。大河看看我，声若洪钟般的对我坚定地说，我用的是你的名字啊。
哎哟，怎么会这样？这是不是名字侵权哪？幸亏性别不能作假，否则，要是大何在纽约犯事，那移民局还不得把我抓去审问？大河见我一脸疑惑，耐心地向我解释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哈哈，几分钟后，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在离开雅典城前，为了节省不必要的花销，大河不仅退了自己租的房子，也断了水电和电话，他于是成了彻彻底底的自由人。他暑假到纽约打工时，为了身份的安全，他用了一个与我同名的假名字和中餐馆的老板周旋。为了应急之用，他把自己的假名字和小莫的电话号码留给了纽约招工处。就这样，只要纽约招工处要找大河，他们就会把电话打到小莫那里。因为我与小莫和其它的室友共用一个电话号码，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大河的女替身。这才有了前面那位中餐馆老板对我“变性”的怪罪。
现在想想那时的留学生，想挣点儿钱，多不易呀。他们既怕移民局抓到打黑工的他们，大概也有点儿忌讳熟人会认出他们的微妙心理吧。他们隐名埋姓的。我这样说，是有一定的理由的。我知道，纽约某些中餐馆的老板确实挺会剥削人的，而我老公就是个被剥削的活例子
1991年5月底左右，来美国刚三个月的老公，在完成托福考试之后，他也动身去纽约打工了。那时，在小小的雅典城，靠我一人的奖学金维持两人的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坦率地说，他之所以要出去打工，是为了还债。
我出国前，只有7天的工龄。由于我没为国家服务过，出国前，我狠狠地交了一大笔培养费。虽然父母和其他亲友慷慨相助，为我交上了这笔费用，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尽快把他们的钱还上。那时，我们花销虽不大，但我们的日子过得却十分节俭.除了日常花销，我们几乎什么都不买。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公寓的小王，深知我们的经济实力和还债的压力。为了给老公省下去纽约的路费，他把老公和另外一位同去纽约打工的女孩，一起请进他那辆用700美金买下的破车里，一路把他们拉到了纽约。那时，大家互帮互助互相理解，这是多么朴实的友情啊。
纽约离雅典城并不太远，那里的中餐馆是雅典城留学生们打工的首选之地。到了纽约，老公两眼一摸黑，搞不懂为什么非要用假名字去打工。于是，他照猫画虎，稀里糊涂地和前面提到的大河一样，也给自己临时起了个名字。你猜他叫啥？叫王宁啊。老公这人真滑稽，王宁是我北京研究生班的师姐。他叫啥不好，非要起了这么个名字呢？虽是这么说，我其实知道原因。老公大哥的乳名里有一个“宁”字。他想起这个名字时，说不定也想起了他远在中国的大哥。
“王宁”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上岗后，从最低级的男工开始做起，主要负责添冰水，收拾残羹剩饭等。在中餐馆里，这种工作基本没什么小费，底薪又很低.除非万不得已，很少有人爱做这种工作。“王宁”因为没有任何餐馆经验，只能从这种最低级的工作做起。
有一天，“王宁”正在收拾几桌剩菜剩饭时，店老板从前台吆喝着：“王宁，快点儿，快点儿，先给六号台的客人加冰水去。”。只见老板喊了半天，王宁还是依然故我，依然从容不迫地整理那几桌子剩饭。老板不解，从远处走过来，气乎乎地从背后给了王宁一巴掌：“你是聋还是哑啊。你这小子，没来几天，竟敢不听老板的话。难道你反了不成？”看到老板发火了，“王宁”马上从月亮回到了地球。他笑着对老板说，对不起啊，我这就去加冰水去。
一个多月后，当“王宁”回到雅典城，给我讲这件趣事时，我们俩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据“王宁”讲，那天老板叫他时，他根本就没反应过来老板是在吆喝他呢，他当然也就不会对老板的指示有任何行动上的反应了。看来，隐姓埋名并进入特务状态，并不是件容易事。从这点来看，他比大河肯定是差远了。那阵子，我时常拿这事和他逗趣：“就你这素质，当个特务或者间谍什么的，要是没有委任状的提醒，你肯定得歇菜”。
不久前，我们在一起忆苦思甜时，当年的“王宁”又谈起了这段打工经历。他说，那时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中餐馆的老板每天只付他十几块钱的低薪和几块钱的小费。就这工，猴年马月才能挣到钱呀。一气之下，“王宁”把老板给炒了，到另外一个餐馆做“李宁”去了。也许因为“王宁”有过这个被人剥削的经历吧，他深知餐馆打工者的不易。现在我们去中餐馆吃饭时，每次，他给服务生的小费总是比较慷慨。
在美国，隐姓埋名打工者肯定还会有。比如，很多年前，照顾我女儿的华人保姆，用的也是假名字。有时候，我会想，打工时隐名埋姓真的有必要吗？现在的留学生还需要打工吗？纽约的中餐馆里还会有“王宁”或者“李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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